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媒介为核心的文艺传播学研究新范式

文艺传播学综合运用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的方法,在研究过程中,以媒介为关键节点,并以此链接媒介文化、媒介产业、媒介产品、文化产业、创意产业等诸多概念,既可以从理论与抽象层面,也可以从经验与操作层面进行研究。在继续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分析视角的前提下可将文艺传播的历时性研究归入文化层面上的上层建筑,将文艺传播的共时性研究归入经济...     

论多重视域下认知传播学的本质特性

认知科学与传播学,两个古老的学科体系因时代环境的变更而转合,衍生出范式转型下其学理框架融合的认知传播学,超越各自独立源学科的脉络体系使其在多重视域下呈现出了新的学科特性。以特性为路径,探讨认知传播学情境互动下的建构机制,表明该学科已经具备交叉研究的包容性、超越传统的前沿性、动态变迁的现代性、多重研究的实践性、完整脉络的系统性、承上启下的学术性等六大本质特性。在转型范式下,认知传播学本质特性的梳理从主体、内容、渠道、受众、效果五个维度对整体认知传播学产生了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跨学科视域下文化研究新范式初探

"文化研究"自20世纪80年代末引入国内以来,受到学术界的广泛关注。不同学科从各自研究视域对其进行多维阐释,取得了一定的研究成果。随着文化研究由小变大,由弱变强,如何突破研究的固有藩篱,打破学科之间的学术壁垒,并在交叉学科视野下构建新型的文化研究范式,逐渐成为学界的关注点。这种新范式的构建需要从四个方面着手:第一,加强与国际"文化研究"学术界的沟通与交流。第二,要从不同的学科基点出发,分别形成一定的学术研究圈,这些学术圈之间要更多地从"文化研究"本体出发,进行深层次的交流和沟通,辩证地吸纳各个学科视域下的"文化研究"成果。第三,高等院校应该在"文化研究"相关课程的开设,以及交叉学科学术方法的倡导与运用中,起到一种引导促进、示范和带头的作用。第四,"文化研究"应时刻保持对主流文化价值观的引领。     

人文主义与科学主义的融合: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的研究范式

研究范式是一门学科存在和发展的关键所在。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历来存在人文主义与科学主义两种研究范式之争。既肯定思辨研究的意义,又肯定注重经验(事实)的客观性、普遍定律和演绎说明的价值,实现人文主义与科学主义两种研究范式的融合,是推动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建设的一项基础性工程。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研究中包含的经验的客观性和人的主观性、独特的意义系统以及假设演绎和解释性理解,是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研究实现人文主义与科学主义融合的客观依据。在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研究中,要实现人文主义与科学主义的融合,就必须根据具体研究情境,有选择性地实现思辨研究与实证研究相结合、质性研究与量化研究相结合。     

行为传播学：建构未来传播学统摄性范式——行为传播学的学科价值、研究面向与关键议题

媒介技术发展重构了社会生态与传播图景,新的媒介技术开启了升维性实践与学科重构进程——传播理论与新兴社会现象之间的断裂以及传播学“十字路口”的困境呼唤传播学理论的迭代。传播学重构需以个人为基点,对个人认知、体验和关系进行中观、微观考察。文章尝试以行为科学作为支点,阐释“行为”范畴在传播个体与媒介环境中发挥的统摄性作用,论证以“行为”范畴表征传播中的个人的合理性,由此“行为传播学”呼之欲出。在学科构建的基本路径中,根据知识生产模式在行为科学的视域下找到学科研究的基本面向,并进一步通过可供性理论工具阐释行为传播的关键议题,为重构传播学提供了新的思考方向。     

传播学知识谱系生成的三个关键词——从“学科互涉”到“学科规训”

从20世纪初以来,传播学的学科知识谱系一直在不断地成熟和完善,但作为一门多学科交叉的边缘学科,其学科的合法性仍然被学界质疑。本文以学科互涉、知识越界和学科规训三个关键词作为研究视点,深入探讨了传播学知识谱系生成的历史过程及其发展前景。     

中国社会转型制度研究的新范式:“互动式”研究

制度研究存在多种范式,以往无论是社会学的"结构决定论"、"理性选择理论",还是经济学的"交易费用理论"、"制度变迁理论",关注的焦点或理论前提都集中在了制度上,而忽视了行动对制度能动的反作用,致使其理论视野"作茧"于制度本身。在针对中国社会转型的制度研究中,应当克服以往"单向式"研究的不足,努力融合社会学与经济学制度研究的优长,把宏观研究与微观分析结合起来,既要研究制度对行动的限制,又要研究行动对制度的反作用,从制度与行动的双重关系这一实践逻辑入手,用新的范式——"互动式"研究来代替以往的"单向式"研究,进而明确制度与行动是不可割裂的生产与再生产的关系。     

从“大众”到“商品”:西方传播受众观的基本研究范式透视

受众研究作为传播学研究的重要领域,在西方存在四种基本的研究范式.传统的经验主义受众研究是建立在实证主义哲学与当时的社会发展基础之上;法兰克福文化工业批判研究作为重要的研究思想与方法论,是对经验主义受众观的反驳.持积极受众观的文化研究学派的兴起,是大众传播发展特别是新媒体兴起后受众发展的必然结果;在全球化进程加快的20世纪80年代后,伴随消费文化成为全球的流行思潮,以及受众的市场化与商业化,受众作为商品特性日渐突出.四种主要研究范式,理论与实践分殊、风格迥异,形成了受众研究多元化趋势,呈现了不同的受众分析维度,并日渐交融.     

