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风险时代的新个体伦理责任结构

在风险已成为影响人类生存、生活重要因素的技术时代,以后果确认责任承担方式的责任伦理学遭遇到了前所未有的理论困境和实践难题,表现出了"有组织地不负责任"状况。这种状况的产生,不仅表明了技术时代风险的人为性、结构性、不易控制性、潜在性等特征,而且也表明了责任伦理本身的抽象性、建构性及远离人生活的现实性等特征。个体主体作为伦理责任的真实承担者是从事实际活动的现实个人,只有个体伦理责任能力的生成及个体伦理责任行为的落实,才能从根本上使责任伦理规避风险成为可能。在技术风险时代,个体伦理责任是全面的、丰富的,它不仅表现为个体主体对自身、他人及社会的责任,而且也表现为对自然及未来人的责任。新个体伦理责任是以个体主体对自身责任为核心的"五位一体"的新结构,具有自然、社会、价值三重向度的生态合理性。     

人工智能赋能教育的伦理省思

人工智能赋能教育是技术发展的时代必然，但在智能技术与教育的融合过程中，教育技术、师生关系以及教育环境等方面也会产生新的伦理风险。从理论上说，教育技术运用方面的伦理风险，主要根源于由认知受限而导致的算法黑箱、由文化偏见而引致的算法歧视、由智能技术法制缺位而引发的伦理治理受阻；师生关系方面的伦理风险，主要根源于教师、学生以及师生等伦理关系的错位；教育环境方面的伦理风险，主要根源于由价值歧视导致的社会公平正义缺失，从而引发更深层次的教育不公平。因而，在人工智能赋能教育过程中，一方面要理性看待已经出现或可能会出现的伦理困境，另一方面要在倡导智能技术和教育融合共生的基础上，从加强技术支撑和伦理规范建设、构建新型师生伦理空间、明晰智能教育伦理责任和提升师生智能素养等四个方面，构建人工智能教育伦理治理新范式，以防患于未然。     

人工智能的伦理风险及其规制

随着人工智能的广泛应用,其在为人类生产和生活带来便利的同时,也引发了数据隐私泄露与算法偏见、责任主体冲击与边界模糊、主客体异化与信任危机、软法缺陷与硬法缺失等伦理风险。规制人工智能的伦理风险,须优化人工智能技术设计,注重隐私保护与社会公正;赋予人工智能以社会角色,划定人与智能的责任边界;构筑人工智能伦理规约,强化人的主体地位与诚信品质;加快人工智能的法制化进程,健全智能伦理制度体系,从而促使“人—机”和谐共处。     

人工智能的伦理风险治理探析

人工智能技术增进社会福祉和进步的同时,伴随着人机边界模糊、责任追究困境、价值鸿沟扩大和技术过度依赖等伦理风险。人工智能伦理风险的生成有其内在逻辑。人工智能伦理风险的深层性、复杂性等特征契合了协同治理的要求。协同治理范式是人工智能伦理风险治理具有可行性的新探索。推进人工智能伦理风险的协同治理,应构建多元协同组织,形成以政府为核心,技术专家、社会组织、研究机构和公众等共同参与的风险治理自组织系统。在此基础上,通过夯实协同治理条件、增强协同治理参量提升人工智能伦理风险治理效能,促进人工智能伦理风险的整体性治理。     

社会治理共同体构建的伦理之维

社会治理本身蕴含伦理要求。从社会治理主体的伦理角色定位来看,政党具有主导型功能,是主流伦理道德规范的制定者和倡导者;政府具有服务型功能,坚持人民至上,以为人民服务为旨归;社会具有协同型功能,以便协商各方关系,实现协同共治;公众具有参与型功能,以便彰显主体自觉,担当主体责任。社会治理共同体建设的主要伦理原则表现为：目标上的公平正义原则,手段上的协商共治原则,责任上的共担共建原则,权益上的共享共荣原则。社会治理共同体构建的伦理进路主要表现为：增强赋权转能,以多元共治秩序为基点;拓展理性内涵,以关照人文精神为支撑;回归治理本位,以德法协同治理为方式;强调公共价值,以善智与善治互构为目标。社会治理共同体构建实质上也是一种伦理共同体的构建。     

大数据时代隐私保护伦理困境的形成机理及其治理

人类社会已悄然迈入大数据时代,大数据技术在给社会带来多方面积极变化的同时,其野蛮生长与广泛运用也给人们的隐私保护带来了一系列伦理困境.大数据时代隐私保护的伦理困境表现为:数据挖掘与隐私信息的整合、数据预测与隐私信息的呈现、数据监控与隐私信息的透明、数据分享与隐私信息的扩散等.大数据时代隐私保护伦理困境的生成机理,主要源于科学技术的负效应、财富创造的关联性、规约机制的滞后性、隐私观念的流变性等因素.治理大数据时代隐私保护伦理困境的基本理路包括:重构科技伦理,促进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统一;完善制度伦理,促进法治他律与行业自律的统一;降低监控风险,促进知情同意与结果控制的统一;建构责任伦理,促进权利与义务的统一.     

