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嘉朴学的缘起及启蒙意义

“明清实学”向“乾嘉朴学”的转折 ,与清朝第一、二代知识分子微妙而复杂的社会心态有关 ,更与实学思潮发展的内在学术理路有关。朴学家以纯学术的态度和方法考订整理出儒学经典的本来意义和真实面目 ,抖落了自汉唐至宋明附加在儒学经典上的种种纲常伦理说教。正是这种“金粉尘垢”的抖落 ,使得乾嘉朴学与反封建的近代维新思潮有了某种明显的相通     

儒家诗教原则在明清时期的总结

明清时期,社会风尚变异,出现启蒙思想,但中国思想文化坚持了以儒学为基干,兼综道、佛的三维结构。诗教思想虽然也在发生着悄悄的变化,但依然信奉儒学传统,这表现在论文崇“道”,提倡“兴、观、群、怨”,文论家多讲“性情”等方面,其代表人物王夫之的文艺理论具有这一期的鲜明特点。     

从“照着讲”到“接着讲”——论冯友兰讲儒学的新思路

冯友兰突破"照着讲"的经学话语方式,采取"接着讲"的哲学话语方式,把两种讲法结合起来讲新儒学。"接着讲"的接点,不再是道统中某个历史人物,而是由理、气、道体、大全构成的逻辑观念系统。讲的内容以做人为主题,彰显儒学的普遍性价值,评述自然、功利、道德、天地四种人生境界,在现代语境中重申儒家群体至上、希圣希贤的价值取向,解决现代人价值迷失的问题,重新明确人生的意义及其归宿。     

戴震关于儒学治学旨归的辨析

圣贤以后的儒家学问,就是通过儒学经典的研习以揭明圣人之道且身体力行,这是孔孟以后儒家学者的共识。但是,经典所明之道究竟是不是圣人之道,则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戴震提出判定所明之道是否为圣人之道的双重标准：以训诂考据手段揭明经典义理,通过学以致用去实现和确证儒学真理。戴震通过确立治经明道的双重标准以诠释儒学治学旨归,对于全面、完整、准确理解和把握儒学思想特质和儒学思想的实现方式,都具有极其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在“仁者爱人”的背后——“孔子之道”评议

近年关于孔子与儒学的研究,不时有人提出：孔子的仁学思想只是讲普遍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及行为准则,具有超越时代和阶级局限的普适意义。不少论述或割断历史联系而刻意洗刷, 或抽掉阶级内容而着力粉饰,实似是而非。本文以《论语》中的原始载述为基本依据,就孔子儒学的伦理思想进行辨析,说明仁礼合一、以礼为本的孔子之道,体现着封建宗法主义的价值追求,并不具有近代欧洲文艺复兴以来人道主义学说所特有的自由、民主、平等和人格独立的价值精神。我们今天可以而且应该积极汲取孔子儒学中的某些合理内核,但决不能以复兴儒学为指归。     

当代儒学研究的历史主义方法论反思

当代儒学研究在历史主义价值取向下突出表现为“就史论史”、“以论带史”和“论从史出”三种史论模式。在对儒学的诸种“历史解读”中,历史主义的研究立场并不直接指向儒学理论的原创性生成和发展,“创造性的解释学”依然有其自身限定的问题视界和儒学知识论域。当代儒学研究在解读目的和研究方法论上,应当力图超越简单的“照着讲”和“接着讲”,而是要在“对着讲”的全球文明视阈和现实问题批判中发展当代儒学,以直接“面向问题自身”的理论立场和知识勇气推动当代儒学原创性理论的生成。     

兵学与儒学之间:论吉田松阴政治变革思想的形成

日本倒幕维新运动的先驱者吉田松阴(1830-1859)自幼受山鹿流兵学的影响,主张以儒学基本理念规范兵学。虽然曾有短暂动摇,松阴一生基本坚持了从兵学者的立场出发研究儒学的学问取向。《讲孟余话》是松阴从兵学角度解释儒家经典的代表作品,而《〈武教全书〉讲录》更进一步将儒学直接纳入到兵学之中。松阴深受儒学影响的独特的兵学观,具有军事问题政治化、政治问题道德化的思维倾向,一方面促进了其激进主义变革思想的形成,另一方面也产生了过度重视实用,轻视普遍主义道德规范的局限性。     

