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荒原》解读艾略特的荒原意识

艾略特的<荒原>除了将象征主义诗歌推向高峰外,更重要的是将一战后西方现代社会的萎缩价值真实表现了出来.试从解读<荒原>中的象征意向入手,进一步分析艾略特荒原意识既绝望又关注的复杂内涵,以及宗教信仰对其人生价值取向的重要影响.     

精神荒原，终极救赎——基督教视角下的《荒原》解读

目前关于《荒原》的宗教思想,主要存在“骑士寻找圣杯”和“个人精神世界的崩溃与重组过程”的观点,但两种观点各有其不足。尝试剖析艾略特的《荒原》创作根源,通过对《荒原》的主线分析,找出既能驾驭全诗各片断又能解决“荒原”缺水却有水的矛盾的是基督教主线,即“罪-遭上帝离弃-地狱-救赎”,同时还阐释了在该主线下衍生的无数基督教故事。基于以上分析,推断出艾略特在《荒原》中的创作视角为基督教视角;所表达的核心思想是信仰基督教才能摆脱精神荒原,得到最终救赎。     

论艾略特的文艺理论在《荒原》中的实践

T·S·艾略特不仅是西方现代派的代表诗人,也是一位杰出的文学理论家.他的"历史意识"、"非个人化"理论、"客观对应物"等一系列观点,在西方现代文学批评上具有开创和先导作用.而带给他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品<荒原>则很好地体现了他作为诗人的才华和作为理论家的睿智的结合.从艾略特的文学观念出发,以<荒原>为例证,粗略建构对艾略特的认知框架.     

外国语言在艾略特《荒原》中的作用

考察艾略特在《荒原》中使用拉丁语、意大利语等外国语言的缘故及其独特的艺术效果,可以为解读《荒原》这一艰涩难懂之作清除障碍,为我们阅读《荒原》提供便利。     

论艾略特的文艺理论在《荒原》中的实践

Ｔ·Ｓ·艾略特不仅是西方现代派的代表诗人，也是一位杰出的文学理论家。他的“历史意识”、“非个人化”理论、“客观对应物”等一系列观点，在西方现代文学批评上具有开创和先导作用。而带给他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品《荒原》则很好地体现了他作为诗人的才华和作为理论家的睿智的结合。从艾略特的文学观念出发，以《荒原》为例证，粗略建构对艾略特的认知框架     

生态批评视域下的《荒原》

首先分析了《荒原》中自然生态危机的表现以及《荒原》人物身上所体现出的精神危机,随后通过对诗歌中各种代表性人物的分析,指出人类的精神生态危机才是更深层次的生态危机,最后提出解决精神生态危机的最好办法,就是要找到宗教信仰。只有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人类才能最终得到拯救。     

荒原里的跋涉

读到李新宇先生的这本<走过荒原>时,已是炎炎七月了.那清雅素朴的装帧,那淡淡的油墨香气,以及书名本身所浸染着的空旷辽远之感,让我在这北方沤热的时节里,蓦然感受到一阵清冽冽的风.     

强制性并置：《荒原》诗体结构的陌生化

强制性并置使《荒原》从诗体结构上形成陌生化。《荒原》的强制性并置主要表现为人物指称的强制性并置、典故的强制性并置和意象的强制性并置。     

“荒原”意象与鲁迅小说的文化心态

"荒原"意象是鲁迅小说的一个比较突出的艺术现象。这一现象表现着鲁迅的文化心态,即鲁迅在理性上倾向于新文化的价值立场,而在心理深处对传统文化仍然有着一定的价值认同。以往的鲁迅研究认为"荒原"意象来自鲁迅作为新文化的觉醒者面对传统文化的包围所形成的孤独感,本文认为不仅如此,"荒原"意象还来自于鲁迅作为传统文化的承袭者对于传统文化价值失落的痛惜感以及鲁迅对于新、旧文化价值选择的独特认识。这种心态表现了鲁迅作为思想家和文学家的深刻性与独到性。     

对死亡的追问和对永生的祈愿——再论《荒原》的死亡意识

艾略特的《荒原》所渲染的死亡意识具有强烈的震撼力和概括力,既展示了西方社会人们精神世界的荒芜,也体现了作者对人类终极意义的思考。作品所表现的死亡不是生命存在的否定形式,而是现代人实现形而上的生命永恒和形而下的灵魂救赎的必由之路。     

先秦法家的法治精神内涵

先秦法家的"法治",虽然在字面上与现代意义的"法治"别无二致,但从实质上来看,"以法治国"不但与真正的法治精神相去甚远,甚至完全是背道而驰.作为一种治国方略,先秦法家的"以法治国"是与德治相对应的一个概念.通过分析"以法治国"的内涵和精神实质,指出先秦法家"以法治国"的"法治"从来都为人治主义所主宰,是人治的法治,专制的法治.     

汉代冷嘲热讽、嘻笑怒骂类俗赋

中国文人以自嘲方式写的诙谐俗赋,我们现在见到最早的当推东方朔的<答客难>,它是在荀子<为说者日>和宋玉<对楚王问>的基础上发展而来.但荀子和宋玉的作品以庄重的回答为主,而<答客难>则夹杂着深刻的嘲谑,这些嘲谑又是通过一种"豁达"表现出来的.     