当前我国伦理困境的生成原因及消解策略

伦理困境在人们的社会生活中不可避免。社会学理论认为,"异质性"是伦理形成的基础,"不平等"是伦理困境形成的直接原因。主体身份模糊导致社会责任与伦理义务不足,异质性交叉的僵化导致整合性交流的不足,社会向上流动机制的低效,"哑铃型"的社会阶层结构导致中间阶层力量过弱,文化价值观念与现实社会制度的断裂等导致我国当前的伦理困境。伦理困境的消解需要构建社会主体的多重身份参数,将主体性控制在合理范围内;要搭建异质性交叉平台,促进伦理共识的形成;培育"橄榄型"社会阶层结构,打造伦理冲突的缓冲区;畅通不同群体的流动渠道,软化社会阶层结构;构建共享性的核心价值观,消弭伦理观念的边界。     

“环境进入伦理”与伦理世界观的改变

深层生态学的原则表明,“环境进入伦理”展现为伦理世界观之转变。我们从黑格尔“伦理世界观”的扩展释读中看到：“伦理觉悟”是对道德主观性的扬弃;而伦理世界的“设定的和谐”展现为人类史与自然史在文明演进中的伦理觉悟;伦理世界观落实到伦理行为,就是“为承认而斗争”的现实生态。“环境进入伦理”展开了以自然为基础的承认关系,它要求一种生态觉悟,并以生态自然与伦理的“设定的和谐”为中介来构建各种形式的主体间承认关系,是在当代人类处境中,通过重新检讨各种类型的伦理承认关系,重建文明与自然之融合的伦理世界观。“遵循环境伦理”,是“环境进入伦理”的文明进程或文明觉悟通过伦理行为所要完成的伦理世界观之转变的关键,是其伦理客观意志的体现。     

人工智能的伦理困境与正向规约

人工智能是根据对环境的感知,做出合理的行动,并获得最大收益的计算机程序,它有着应用人工智能、通用人工智能与超人工智能三类层级。由于超人工智能远超人类的控制范围,对人工智能伦理的考察可以从其他两个层级展开。从应用人工智能伦理看,人工智能引发了信息安全困境、责任归属困境、技术依赖风险以及产业后备军与社会不公平等问题。从通用人工智能伦理看,人工智能带来了人机边界模糊、人的存在异化、人的自由异化甚至人类种族终结等问题。对此,要在坚持人本主义原则的基础上,通过技术层面的智能监管、程序设置与价值规范以及社会层面的伦理设计、法律规制与协同治理等,实现对人工智能的正向规约。     

网络伦理的困境及对策分析

网络伦理的困境是由网络的技术特性、网络交往的特殊性、网络规范的自律性、网络文化的自由特征、网络主体的多元性等因素造成的。要使网络伦理走出困境,必须吸收现实社会伦理的优秀因子,构建网络伦理规范体系,加强网络法制建设,使网络道德生活实践与网络伦理标准保持一致性。     

论制度伦理与和谐社会的建构

追求和谐一直是中华文明演绎的主题,以和谐为特征的文化精神可谓生生不息。追求秩序、崇尚和谐作为我们一种深厚的文化情结无疑也是我们当前提出建构和谐社会的一个深刻的社会文化背景。制度伦理具有规范、协调和创新等功能,这对于建构和谐社会来说是不无助益的,从这个方面来讲制度伦理是对建构和谐社会“良序情结”的一种回应。更为关键的是制度伦理与和谐社会二者在理性诉求和终极眷注方面是可公度、可通约的,二者都追求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有机耦合,马克思所谓“大写的人”是二者共同关注的深层次的问题域,同时这些也是二者在伦理生态方面重要的整合点与互动点,可以说,制度伦理与和谐社会二者之间是一种互构互益性的关系,体现了人类社会追求真善美有机统一之境界的共同期待。     

论公益伦理建设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公益伦理建设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主要体现在:第一,公益伦理建设是我国公益事业良性发展的需要;第二,公益伦理建设是维护社会稳定、促进社会和谐的需要;第三,公益伦理建设是我国公民道德建设的重要渠道.     

