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年代的"现代"诗派与中国现代都市诗的发生

三十年代围绕<现代>杂志而形成的,以戴望舒为领袖和代表的"现代"诗派的诗歌创作,并非铁板一块,而是可以划分为以戴望舒为代表的象征主义诗风;以施蛰存为代表的"意象诗"派诗风;以徐迟、路易士、陈江帆等为代表的以现代都市生活为题材,趋于"知性化"的,在一定程度上与未来主义、立体主义及超现实主义等诗派有关的诗风三大块.其中的第三种诗风素为理论界所有意无意忽视.它表征了中国现代都市诗的发生.中国现代都市诗拓展了中国新诗一个新颖广阔的题材表现领域,弥补了"五四"以来的新文学"没有都会诗人"的缺憾,它与"新感觉派"小说一道,加快了"城市文学"追赶"乡土文学"的脚步,并对后来中国新诗的发展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自由与格律的消长——中国现代新诗发展探踪

中国现代新诗发展过程中,"自由"与"格律"的论争贯穿始终,它表现了现代作家对新诗艺术形式的探索与研究,体现了在新诗创立与发展的阶段,诗人们对于新诗美学意境的综合探求.对于它们的解读,是了解现代新诗发展历程、探求新诗发展规律的重要课题.     

卞之琳的翻译与诗歌创作关系

中国现代新诗是在外国诗歌影响下发生、发展的,外国诗歌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并不是直接作用于新诗创作的,而是经由翻译这一中介影响中国诗坛。诗歌翻译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精神生产活动,误读是其固有特点,以至不少诗人、学者从译诗难以保留原语诗歌情感、意蕴立场出发,坚信诗歌是无法翻译的。严格意义上讲,这种观点是有道理的。但是,自19世纪中后期开始,翻译诗歌却大量出现于中国诗坛。因此,积极的态度应该是认真地审视、研究那些大量存在的译诗,挖掘它们与中国新诗之间的复杂关系。事实上,翻译诗歌与中国新诗关系源远流长,二者相互渗透,相互哺育,共同构成了20世纪中国诗坛的壮丽景象,然而长期以来学界对这一现象不够重视,少有全面、深入的研究成果。本期刊发的这组笔谈,从不同角度对翻译诗歌与中国新诗关系作了深入探讨,期望能为中国现代新诗研究贡献智慧。     

外来诗歌的翻译与中国新诗的发生

中国现代新诗是在外国诗歌影响下发生、发展的,外国诗歌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并不是直接作用于新诗创作的,而是经由翻译这一中介影响中国诗坛。诗歌翻译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精神生产活动,误读是其固有特点,以至不少诗人、学者从译诗难以保留原语诗歌情感、意蕴立场出发,坚信诗歌是无法翻译的。严格意义上讲,这种观点是有道理的。但是,自19世纪中后期开始,翻译诗歌却大量出现于中国诗坛。因此,积极的态度应该是认真地审视、研究那些大量存在的译诗,挖掘它们与中国新诗之间的复杂关系。事实上,翻译诗歌与中国新诗关系源远流长,二者相互渗透,相互哺育,共同构成了20世纪中国诗坛的壮丽景象,然而长期以来学界对这一现象不够重视,少有全面、深入的研究成果。本期刊发的这组笔谈,从不同角度对翻译诗歌与中国新诗关系作了深入探讨,期望能为中国现代新诗研究贡献智慧。     

互文性视野下现代派诗歌翻译与诗歌创作

中国现代新诗是在外国诗歌影响下发生、发展的,外国诗歌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并不是直接作用于新诗创作的,而是经由翻译这一中介影响中国诗坛。诗歌翻译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精神生产活动,误读是其固有特点,以至不少诗人、学者从译诗难以保留原语诗歌情感、意蕴立场出发,坚信诗歌是无法翻译的。严格意义上讲,这种观点是有道理的。但是,自19世纪中后期开始,翻译诗歌却大量出现于中国诗坛。因此,积极的态度应该是认真地审视、研究那些大量存在的译诗,挖掘它们与中国新诗之间的复杂关系。事实上,翻译诗歌与中国新诗关系源远流长,二者相互渗透,相互哺育,共同构成了20世纪中国诗坛的壮丽景象,然而长期以来学界对这一现象不够重视,少有全面、深入的研究成果。本期刊发的这组笔谈,从不同角度对翻译诗歌与中国新诗关系作了深入探讨,期望能为中国现代新诗研究贡献智慧。     