王安石的儒学人物评价及其道统观

王安石一生的学术宗旨是要建立新经学、新儒学来统一全社会的思想。王安石把圣王之道作为儒学的真精神,把经书传习作为儒学的存在形式,把儒学创始人孔子看作是古代圣王之道的继述者,赞扬后世能够振兴儒学的豪杰之士,并自觉地以道统传承为己任,表现出掩迹孔孟、自作圣人的人生抱负。     

方东美对张载关学的现代诠释

方东美对张载关学的诠释是独具特色的。他首先指出大气磅礴是张载关学的精神气质,认为张载承接孟子的"浩然之气",发扬了儒学的生命理想和创造精神;其次,他肯定援道入儒、儒道融通是张载关学理论建构的关键和枢纽,确立了北宋儒学形态的路径和方向,对于宋明理学的奠基有历史性贡献;最后,方东美对张载文本的解读注重"对着讲",善于以西方文化为参照反观中国文化的特点,以寻求中西思想价值的归致和贯通。     

在"仁者爱人"的背后 --"孔子之道"评议

近年关于孔子与儒学的研究,不时有人提出孔子的仁学思想只是讲普遍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及行为准则,具有超越时代和阶级局限的普适意义.不少论述或割断历史联系而刻意洗刷,或抽掉阶级内容而着力粉饰,实似是而非.本文以<论语>中的原始载述为基本依据,就孔子儒学的伦理思想进行辨析,说明仁礼合一、以礼为本的孔子之道,体现着封建宗法主义的价值追求,并不具有近代欧洲文艺复兴以来人道主义学说所特有的自由、民主、平等和人格独立的价值精神.我们今天可以而且应该积极汲取孔子儒学中的某些合理内核,但决不能以复兴儒学为指归.     

评价乾嘉学派应消除历史成见

乾嘉学派,亦称乾嘉汉学,或乾嘉考据学,因其于“乾隆、嘉庆两朝,正达于高潮,学术界几乎都被他占领”,故以乾嘉学派名之。由于乾嘉学派是乾嘉时期占支配地位的学术流派,又是有别于其它历史时期的学术,足以反映清代学术特点的学术思潮,因而也有人以“清学”称之。惟其如此,欲研究清代学术思想,特别是要研究乾嘉道时期的学术文化,必然应着重研究乾嘉学派。近年来的清史研究中,乾嘉学派也的确引起学界的关注。但是,乾嘉学派产生形成的真     

三教并举状况下的隋唐儒学发展脉络

以三教并举为特征的隋唐时代,佛、道二教彰显出极大的影响力,以致遮蔽了儒学的光芒。历来治隋唐思想史者多以佛学为重点,对此时期儒学的发展有所忽略,研究成果较为欠缺。但是事实上此时期的儒学有其自身特征,且从文中子"三教可一"说到韩昌黎"传道"说,构成了应对佛、道二教的儒学自身发展脉络。外之则与隋唐政治社会发展状况密切相关,内之则表明了从经学向子学过渡以及理论化趋向的儒学新形态的萌生。     

李纯甫儒学思想初探

李纯甫是金代哲学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身为儒家子,儒释道兼修,断言大道将合,力求三教合一,并一生为之努力不懈。《鸣道集说》是他仅存于世的学术专著,本文将以此书为主要依据,从关于《鸣道集说》、儒学思想的主要内容、儒学与佛学、大道合一四个方面,对李纯甫的儒学思想作以初步探讨。     

