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对民族传统舞蹈形态的影响——以甘南州卓尼莎姆舞为例

甘南州卓尼县地处汉藏文化交界处,是以藏族为主的多民族聚集地,其独特的地理位置和文化环境使得卓尼地域文化具有民族文化交融形成的多样性风格,卓尼莎姆舞即是这种文化多样性的集中体现,其舞蹈形态的队形场图、道具服饰、仪式过程以及动作、歌词与祭祀对象等,均受到多种文化的影响。借助舞蹈身体语言学的理论范式对卓尼县藏巴哇地区的莎姆舞形态进行描述,考察构成莎姆舞语言的话语方式,并从语境与语义的角度分析其存在的文化生境和其中的文化内涵,运用“涵化”理论讨论其中的文化涵化现象,探析多文化融合在莎姆舞形态中的呈现方式,以此考察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对传统舞蹈形态形成的影响,有助于进一步夯实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文化基础。     

关于藏族文学史的分期问题

藏族文学与藏传佛教的各个教派发展与衰落有密切的联系 ,因此藏族文学史的分期应符合藏族历史发展规律及称谓的五大阶段 ,即 :远古时期至赞普统治时期的藏族文学、分裂割据时期的藏族文学、萨迦王朝时期至藏巴第斯政权崩溃时期的藏族文学、甘丹颇章政权时期至西藏和平解放时期的藏族文学和社会主义时期的藏族文学。     

主巴噶举派在西藏的活佛及在国外的发展

主巴噶举派是藏传佛教噶举派现存重要的一支,噶举派支系繁多,但目前仍有派系传承的不过是噶玛噶举、止贡噶举、达垅噶举及主巴噶举四支,香巴噶举则是名存实亡了。元、明、清三代,主巴噶举派的苦行僧遍布天下,深入民间,流传深远,所以西藏有这样几句流行的说法:“藏人一半是主巴,主巴一半是苦行乞丐,苦行乞丐一半是圣人。”在藏族历     

简论明朝对甘、青藏族地区的治理

元、明时期,甘肃、青海藏族主要活动在河(州)、湟(水)、洮(河)、岷(州)及玉树、果洛地区,本文仅从政治、经济、宗教三方而论述明朝管理这一地区的基本政策及其特点。谬误之处,敬请同仁批评指正。     

九龙"烧老鹰窝窝"习俗及其文化内涵

九龙县位于四川省甘孜州东南部、藏彝走廊的核心地带.境内民族以藏、汉、彝族为主,藏族又分为"鲁汝"、"木雅"、"批米"、"北蕃"、"纳木依"五个支系.多元的民族或族群之间的互动造就了许多复合、兼容的文化现象,"烧老鹰窝窝"即是其中一例.本文通过对"烧老鹰窝窝"这一民俗的人类学田野考察,揭示了该习俗背后隐含的文化信息,指出在藏彝走廊地区由于民族或族群历史及文化背景的不同会造成文化选择的多样性与差异性.     

卓尼藏族服饰及民族文化交流研究

卓尼藏族服饰是洮州地区农业区藏族(今卓尼县)特有的服饰文化。它的产生、发展是区域文化的产物,由自然环境、历史文化与民族文化交相辉映,具有较高的研究价值。研究以实际调研为基础,结合文献记录和图像资料为证。从民族文化交流而言,卓尼藏族服饰在融合了汉民族文化的同时,还受到蒙古族和满清服饰文化的影响,并具有时代性质。     

本教藏传佛教与岷县汉族群众的信仰

一、本教与岷县汉族群众信仰 众所周知,远在佛教传入西藏之前,藏族的先民就信奉本教,藏语称“本布”()。本教是青藏高原地区的一种古老的原始宗教。它的特点是“崇信鬼神和自然     

