公共政策中的功利主义

功利主义伦理学从趋乐避苦的人类本性出发,以"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为最高原则,试图将个人利益加总成共同利益,以实现公共利益最大化。长期以来,功利主义成为公共政策的指导原则,其后果导向、效用计算被应用到公共政策评价之中。应该看到的是,这种追求片面功利原则的公共政策存在各种弊端,影响社会公正,使公共政策价值失范。本文着眼于分析以功利主义为伦理导向的公共政策所存在的困境和新功利主义对古典功利主义的修复。     

穆勒功利主义社会观对中国社会的考察

文章以约翰·穆勒《论自由》观点为依据结合中国现代化生活实践中人的存在的历史变迁,阐明功利主义价值主体的特征,说明人是欲望与良心的统一体,社会的健全与人的进步之间的历史的必然关联.穆勒通过“天才观”与“习俗专制”的对峙,强调功利主义社会的人观并说明“个人与社会和谐”的阈值.穆勒功利主义社会观对中国社会的考察既肯定中国传统文化的精良又倡导以社会的发展来推动民族的进步和个人独立自由,以自利为圆心,以知识、自尊、平等、责任、义务、利他等为半径的功利主义价值主体的培育是中国转型期道德建设的主要内容.     

康德的道德形而上学对功利主义原则的“求助”及其实质论析

康德的道德形而上学通过对"幸福"概念的批判,否定了以获得幸福为目的的功利主义思想确立的道德准则及其确立根据,并强调了基于义务论立场的道德形而上学原理。但诸多伦理学家却认为,康德在论述其道德形而上学过程中是借助了功利主义的一些基本原则,因此,他们对康德道德形而上学的义务论立场提出了质疑,并由此为康德所否定的功利主义思想的合理性进行辩护。通过对康德道德形而上学的分析,我们认为,这实际上是对康德道德形而上学的一种误解。康德尽管并不排斥幸福,但却坚定地反对将幸福作为道德的根据。康德是将道德准则建立在理性存在者的自由意志基础之上的。我们认为,康德的道德形而上学是义务论的,是义务论中最具典型性的道德哲学。     

论权利的合理性基础

关于权利合理性的基础,国外哲学界提出了以人类本性为基础的自然权利理论、社会正义理论和功利主义理论等三种观点,但都未能对权利的合理性基础作出圆满的解释。本文提出的权利基础的历史正义论认为,主体对自由与安全的追求,是权利合理性的主体基础;正义的形式原则,是权利合理性的逻辑规范基础;社会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前提条件,是权利合理性的现实基础。一种权利规范只有同时建立在这三重基础之上,才能具有真正的合理性。     

公共政策执行自由裁量权的伦理困境及其制约机制

公共政策的执行离不开自由裁量权,但公共政策执行过程中的自由裁量权是一把双刃剑,其正当行使能产生积极效应,不当行使则会带来消极影响.因此,必须对公共政策执行自由裁量权予以必要的制度约束,在行使自由裁量权时坚持合法性、合理性、应急性原则,同时构建完备的伦理制约机制.     

公共政策:前提、推论、新观点

公共政策的本质在于其“公共性”特征,在这样的前提下,公共政策的主体只能是“代表性公民”,而基于功利主义的“契约外包”违背了公共政策的本质原则,在实践中存在“短途旅客”、“影子官僚”、淡化公共福利的初衷等问题。但这并不能抹煞公务员作为“代表性公民”、具有公共精神的优良的品质和政府的公信力优势。     

论以基本公共服务作为社会正义的信息基础——基于可行能力视角

信息基础是理解和判断各种价值理论和实际政策的焦点.可行能力视角以一个人实现了的功能性活动作为评价的信息基础,这种个人可行能力的视角既顾及了功利主义对人类福利的兴趣,又考虑了自由至上主义对选择过程和行动自由的关切.现阶段,中国正努力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目标,其恰恰涉及的是人们的功能性活动.因此,我们可以“可行能力方法”来理解基本公共服务,把评价性焦点聚集于人们实际享受的基本公共服务,尤其应聚集于人们在基本公共服务的组合上有没有做选择的自由,以体现社会正义的价值取向——“以人为本”.     

功利主义与道义论的对立与统一—兼论转型时期中国社会的道德重建

功利主义和道义论是西方社会两个最重要的道德哲学流派。作为当代西方道德哲学的两个最基本的理论趋向,功利主义与道义论在相互辩驳、相互争斗中发展和嬗变。两者的对立体现在不仅各自的范畴体系和理论内容不同,而且在众多伦理问题上两者观点不一致甚至截然相反。同时,在相互诘难中两者又不断相互接近、相互融合,两者之间同样存在诸多共性乃至理论一致性。当代的功利主义和道义论的这一发展,使得超越两者的对立并最终走向统一成为可能。功利主义和道义论的统一,对转型时期中国社会的道德重建具有重要的理论参考价值。     

公共哲学视角的公共秩序价值解析

人的本质规定了人注定离不开公共生活.公共生活需要公共秩序.公共秩序是公共生活的根本前提,是公共利益的现实基础.公共政策是社会公共生活的产物,是维护社会公共利益的工具.公共政策通过对社会公共价值的权威性分配来协调利益关系.建立公共秩序构成了公共政策的核心价值追求.     