现代“纯诗”批评审美意蕴论

20世纪30年代,面对新诗在诗歌观念、审美态度、诗思方式、诗歌意象等方面的"现代"变革,一些诗评家注重新诗内在的艺术价值和规律,寻求新诗的自律性和独立的艺术地位,以"纯诗"现念来评价现代派诗人的创作,以批评主体意识的强化积极适应着新诗审美变革的现代探求,在审美探寻动向、审美内质、审美价值尺度、审美对话模式等方面构建了具有现代意义的"纯诗"批评体系,其丰富的审美意蕴对现代诗学的发展与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论现实主义新诗的语言症候

作为新诗的重要组成部分,现实主义新诗的语言理解对于建立新诗语言的民族化身份具有重要意义.相对于现代主义新诗的"一意向外采辑",试图在现代白话语境下重现西方诗歌理念的诗歌策略,现实主义新诗则浸染着较为浓厚的民族化和本土化色彩.无论是"类型化"的意象选择、寓"训诫"于"比兴"的语言架构还是叙事语态的繁华都鲜明地表明了彰显出现实主义新诗独特的语言实践.     

论九叶诗派与新诗传统

文章认为九叶诗派在诗歌观念、诗歌的主题意识和审美趋向上继承了新诗的现代主义传统 ,并渗入了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的优秀传统     

20年代中国现代诗歌音节诗学初探

20世纪20年代的中国现代诗歌音节诗学具有三种形态,即以胡适为代表的自然音节论、郭沫若的情绪节奏论和新格律诗派的音节调和论。自然音节论与情绪节奏论分别从外在律与内在律的不同侧重点上探讨早期白话新诗的音节问题,形成了相辅相成、互为补充的现代诗学观,奠定了新诗文体诗学的理论基石,对后来音节论诗学产生了重要影响;新格律诗派在理论的探讨上则更加全面、系统、深入,涉及包括格式、音韵、节奏、声调、平仄、双声、叠韵等诸多因素在内的音节论诗学范畴,又较具体地讨论了新诗音节与传统汉语诗律的关系以及与英语诗律的部分关系。20年代的音节论诗学的发展有力地推动了中国现代诗歌新旧体式的衔接与转换,直接影响了30年代包括诗歌音乐性问题在内的纯诗理论的广泛探讨。     

新诗的"亲"与"疏"

中国新诗从诞生之日起,至今已走过了近一个世纪的历程,其命运之曲折坎坷在所有新文学样式中大概可算最为突出.她从开始时的态度最决绝、变化最彻底但成绩并不理想的初期阶段,发展到后来,在不到几十年的时间里迅速汇集和重演了西方诗歌几百年的演变历程,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时至90年代,诗歌似乎又失去了曾有的辉煌和风采,成为了"在文学的诸样式中",环境"最为困难"的一个,"诗的地位日见窄狭和窘迫"[11].     

现代象征主义话语下的"雨巷"情结——戴望舒诗歌兼收并蓄的现代风格

戴望舒作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引领中国现代派诗歌的领军人物,曾因一首多元化诗歌<雨巷>而背上好坏参半的猜疑.笔者企图从文化承继之多元与审美视觉"和而为贵"角度去重新认识诗人的艺术成就及其对现代派的贡献.     

《大堰河——我的保姆》的"经典化"现象研究

<大堰河--我的保姆>之所以成为新诗"经典",除了其独特的诗质,还有历史的机缘:在它"经典地位"生成过程中,左翼话语的暗合为其历史出场提供了机遇;左翼文学史在现实主义规约范围内梳理艾青诗歌的发展脉络,确立了它的开端和起点意义;新中国新诗编选者勾勒历史的野心,与对读者接受能力和接受范围的自我限制,促使他们要么以"选"代"史",要么在读者期望值之内进行取舍,因此,作为重要历史联结点和读者最为熟悉的<大堰河--我的保姆>便成了必选篇目.正是在不同层面力量的共同作用下,<大堰河--我的保姆>确立了在新诗史上的"经典"地位.然而,如果避开历史运动中的诸多因素,<大堰河--我的保姆>的"经典"地位则值得怀疑.     

《新青年》“新诗歌”专辑研究

基于东北沦陷前期诗歌生产的颓势,《新青年》诗歌编辑于1938年刊出"新诗特辑",初显了其为振兴东北诗坛做出的努力,可称为"新诗歌"专辑的前征象。《新青年》附刊"新诗歌"专辑的出版,是东北沦陷区期刊诗歌编辑挽救新诗的一次重要行动,也是东北现代诗歌历史的一个独特现象,具有重要的文献意义和研究价值。"新诗歌"专辑显示了以知名诗人金音领衔的阵容可观的诗人群体,诗作呈现出以个体生命的体验表达对社会、人生、理想的认知和贴近现实的书写与抒情等特征,显示出中国古代诗歌与西方现代诗歌的双重影响,诗人对现代诗歌与古代诗歌创作格调的双重选择与探索。     