孔孟儒家伦理关系模式及其现实意义

和谐的伦理关系能促进人类道德生活的完善,而非均衡、不平等是孔孟伦理关系模式的鲜明特征。洞察这一伦理关系模式的长短得失,对于完善我国当前的道德体系及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历史上,孔孟儒家伦理思想对我国传统社会产生了深刻影响,很长一段时期曾经居于意识形态地位,其中的伦理规范亦成为人们在当时社会生活中的重要行为准则。     

风险社会治理与科技伦理应对

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既为人类创造了极大的物质财富,又给人类带来了难以预知的危机风险。人类正步入一个“风险社会”的时代。人类对自身理性的过分自信和对科学技术理性的无限滥用,是导致风险社会产生的价值根源。现代科技发展的负面效应使人类自身正面临着种种不可预知的社会风险。积极应对科技发展的危机风险,将其控制在个人和社会所能承受的范围之内。避免使其转化为真正的社会危害,在科学技术活动中介入伦理价值的维度,确立和倡导科技伦理的价值规范,是有效规避和治理社会风险的一项重要举措。     

微公益凸显的伦理问题及对策探析

“微公益”是指从微不足道的小事入手开展公益活动,注重由少积多的公益行为。与传统的公益活动相比,微公益呈现出参与人数多、事情小、目标明确、针对性强、运用现代传媒方式等特点。结合微公益呈现的特点,对微时代下的人人公益行为以及微公益过程本身引发的伦理道德问题,如社会信任、道德自觉性、法律关系、公平性、权利与义务等问题进行深入剖析。通过问卷调查法、访谈法,对重庆市公民进行了关于微公益认识与伦理问题的调查研究,从伦理学、社会学的视角着手,介绍微公益伦理问题的表现,分析微公益伦理存在的原因,提出从法律法规的制定、监管力度的完善、诚信品质的落实及网络道德的建设等方面应对微公益凸显的伦理问题。     

人工智能伦理规范核心原则的政策文本内容分析

[目的/意义]人工智能技术悄然拉开了第四次工业革命的大幕,为各行各业的发展带来了革命性变化。但该项技术的法律规制和标准规范建设尚不完善,引发了全球对于人工智能伦理原则与规范体系的探索与思考,各国学(协)会相继发布了人工智能伦理规范或政策文件。本研究全面分析和梳理当前认可度较高的人工智能伦理原则的核心框架,旨在为各国制定和完善人工智能伦理规范提供参考。[方法/过程]运用网络调研法、内容分析法和比较研究法,在综合考虑影响力、国别和可获取性等因素的基础上,选取近年各国学(协)会已发布的有关人工智能伦理原则的权威政策文件,提炼出其中涉及的人工智能伦理原则的核心框架和主要内容。[结果/结论]人工智能领域主要包括:造福原则、责任原则、公平正义原则、安全原则、尊重人的自主性原则、隐私与个人信息保护原则、透明性原则和可靠性原则等8项人工智能伦理原则。     

和谐社会的伦理秩序：外在与内在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理论的丰富和发展,也是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发展的必然结果。和谐社会的构建离不开伦理道德问题。和谐社会是一个兼有外在社会政治理想和内在道德理想双重特性的社会,因此创造一个具有良好内在和外在伦理秩序和道德氛围的社会环境是构建和谐社会的一个重要内容、重要任务。     

社会公共伦理问题及其解决路径

在全球化与市场经济背景下,中国社会正经历着公共领域的重大转型和一系列变革,由此带来了不少尖锐复杂的社会公共伦理观念的冲突。公共教育体制改革问题、社会财富观念问题、公共卫生问题、食品安全问题、社会救助与福利制度安排的正当性问题等,都需要公共伦理学的解释和关怀。公共伦理需要寻找最基本的道德视点,作为处理各种伦理冲突的基本价值观,并确立一些基本的道德准则,构建公共伦理秩序。当代中国公共伦理问题的解决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公共伦理建设,关键在于切实加强对身处公民社会发育和实践历程中的全体民众进行现代公共道德观念教育,并使其长期化、制度化。     

传统孝文化: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伦理基础

传统孝文化是我国传统伦理型文化的基础和核心,在历史上发挥过重要的作用。我国已进入老龄化社会,要在全社会形成敬老、爱老、养老的良好氛围,在建设和谐家庭、和谐社区的基础上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更离不开对传统孝文化的挖掘和弘扬。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一个包括人与人、人与自然以及人与社会之间和谐的社会,而传统孝文化是人与人和谐的价值渊源,是人与自然和谐的精神基础,是人与社会和谐的原始动力。传统孝文化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之伦理基础。     

政治伦理与和谐社会

政治伦理与和谐社会之间有必然的联系。中国古代的伟大思想家都曾从政治伦理的视角思考过建立和谐社会的问题。他们的政治伦理思想在当今仍然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建立和谐社会需要经济和财富基础,而经济和财富问题也是政治问题。效率问题对于和谐社会的构建是重要的,公平问题对于和谐社会的构建更为重要。现代和谐社会的建设取决于民主建设、法治建设,而民主和法制的建设说到底则是社会规则和社会规则意识的建设。规则因时事而变,但其所遵循的政治伦理理念却当一以贯之。公、正、平、和的政治伦理理念在现代政治中贯彻得好,和谐社会当下即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