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地方古籍整理的历史、成就和价值——《广西地方古籍整理研究丛书》总序

最早系统载录广西文献者当推清代谢启昆《广西通志.艺文略》,其后《近代广西经籍志》、《广西省述作目录》、《广西历代文人著述目录》诸书各有贡献。20世纪40年代,陈柱、黄华表开始整理广西地方古籍;80年代以来,广西古籍整理成果渐丰,而以莫乃群主编《桂苑书林丛书》成就最高。广西大学文学院《广西地方古籍整理研究丛书》,则是对广西地方古籍文献中作家别集的一次空前规模的整理,也是对广西地域文学与文化的一次比较深入的发掘研究和重要创获。这些广西地方古籍,对广西地方经济、文化建设具有多方面的借鉴意义与应用价值。     

略论白鹤梁题刻的文学内涵与价值

现存白鹤梁题刻就其文学类型来说,主要有诗、铭、记、词等几种.其中除一般题记外,诗文题刻数量所占比重最大,而词类作品数量较少,且形成年代较晚.总体而言,白鹤梁题刻文学有别于传统文学以抒情为主的基调,具有很强的纪实性特征,这种纪实主要反映在纪人、纪事,以及记载石梁一带自然风物方面.白鹤梁题刻的上述文学特点,鲜明体现了有别于国内其它石刻文学的一些方面,同时大体勾勒了涪州地域文学发展的某个侧面.     

白鹤梁题刻《晁公溯题记》价值小议

《晁公溯题记》是1996年白鹤梁水下考古发现的新题刻,它的发现对白鹤梁题刻文化的研究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主要表现在:它改变了现有白鹤梁题刻数量的陈说、对研究中国古代“灾变”学说有重要价值、对研究宋代晁氏家族在巴蜀活动及其对三峡文化的构建有重要价值、对探索晁公溯的形迹与交友有参考价值。     

《南诏德化碑》与先秦经典文学

《南诏德化碑》是研究南诏历史文化最重要的实物资料。本文从文学角度对《南诏德化碑》作者的创作动机,碑文与《左传》、《诗经》等先秦经典文学的对照,论述其受先秦文学影响的根源问题。     

《唐代铨选与文学》序

我于八十年代前期撰写《唐代科举与文学》,旨在以科举作为中介环节 ,把它与文学沟通起来 ,研究唐代士子的生活道路、思维方式和心理状态 ,以进一步考察唐代文学是在怎样的一种文化环境中进行 ,以及它们在整个社会习俗的形成过程中起着什么样的作用 ,这样的研究思路曾得到学界的认同。当时南开大学中文系主任罗宗强教授在为拙著《唐诗论学丛稿》所作的序言中 ,就说 :“至于《唐代科举与文学》,则纯粹是从文化史的角度研究文学的范例 ,它从一个侧面非常生动地展示了有唐一代士人的文化心态” (1 990年 3月 )。广西师范大学中文系张明非教授所…     

新发现的北魏郑道昭刻石及相关问题探讨

郑道昭是北魏时期著名的书法家。山东省莱州市“云峰刻石”中的“九仙题刻”是研究郑道昭晚年的书法艺术和思想的珍贵资料。但千百年来 ,所能见到的有关资料及现存的刻石仅有“五仙”题刻 ,其他“四仙”题刻既未见记载也未见实物 ,甚至有人对是否有“九仙”题刻提出了质疑。新发现的“四仙”题刻 ,使“九仙”题刻趋于完整 ,解决了“云峰刻石”研究中的一个颇有疑义的重大问题 ,并为研究郑道昭晚年的书法艺术和“爱仙乐道”之风的道家思想倾向提供了新的资料。     

《诗经》阐释与刘勰的诗学理论

刘勰诗学理论建构与《诗经》阐释有着密切关系,刘勰评价《诗经》的基本立场是“唯务折衷”,即平衡折衷宗经大旗下文学理论所面临的种种矛盾,同时以《诗经》文学实践为基础为其诗学理论建构的提供重要的依据,它具体表现在：以《诗经》创作实践为依据,揭示诗（文学）与社会现实、与时代的关系;以《诗经》阐释为依据,提出“情志”说,将文学的情感性与思想性统一起来;立足于《诗经》阐发诗赋颂赞等文体形式的演变和审美意识的发生;以“比兴”论《诗》突出“比兴”的文学与美学意味,这些都推进了中国古代诗学理论的进展。     