略论先秦“人治”与“法治”思想的论争实质

先秦时期,儒家主张“人治”,法家主张“法治”。他们的分岐是:治理国家主要依靠什么?是道德还是法律?人治论者认为国家主要应由具有高尚道德的圣君贤人通过道德感化来进行治理。法治论者则认为主要应由掌握国家权力的人通过强制性的法律(实际上指刑法)来治理。他们在政治制度设计上虽有分歧,但在维护封建专制制度这一根本问题上是完全一致的。他们的思想分歧并非现代“人治”与“法治”思想在治国方式上的根本对立。尤其是古代法家的“法治”并非现代中国人正在建设过程中的法治,现代“法治’,是根本否定“人治”即专制的,是以“人民主权”“法律至上”“依法行政”“权利平等”为基本原则的治国方略。而古代法家的“法治”是维护专制的手段和工具。     

论法治的妥协性

法治是利益妥协的产物,而个体的分散意志经过妥协形成的法律是对各方利益的均衡。故阶级斗争思维与法治精神相去甚远。民主是多数人的政治,但多数人的权利亦须受到制约,这是由法治的妥协机制所决定的。以权利制约权力、分权制衡体现了法治的妥协性,同时法治的妥协性还体现为对传统的尊重和让步。     

同义义场义位的配价研究

主要依据商务印书馆第5版《现代汉语词典》的释义,对黄伯荣、廖序东主编的《现代汉语》、胡裕树主编的《现代汉语》、张斌主编的《新编现代汉语》、邢福义主编的《现代汉语》、杨润陆编的《现代汉语》、唐朝阔、王群生主编的《现代汉语》等6部高校教材中所收同义词的配价情况进行穷尽性研究,得出结论：两个或以上义位的本体和本体之间、本体和变体之间、变体和变体之间,均可构成同义义场。因此,我们研究同义义场,应该明确是此义位的哪个体与彼义位的哪个体构成同义义场。词性不同的各个词,不能构成同义义场,因为在语义领域,它们的主要语义特征不同。无论是哪一种同义义场,属于同一同义义场的各个义位的本体或变体,它们的配价都是相同的。     

试析明清时期的“以民养民”论

传统的“立君养民”论在明清时期发生了一种明显的变化趋势,“以民养民”论大量出现,把救助困者、贫者看做是富民的主要责任,表现在四个方面：第一,日常社会生活中,主张以富助贫;第二,灾害发生时,主张以富救困;第三,主张宗族内部以富帮贫;第四,政府也极力主张“以民养民”。这一主张产生了两个重要的结果：一是明清时期富民举办社会救助活动的兴盛;二是富民借助社会救助实现基层社会控制权的扩张。探讨这种养民思想及实践,对今天有中国特色的社会慈善事业的建设也有一定的借鉴作用。     

论明代密疏的传递与进呈

密疏是明代臣民上呈给皇帝的一种秘密上行文书。与普通题奏本相比,密疏有快捷、不经内阁票拟、直达御前开拆、皇帝亲批、高度保密等特点。由于它在明代没有正式公开的地位,因此它的传递和进呈与普通题奏本有着较大的差别,这也是保证密疏能否快捷、保密、直达御前的关键。它有四种上呈渠道,即通过通政司转呈,会极门直呈,个人利用觐见皇帝时直呈,以及从宫门门隙转递等四种方式。     

对儒家重德治亦不排斥法治观点的一些论证

重德治、轻法治,这是儒家的根本思想。但儒家只是轻视法治,而不是排斥法治。从荀子开始,"德主刑辅"的思想就成为当时的"新"儒家的一种重要观点。西汉以后,从贾谊到董仲舒,儒家的思想家们更是使"德主刑辅"的思想为统治阶级所采纳,并成为一种基本治国方略。从总体来说:儒家轻视法治,但并不排斥法治,而且在德治的基础上,还很重视刑罚的作用;西汉以来,德主刑辅的思想,无论是在治国的理论上,还是在治国的实践上,都是儒家的主流思想。     

从权力垄断到权力分享：台湾政党制度变迁的原因分析

20世纪八九十年代是台湾民主化转型的关键时期,在这期间,台湾的政党制度也逐渐从国民党一党垄断权力的霸权党制转变为各个政党分享权力的两党制。究其原因,既有中美关系改善给国民党带来的外部挑战,也有党外运动和省籍矛盾给国民党带来的内部冲击;既有政治腐败和选举体制僵化给国民党带来的自身困境,也有儒家文化与自由主义观念冲突给国民党带来的两难处境;既有李登辉不当的改革措施给国民党带来的分裂和伤痛,也有党外势力的团结合作给国民党带来的打击和毁灭。     

论法治的现代化与政治的民主化

纵观人类法治发展的历史,法治的现代化过程也是政治的民主化过程。现代法治的本质是政治民主,民主政治是现代法治的政法基础。法治的现代化进程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政治的民主化水平。我国的法治现代化与人民代表大会制这一根本民主政治制度密切相关。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优越于“三权分立”,但还不完善。关注和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必须研究和加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