公共管理视域中的检察机关探析

在公共管理研究的诸多不同角度中,宽域视角无疑具有重要地位.从公共管理研究的宽域视角出发,应对作为公共管理主体的“政府”进行广义理解.从“大政府”的观点看,公共管理是包括立法机关、行政机关、检察机关、审判机关和军事机关在内的所有公权力主体管理社会事务的活动.从宪法地位看,检察机关是国家机构之一,是公权力主体,属于公共部门.检察机关通过参与制定公共政策、参与执行公共政策、参与监督公共政策的实施来参与公共管理.     

从管制发展史看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变更

本文以西方管制的实践和理论发展脉络为线索,通过分析近几百年来自然垄断产业管制改革的主要经验以及理论发展的历史逻辑,揭示政府管制和市场竞争关系的演变和发展。     

高校共外资料室的图书管理与利用

要提高高校共外资料室书刊资料的利用率 ,需精选书刊资料 ,按国家标准分类、编目 ,并编制专题目录等 ,使其发挥更大作用     

以科学发展观推进党的建设

科学发展观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最新成果,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指导方针,为以改革创新精神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指明了前进的方向.     

试论汉代碑铭序文中的变体、破体现象

汉代碑铭文兴盛,是当时盛行的各文类中的显学,历来受到研究者的重视。但是,汉代碑铭序文中出现的大量变体、破体现象,却一直没有在文学研究中得到应有的关注。其主要表现是：碑诔文体功能的接近引发以诔文笔法作序;非事功化带来的志怪传奇体渗入;碑铭形制变化影响——碑传文私人化增强,叙述方式由单一描述加入对话;文人的逞才显能心理使赋体、诗歌体流入序文。     

浅谈期刊的特色意识

期刊是靠特色存在的,拥有特色是期刊成熟的重要标志。期刊的特色意识在于锁定读者市场,体现自己的思想和价值导向,为读者提供独到内容的刊物和服务。     

论从实践理解世界的物质性和自然世界的先在性

马克思主义唯物论是一种物本主义形态的唯物论,还是一种超越物本主义形态、从实践理解世界的本质相关问题的实践的唯物主义的唯物论？这是一个我们必须搞清楚的有关马克思主义唯物论的本质规定性和精神实质的重大问题。在考察物本主义的唯物论及其思维方式的局限性的基础上,揭示了马克思主义唯物论是现代的、实践的唯物主义,并重点研讨了马克思主义唯物论关于从实践理解世界的物质性和自然世界的先在性的原理,以期为马克思主义唯物论进一步阐明人类世界的实践性原理奠定基础。     

文体学视野中散文诗的文体生成

文体革命不仅直接导致了文体的生成 ,还间接影响着文体的形态甚至文体的价值。文体革命通常不是纯粹的文体内部的变革 ,总是与人和社会休戚相关。散文诗是诗与散文异质同构的新的抒情性文体。散文诗文体从无到有 ,从自发到自觉的发展过程和人类追求自由的发展进程大约同步 ,是人类社会和艺术世界自由发展的结果 ,具有独特的社会价值和艺术价值。散文诗的出现和发展不仅与人追求自由的天性和社会追求自由的本性有关 ,还与艺术自身具有的革命潜能引发的文体革命相关。因此与诗 ,特别是与抒情诗相比 ,散文诗具有更自由的文体形态和更偏向于社会价值的文体特征。研究散文诗的文体起源与价值 ,有助于理解文体革命的真正原因和意义     

对国情的认识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作用

对于国情的认识对党的方针政策的制定起着决定性作用。翻开中国共产党八十年的历史我们不难看到，正确认识国情是党制定正确的方针政策的根本保证，党史上的重大失误又都与对国情的错误认识有重要关系。总结这些历史经验，深刻理解我国现今所处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国情，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过程中适时调整政策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论执政组织文化的内涵建设与价值提升

执政组织文化是政党政治条件下执政党与国家机关以及社会组织互动关系中形成的一种体系文化.执政组织文化鲜明的政治性和使命性的文化特质,是构成执政组织文化价值的核心要素,而文化内涵是文化价值的重要变量,发展文化内涵,保持文化的先进性,是提升文化价值的关键.执政环境和执政使命变化后,需要进一步加强执政文化内涵建设,增加新的文化元素.当前中国共产党执政组织文化建设中,急需再造学习文化、发展创新文化、重塑服务文化,以进一步提升组织文化价值.增强组织文化功能.     

试论新形势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中的媒体责任

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媒体担负着重要责任,媒体是公民认同和接受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重要桥梁和纽带。媒体及其工作者要加深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理解,准确把握其丰富内涵和基本要求,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要求贯穿到宣传报道之中,为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发挥积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