《史记》文学研究资料整理刍议

古今中外的《史记》文学研究资料十分丰富,如何进行有效的整理,为理论研究和"史记学"的发展提供依据,是值得重视的问题。20世纪以来,学界在《史记》文学资料索引、汇集评论、典籍整理、书目解题等方面取得了一定成就。随着社会的变化和学术的不断发展,我们亟需对中外《史记》文学资料进行更全面的综合整理,建立丰富的资料库,在此基础上进行理论总结,形成系统的中外《史记》文学研究史,为《史记》研究走向国际化奠定良好基础。     

得汉城摩崖题刻叙事及其审美价值

得汉城是巴蜀地区典型的古城堡遗址之一,因地制宜的山城防御体系,其城墙附近的摩崖题刻以其自有的叙事方式展示了独特的美学风格。论文梳理其叙事系统为:内容上,题刻叙事与得汉城地理、历史人文构成互文性叙事;形式上,题刻叙事反映了古代诗歌的审美性和汉字独有的视觉艺术效果。得汉城题刻与城墙相互辉映,其内容和形式上的独特性构成了巴蜀地区古城堡独有的时间与空间交织、实用与审美并存、官方与民间协奏的审美特点。     

新历史主义视角下的《王氏之死》

《王氏之死》是美国著名汉学家史景迁的一部带有强烈文学色彩的史学著作。《王氏之死》并非是完全客观的史料的堆积,既有相对真实的历史资料与官方记录,也有虚构性的文学作品,文学文本与非文学文本形成互文、交流、协商的态势;史景迁对蒲松龄的文学作品的大量引用无疑也为其历史叙事增添了很强的文学色彩,同时又加入主观的想象与推理,这样其历史叙事就具有了典型的文学叙事特征,凸显了隐藏在文学中的社会存在与话语。     

略论叶梦得笔记的文学史料价值

叶梦得现存笔记作品有《石林燕语》、《岩下放言》、《避暑录话》、《玉涧杂书》。其文学史料价值主要体现为：记载文人轶事提供作家研究资料,记录诗事轶闻可助考查诗文写作背景;因其记载得以保存已失传作品,为宋诗辑佚提供材料;考证诗文相关诗事、词语、典故,为后人作注提供参考。评论作家作品,体现其文学主张,也可了解其时文坛趋势,具有文学思想史料价值。     

关于《文选》的选文范围与标准问题

《文选序》欲“以能文为本”作标准来区分文学与非文学,但这无法落到实处,《文选》不具备这样的功能。《文选》即“文”之选,而不是在“非文”与“文”中选文。其选文以“文集录”为封域,类随文立;而又不为其所束缚。《文选序》并没有提出作为全书的选录标准,“事出”两句或“综辑”四句说的只是史书部分的“赞论”、“序述”及其相近的各种实用性文体的选录标准。至于全书的选录标准是什么,只能就《序》与《选》作综合研究才有可能得出。萧统编撰《文选》以审美价值为其依归;其“教科书”的作用等等,都是“派生”的。     

刘勰的文学变迁研究概说

中国文学艺术变迁的研究,为时尚矣。先秦典籍《吕氏春秋》中,就有关于上古文学艺术起源的推测了。两汉时,一些著名史学家和文学批评家都有此类议论。如郑玄在《诗谱序》中说:“欲知源流清浊之所处,则循其上下而省之。①”这种历史的具体的研究文学发展的原则,无疑是可取的。时至魏晋南北朝,便形成了研究热。挚虞的《文章流别论》、葛洪的《抱朴子》、沈约的《谢灵运传论》、刘勰的《文心雕龙》,钟嵘的《诗品》和肖子显的《文学传论》都是重要著作。其中,尤以刘勰的研究为出类拨萃。对上古文学的推断刘勰研究上古文学,依据的资料,主要见干《易经》、《尚书》、《诗经》、《礼记》、《春秋经》、《吕氏春秋》、《列子》、《论衡》等著作。《文心雕龙》中推断上古文学的篇章,比较集中在《原道》、《时序》、《明诗》、     

《孙子》散文艺术简论

《孙子兵法》是我国先秦时期最重要的兵家著作,历来深受中外学术界重视。但从文学角度对《孙子》进行研究的却凤毛麟角。一般的文学通史对诸子散文的关注多集中于儒、道、墨、法、纵横家身上,于《孙子》之文似未见有过论述。然纯粹从文学角度而言,《孙子》在阐述其军事理论时与诸子阐述其政治理论一样,都运用了文学的笔法,将之列入诸子散文艺术之列自属当然。以文学的眼光通览《孙子》十三篇,可以将其形象概括为几句话,即:结构如环如网,语言如歌如诗,句式多用连弩句或鸳鸯句;兼有诸子散文之长,而少诸子散文之弊。     