什么是儒学——《简明儒学史》导言

儒学是“为道之学”。道是“主张”、“主义”,道不是规律。道的核心内容是治国平天下,修身是治国的前提,格物致知又是修身的前提。儒学与经史术艺、天文律历是密不可分的。儒学的发展可分为重视礼仪制度阶段和重视心性理论阶段。     

“百姓日用之道”与民间儒学的价值探索

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面对西方思想浪潮的冲击,传统儒学何去何从始终困扰着我们。李泽厚以其人类学历史本体论为据,开出了"西体中用"的药方;蒋庆则以春秋公羊学为中心,建立起了一套"政治儒学"的哲学架构。本世纪初,以刘述先为代表的港台新儒家,第一次立场鲜明地将"民间儒学"从"政治儒学"和"精神儒学"两大价值系统中分离出来。本文即从"圣人之道"与"百姓日用之道"这两条线索出发,旨在探寻民间儒学的思想脉络与内在价值,及其现实意义上的展开方式。     

儒学话语策略的调整与汉代经典解释学的形成

儒学话语建构具有强烈的策略性特征。从孔孟"以道自尊"的锋芒,到荀子缓和"道""势"、依经立义的言说,再到汉代经典解释学的形成,都是儒学话语策略调整的结果。话语策略调整伴随着儒者与君权之间的力量消长,联系着儒学的基本形态与品格,并在诗学文化史上具有深远影响。     

论章太炎的儒家道德观

伦理道德是反映一个民族一个社会文化心理和价值取向的重要方面,在儒家思想中尤其占有重要地位。如,孔子讲“践仁”,便是实现道德之仁,孟子的“道性善”、陆象山的“尊德性”、王阳明的“致良知”,其所“道”、所“尊”、所“致”者,即道德之性、道德之知。宋儒所推崇的《大学》所谓“大学之道”,以“明明德”为起点,以“止于至善”为终点,其所“明”所“止”的过程,就是道德从启发到圆满的过程。儒学讲“内圣”讲“修己”,都是强调道德理性的价值。不可否认,儒家道德对中国封建社会的形成和稳定曾经起到过积极作用,但是,伴随…     

孔子思想与“公民儒学”

对孔子思想进行—"公民儒学"下的"道德思考",很有必要。这样的儒学不再是以心性论、主体自觉为核心,而是要以广大的生活世界为反省的对象,以广大而丰富复杂的历史社会总体为反省的对象,并把自己放在天、地、人交与参赞而构成的总体之中。从这总体之根源来说,即是从中国人的"道"上来说,这时候的"道"就不是我们生活世界之外的道,不是一个挂空的形而上之道,而是天、地、人交与参赞所构成的总体,并落到笔者所谓的存有实践这一层。如此一来,要以"社会正义论"为核心的道德哲学思考、以"责任伦理"为核心的道德哲学思考,来取代以"心性修养论"为核心的哲学思考,或者简单地说,要由"传统儒学"进到"公民儒学"。     

《文心雕龙》与儒学及玄学的关系

《文心雕龙》的基本思想是儒学思想,不是玄学思想;《原道》中的“道”是儒家之“道”,不是玄学家所说之“道”。但刘勰又以“通变”、“日新”的革新观对玄学采取了慎重的态度,既有某些汲取和肯定,也有某些排斥和非难。所以,《文心雕龙》的基本思想既不是孔子的原始儒学思想,也不是两汉的今古文经学思想,而是魏晋以降经过加工、补缀、渗融而适合时代需要的新的儒学思想。     

乾嘉时期的学统重建

乾嘉时期,清儒有一种普遍的学统重建的意向。其侧重面有三:汉学学统的重建、经世实学学统的重建、礼学学统的重建。正是通过如上三个方面,典型地体现出清学重礼、重学、重行为效应的色彩。乾嘉时期的学统重建,以上续孔孟学统为旗帜,彻底打乱了宋明以来儒学“心性理气”、“道统”与“学统”的传承谱系,体现出历史发展的延续性和非延续性的统一。乾嘉时期的学统重建虽然表现形式是“复古”,但其历史内容却是“近代指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