诗潮背后的张力——读吴井泉《现代诗学传统与文化阐释》

近年来,随着新诗研究程度的深化、细化,已鲜有拓荒性的力作诞生,众多学者为出新、求变,或沉潜于新诗细微处取证,或跨学科嫁接新的学术生长点,一定程度上开阔了研究视域,但亦使新诗研究陷入僵枯的历史考证 和文学性稀薄的社会文化研究之中.日前,吴井泉先生出版的<现代诗学传统与文化阐释>(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以下简称<阐释>)摈弃从五四出发的传统新诗研究范式,将聚焦点移至20世纪40年代、80年代和90年代--三个新诗相对成熟、稳定、多元的发展阶段,从诗潮、流派、重要诗人三方面逐层递进地绘制诗界版图,多层次探寻新诗传统形成期各种诗潮相互对抗与和解的动态演变轨迹.     

论温庭筠乐府诗与其词之间的关系

东坡之"以诗为词",东坡之后(所谓后东坡时代)的诗化革新,倍受关注,却鲜有人注目到飞卿诗与飞卿词之间的关系.其实,就唐宋词史的范畴来说,诗之于词体的影响是贯穿始终的,飞卿体即是以晚唐诗风入词,以其特有的温李诗风入词.胡仔评日:"庭筠工于造语,极为绮靡,<花间集>可见矣",正指出了飞卿乐府诗与词所共有的"造语""绮靡"等唯美倾向.陆时雍<唐诗镜>评飞卿<兰塘词>:"深着语,浅着情,是温家本色",这些特色,正是飞卿词的典型特征.换言之,飞卿的乐府诗,正是飞卿词体形成的温床.     

译诗与中国诗歌转型

中国诗歌在"五四"前后完成了由传统文言格律诗向现代白话自由诗的转型.这个转型并非静态的瞬间现象,而是一个在19世纪后期业已启动的动态的历史过程.这个过程非常复杂,它的发生、走向与形态特征等是多重合力共同作用的结果,其间外国诗歌翻译同中国诗歌转型的关系相当密切,译诗也许是促使中国诗歌转型发生、完成最为重要的力量.     

闻一多新诗学困境的语言学分析

闻一多的新诗学是中国新诗历史上第一次文体意识的自觉.他在诗学理论上提出格律论,在创作实践上引入十四行诗,他引领的新月派也成为中国新诗史上第一个卓有成就的诗歌流派.闻一多的新诗学因为其内在的矛盾性,并没有实现其理想预期,这导致了他很快就离开新诗转向了古典文学研究.尽管其中原因众多,但最主要的还是,他的新诗学忽视了现代汉语的语言特性,从而对新诗做出古典诗歌样式的拯救.有意味的是,闻一多还有借新诗"炒作"自己的嫌疑,这种非本体的选择,也决定了他的新诗学很难成功.     

论20世纪汉语诗歌的艺术转变

20世纪汉语诗歌发生了重大变化,作为一种新生诗体,又总是以潜在的生命力,寻找一切复苏和健全自身的机遇。伴随着每一次对新诗的重新认知和艺术建设,都有利于新诗向现代汉语诗歌方面的艺术转变。     

弗罗斯特:游离在浪漫主义与现代主义之间

弗罗斯特确实继承了十九世纪以来华兹华斯为代表的浪漫主义诗歌传统,但其诗歌具有更本质深层的现代主义特色.首先,弗罗斯特诗作虽大都遵从传统诗歌节律,但跟浪漫主义诗歌相比,更富于现代主义诗歌所特有的智性.其次,文学史上的现代主义诗歌潮流实际上从来都不是一种整齐划一的流派.弗罗斯特所主张的"句子声音"理论,是对意象派的"意象并置"理论的反拨和补充.同时,隐喻可以说是弗罗斯特诗歌的全部,是其生命力之所在.弗罗斯特对传统诗歌形式的遵从,以及对日常语言与主题的偏爱,跟无所不在的隐喻一起,使其诗作有别于传统浪漫主义诗歌,达到了感性和智性的完美融汇,从而将现代社会中人类所面临的自相矛盾、悲喜交集的状况,诗性而含蓄地呈现在读者的面前.     

"能创"与"叛逆"——龚自珍诗歌语言技巧和形式革新浅议

龚自珍对于传统诗歌形式的革新,在传统承继上偏重于诗人主体的经世姿态与个性张扬,实现了诗歌语言上的刚性镕铸与纳入,诗歌体格上的柔性改造与运用,诗歌技巧上的广泛继承与更新,这些都为他尊情说烛照下的"能创"原则和"叛逆"精神留下了独特的诗史印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