中国文学批评史学科创立时期的文学观念

中国文学批评史学科的创立是以五本文学批评史学术著作的出版为标志的,尽管这些著作都力求客观、真实地呈现古代文学批评的原貌,但著者或显或隐的文学观念仍在一定程度上制约着他们对古代文学批评的认识与理解。陈钟凡的《中国文学批评史》是想象、感情、思想与辞藻、声律相统一的文学观;郭绍虞的《中国文学批评史》是感情与美感相统一的文学观;方孝岳的《中国文学批评》是情感与美的价值相统一的文学观;罗根泽的《中国文学批评史》是以感情为中心,实质与形式相统一的文学观;朱东润的《中国文学批评史大纲》是美和激情相统一的文学观。中国文学批评史学科创立时期的文学观念以思想性与艺术性的统一为中心,把情感与美感作为评判批评家的标准。     

《中国文学资料全编·现代卷》出版发行

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总篡的《中国文学资料全编.现代卷》第一套已由知识产权出版社出版。该书收有《郭沫若研究资料》《创造社资料》《中国现代文学期刊目录汇编》等,共60种,81册。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向来重视文学史料的系统整理与研究。     

日本《影弘仁本〈文馆词林〉》与北朝文

日本《影弘仁本〈文馆词林〉》收录北朝文章49篇,其文献史料价值主要有三：其一,补严氏《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所未辑;其二,补足严氏所收残章断句之篇;其三,与严氏所辑之文互为校勘。日本《影弘仁本〈文馆词林〉》所存高允《南巡颂》,魏收《兖州都督胡延碑铭》（并序）与《征南将军和安碑铭》（并序）等“颂”“碑”之文,更是北朝重要文人的散佚作品,可填补北朝文学研究的资料空白。其完整的文本形态与丰富的文学表现是进一步探讨北朝文体演进与文学态势的基础。而大量的北朝公文资料不仅有助于明确北朝诸历史事实,还可推进并还原北朝公牍文的发展脉络,值得深入研究。     

民间文学视阈下的日本彝学研究历史、现状与思考

[提要]日本学者的彝族民间文学研究已有100多年历史。本文在大量第一手资料的基础上将日本彝族民间文学研究分为文本研究初期、田野考察初期、比较研究期、活态口传文学研究期四个阶段。文本研究初期以汉文文献《竹王传说》《九隆神话》的文本分析为主;田野考察初期由鸟居龙藏1902年的西南研究所开创,此次调查为后来的日本学者研究中国西南诸民族奠定了基础;比较研究期始于中日建交以后,日本学者通过民间故事的彝日比较,为日本民间故事研究导入了新的方法论;活态口传文学研究期从上世纪90年代至今。日本古代文学研究者利用彝族创世神话复原日本《古事记》等上古文学,其新的研究方法超越了国界,在日本古代文学、古代史以及民俗学方法论等方面取得了巨大成绩。     

报刊与晚清文学近现代转型研究的厚重力作——读《报刊与晚清文学现代化的发生》

张天星《报刊与晚清文学现代化的发生》以近代中文报刊为视角,研究晚清文学在报刊媒介作用下的近现代变革,体系阔大,视野开阔,资料翔实,论证细密,新见纷呈,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是一部研究报刊与晚清文学近现代转型的厚重力作。     

考察中唐文化与文学转型的新视角--读马自力《中唐文人之社会角色与文学活动》

在唐代文学领域,近年最引人注目的是文学与政治关系的研究,主要涉及两个方面,一是文学与政局的关系,如卞孝萱《唐人小说与政治》、王汝涛《唐代小说与唐代政治》、孙琴安《唐诗与政治》、胡可先《中唐政治与文学》、《政治兴变与唐诗演化》;一是文人的政治角色,如傅璇琮《唐宋文史论丛》所收翰林学士研究系列论文、戴伟华《唐代使府与文学研究》、傅绍良《唐代谏议制度与文人》。仅从这些书名就能感受到,“政治”正在成为学者们热切关注的视角。最近出版的马自力《中唐文人之社会角色与文学活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属于后一方面的研究,它为我们多角度地认识唐代文人和文学带来富有启发性的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