安多藏语中诸语音层探析

藏语是我国藏族人民通用的本民族语言,使用这种语言的人有三百多万,遍布甘、青、川、滇的部分地区和西藏自治区。对于藏语方言的划分,一般分为安多、康、卫藏三大方言区。近年来由于工作的需要,在先辈们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这一方言区的部分土语作了些调查。根据一些语音现象及其表现规律,我们认为安多方言由于历史的、经济类型的、宗教等方面的影响,可划为三个语音层,即牧区藏话,半农半牧区藏话和农区藏话。三者各有特点,互相影响。它象波浪,     

晚清藏区“藏俗改良”运动述评

晚清时期,驻藏大臣在藏族地区开展的藏俗改良运动,不仅是藏区"新政"的一部分,也是全国"新政"运动的一部分。驻藏大臣借助在藏区"新政"的推行,一方面对西藏旧的政体进行了较大变革,以让西藏地方处于中央政府的绝对控制之下;一方面试图让藏族地区与汉族地区拥有共同的文化和价值观,通过对藏族传统社会中的"落后习俗"的改良和广兴教育,实现文化同构,为西藏社会的发展开辟道路。藏俗改良运动开启了民智,培育了新风,打破了藏族地区长期以来的文化封闭落后状态。但由于清王朝自身的腐朽衰落,西藏僧俗上层的抵触,群众基础的薄弱以及对西藏政教合一政权的强大力量和对传统习俗的超稳定性缺乏深刻认知,导致藏俗改良运动失败。这场运动,是驻藏大臣落实清政府在全国推行民风民俗改良统一部署工作的一部分,并非驻藏大臣自己设计实施的专门针对藏族地区而采取的措施。在运动过程中,虽然确有一些方法措施显得简单、粗暴,但似乎与"大民族主义"无关。     

藏族女学生英语学习难点剖析

藏族地区英语学习基础薄弱,这一点在藏族女生中特别突出。藏族的文化背景、地理位置、生活方式以 及藏族女性社会地位的低下成了制约女生学习英语的根本原因;同时,师资力量弱、教学条件差也成为阻碍藏族女 生学习英语的间接原因。通过对红原、若尔盖两县的实地调查,本文主要分析了藏族女学生学习英语的环境、能力 和困难所在,以及藏族女生在藏、汉、英三语学习中的关系,并提出几条可行性改进方法。     

藏族教育史研究的可喜成果——读《藏族近现代教育史略》

朱解琳同志编著的《藏族近现代教育史略》(以下简称《史略》)一书,1990年已由青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引起了从事藏族教育和藏学研究同志们的普遍关注。这是一部专门论述甘、青、藏、滇、川广大藏族地区百年来藏族教育史的专著。据我所知,迄今为止,这还是第一本。全书史料详赅,内容丰富,系统地论述了藏族近现代教育史的发展始末、经验教训及其民族特点,具有较高的学术理论价值,是藏族教育史研究领域值得庆贺的可喜成果。     

谈谈洮州“花儿”

洮州“花儿”别具风格,独树一帜,是流传于今甘南藏族自治州境内的临潭县和卓尼县(部分地区),还有同临、卓两县交界处的岷县、康乐和临洮县的小块地区的一枝瑰丽的花朵。她源远流长,形式活泼多样,内容丰富多彩,具有浓厚的乡土气息,在西北“花儿”中占有重要的地位。 近几年来,随着对“花儿”研究的深入,一向很少有人研究的洮州“花儿”也开始引起了学者们的重视,可说是一个良好的开端。根据目前对洮州     

明中后期青海河湟地区藏族人口数量考察

本文着重对藏民族在明代中后期的人口数量进行历史考察,通过对有关历史资料的分析考证,进而得出了这一时期的藏族人口数据。在一定程度上填补了青海河湟地区藏族人口史的空白,这对全面了解明代河湟地区藏族社会经济状况有着重要意义。     

宕昌羌故地遗俗述证

宕昌羌故地遗俗述证杨士宏宕昌县位于甘肃省陇南地区西北部，东邻礼县，西接甘南舟曲、迭部，南连武都，北依岷县，总面积３３３１平方公里。现有３１个乡镇，包括新城子和官鹅两个藏族乡，居住着汉、藏、回三民族共２６万多人。一、宕昌历史概说历史上羌族支系繁多，似东...     