翻译研究新范式：认知语境转向

翻译研究的"认知语境转向"以人类的认知和理性存在的本体论为基底,其哲学根本是体验哲学与历史事件.认知语境具有认知与语境的本体论特征,体现客观实在性和认知相对性的统一.认知语境转向从翻译的言内认知语境和言外认知语境及其互动的关系出发,考察翻译主体的认知、语言、存在的互文顺应关系,在宏观和微观上探索译学发展途径,避免译学"语言学转向"的语言泛化、"文化转向"的文化泛化等倾向,把焦点集中在解决译者思维与文本、主观与客观的关系问题.翻译研究的"认知语境转向"的取向大大拓展了翻译研究"认知转向"视野,也有利于译学的建构.     

认知范式转移的原因、特点与意义——对作为解释中国传统哲学方法的考察

在20世纪解释中国传统哲学的实践中,被用于解释中国传统哲学的认知范式（唯物认知范式、科学认知范式、人文认知范式、逻辑认知范式、自我认知范式）,由于时空的变化、自身的性能、应用主体素质等方面的影响,会出现“转移”现象,而这种转移表现为全局转移、局部转移、隐性转移、主体性转移等四种形式,同时呈现出渐进式、无伤亡式、对调式三大特点。这些内容的把握有助于将认知范式正确用于中国传统哲学研究并获得积极结果。     

思想政治教育研究的“范式新解”——来自“新教育学”的启示

作为思想政治教育发展过程中的重点问题,思想政治教育研究范式长期受到学界的普遍关注,并取得一系列重大研究成果。在“新教育学”研究范式的启发下,思想政治教育有望取得“范式新解”,从本体论维度看,思想政治教育核心概念重构、实践视角切换以及多元学科融合可推动思想政治教育内涵与学科视域的转变;从认识论维度看,准确把握思想政治教育内部矛盾运动与外部环境变迁,全面审视范式困境,有助于强化与明晰思想政治教育哲学底蕴与生成逻辑;从方法论维度看,转变思想政治教育实践方式,聚焦思想政治教育系统缺陷,以此为突破口精准治理系统缺陷,可实现思想政治教育研究范式优化。借鉴新教育学研究范式是思想政治教育谋求创新发展的一次有益尝试。     

研究范式创新：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三大体系”的方法论自觉

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不仅指“加速”,更指“高质量”和“高境界”,因此需要方法论自觉。其中核心环节就是学界要站在“中国走向世界”的新时代方位上,明确肩负新时代根本性使命,即深刻梳理和总体反思西方话语体系,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体系,以研究范式创新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谱写新篇章,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自主知识体系。这是一项任重而道远的事业。     

城市外来人口“身份-认同”研究的范式转换——从“制度建构”范式到“文化场域实践”范式

近年来,城市外来人口的身份认同问题成为公共政策和学术研究的重要问题.主流的“制度建构”研究范式在城市外来人口身份认同问题上渐现偏颇与不足.实现城市外来人口“身份-认同”的前提并不是“制度建构”研究范式所诉求的政府相关政策、制度的变革,关键在于通过强化既有内群体身份或创生新的“共享内群体身份”,实现其自我及社会的现实认同.相关研究应由“制度建构”范式向“文化实践场域”范式转换.     

“自我认知范式”的形成、意义与问题

几乎与西方哲学被用于理解中国哲学的同时,中国学者便对西方哲学应用状况及其效果给予了密切关注和理性评估。针对西方哲学被用于理解中国哲学发生的意涵误读、价值肢解、话语垄断等现象,中国学者提出了回到中国文化的知识系统、义理系统、价值系统理解中国哲学的主张。此主张成为20世纪多数中国学者的解释根据和研究方法,从而在解释方法与价值立场两方面有效地回应了以西方哲学理解中国哲学的学术思潮。此主张即所谓"自我认知范式"。"自我认知范式"的发生与形成,不仅表明中国学者对以西方哲学方法理解中国哲学的行为自始至终都保持了观念上的警惕,而且表明中国哲学的内容、特质和精神很大程度上得到了保护,并因此成为有效消化、吸收西方哲学的重要途径。由于"自我认知范式"为"西方哲学用于理解中国哲学的实践与结果"所"逼"而生,因而不能不表现出论据的同一性、视域的狭隘性、结论的非确定性、价值的唯我性等限制,此即提示我们在坚持、发扬"自我认知范式"的同时,也必须努力突破这些限制,以推动中国传统哲学的创新性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