卓尼名僧考略

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的卓尼县,因寺院而得其名。座落于柳林镇北郊的卓尼寺是卓尼杨土司政教合一的宗教中心,同时也是文化中心。在八思巴(即卓贡·八思巴罗智坚参,于公元一二六九年应忽必烈之请,再次去京,途经卓尼、岷县、陇西)的倡导下,由其随行萨迦巴格西主持,于公元一二九五年(元贞元年)始在一座宁玛派小寺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后又在该寺专职堪布(僧官)仁钦龙布任职期间,于公元一四九五年(明天顺三年)又将原     

藏-汉-英三语结构下藏族学生英语学习特点浅析

本文从藏族地区英语教学的教学方法以及藏、汉、英三语的对比入手,应用第二语言习得研究领域及教学法研究领域中的相关理论和方法,通过测试、问卷调查和个人访谈等,调查分析了藏族地区英语教学现状以及各种外语教学法特别是语法翻译法在该地区英语教学中的运用情况。     

试论洮迭藏语的语音特点及其形成的历史渊源

世界上的语言由于不同的民族,不同的地域,因而也存在着不同的语言特点。如汉藏语系的藏族语言,历来学者们把它根据不同的语言特点,分为三大方言区。即卫藏方言,康方言和安木多方言,但从客观的存在来看,这种三分法似乎有点笼统,如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的卓尼县、临潭县(简称“洮”)迭部县(简称“迭”)合称“洮迭”。地处安木多范围,但这些县的农区藏语与操安木多语的大部分地区的藏话(如玛曲,碌曲,夏河等县)有     

"藏彝走廊"地区白族商人商贸活动的持续性探讨

近代历史上,白族、纳西族、藏族等民族商人是活跃于"藏彝走廊"地区的主要商帮,今天许多其他商帮已经在该区域销声匿迹,而白族商人作为一支劲旅依然活跃于"藏彝走廊"地区,许多白族村寨凭借商贸活动走上了致富之路.白族商人为什么能够持续根植于"藏彝走廊"地区,这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     

嘉木样一世与拉卜楞寺

我国藏传佛教格鲁派六大寺之一的拉卜楞寺,座落在今甘肃省夏河县城西。它是继塔尔寺后,在安多藏族地区形成的又一大藏族宗教文化的中心,被藏文史料喻之为“第二西藏”。它庞大的建筑群、大量的民族宗教文物和富有价值的藏文藏书是藏族人民用智慧创造的珍贵的文化财富。拉卜楞寺之所以在仅200多年的时间内发展兴盛,在国内外佛学界和藏学界赢得越来越高的声誉,这无不与寺主嘉木样的经营治理有着直接的关系。嘉木样活佛系统迄今已传之六世,历辈均学识广博,作为于政教,在藏蒙社会上留有广泛影响。本文仅就拉卜楞寺的创建者嘉木样一世做一简要的评介。 一 嘉木样一世法名俄昂宗哲。“嘉木样”是拉卜楞寺寺主转世系统的通用称号,历辈沿用。它的全称“根钦嘉木样雅巴”,意译遍智妙音笑。根钦——遍智,即通晓一切,亦为佛的名号;嘉木样——妙音,是佛教中司理智慧的文殊菩萨的意译名;雅巴——意即微笑。关     

从土司封号看嘉绒藏族土司与宗教的关系

本文通过对明清时期中央王朝颁授给嘉绒藏族土司封号的分析,指出多数土司在受封之初,兼有宗教与政治首领的双重身份,这与嘉绒藏族地区浓厚的宗教文化氛围和明代特殊的治藏政策有关.直到清代中前期,嘉绒藏族土司封号的宗教色彩才逐渐淡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