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语运动”与文艺大众化问题

文艺大众化是1930年代我国文化界的一个重要议题,它与肇始于清末的"国语运动"有着内在的联系。这一联系主要通过胡适的"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观念以及陈望道等人倡导的"大众语运动"得以体现。从这个意义上讲,"国语运动"不仅仅是一场追求"国音统一""言文一致"的语言学革命,它更是一场漫长的文学革命,其目标是建立一种真正意义上的"大众文艺"。"国语运动"的一百年是中国文学现代意识嬗变的一百年。文艺大众化问题是以鲁迅、瞿秋白为代表的左翼知识分子将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中国化的一次重要尝试。     

钱玄同的文学革命之路:在“复古”与“革新”之间

钱玄同在清末的白话文运动中,办过白话报,信奉吴稚晖等无政府主义者"废除汉字"的激进主张。留学日本后又受章太炎复古思想的影响,反对王照、劳乃宣等提倡的切音字运动,创办《教育今语杂志》,用白话普及国学。受章太炎研究方言时"古今一体,言文一致"思想的影响,开始重视白话文,并由此参加民国初年的国语运动进而成为文学革命的主将。     

日本近代文字改革及文字使用概况

日本在历史上曾长期使用汉字记录日语,但近代日本出现了"国语运动"和"汉字改革"的思潮,要求废除汉字的使用,改用假名和罗马文字.改革历经兴起、高潮和尾声几个阶段,最终形成了汉字、假名、罗马字混用的文字体系.汉字和日语的矛盾导致了文字改革的发生,日本文字平民化和教育的普及则推动了文字改革的发展,日本的汉字使用传统、日本历史文化传承和延续的需要又使部分汉字得以保留.     

民国时期国语运动探微

本文以详实的原始档案资料为基础，力求揭示民国时期国语运动的历史背景、推行目的和推广始末，尝试探求国语运动对于中国当今文字和文学产生的深远影响，并从历史的角度品评这场影响全民族的历史运动。     

“国语运动”与“白话文运动”的疏离与结合

1917年2月成立的国语研究会明确提出以"白话文体"取代"文言",与此同时,《新青年》发动了一场"白话文运动",二者相一致有进化论历史观和"言文一致"要求,"国语运动"立足于语言的"工具层面",《新青年》则主要从语言的"思想层面"出发,二者尚各行其事,两不搭界。改变这一疏离局面的,是身兼北大校长和国语研究会会长的蔡元培,而有1919年的"国语统一筹备会"的建立,"国语运动"与"白话文运动""遂呈双潮合一之观"。1923年《新学制国语教科书》收入鲁迅的《故乡》,是二者深入结合的标志之一。     

魏建功等"语文学术专家"与光复初期台湾的国语运动

本文从学术史的角度回顾光复初期台湾国语运动之种种情形:从官方筹划、民众自发到学者("语文学术专家")主导,学术阵容、学术理念和学术实践,学术刊物、学术著述及其他学术资讯.本文认为,从"国语纪元"(1648)即清代初年迄今的国语运动在时、空两个方面的延伸看,"光复初期"和"台湾"乃是相当重要的时段和地点;光复初期曾在台湾主持国语推行委员会的魏建功教授,1949年以后在大陆语文学界继续发挥主导作用,光复初期台湾国语运动的学术经验亦得相当完美地融合于当代中国的语言文字工作.     

文学革命与国语运动的真相及胡适诸君的贡献

近年来,有学者对学术界在文学革命与国语运动问题上通行的看法提出质疑,认为文学革命与国语运动是北洋政府借推行北方官话与南方政治势力争夺文化领导权的语文革命;胡适文学革命理论是在误读西方历史基础上的向壁虚构,他关于文学革命历史的叙述夸大了包括自己在内的五四新文学家及语言学者对现代语言变革的贡献。我们认为上述观点是受西方学者解读西方近代语言变革历史时所使用的"语文政治学"研究视角启发而产生的结论,此结论严重偏离了中国实际。实际上对文学革命与国语运动,北洋政府的态度往往是保守的,有时候甚至是反动的;其承认与推广国语运动的举措,是被动滞后的。国语运动是一场以教育与文化普及为核心目标的现代启蒙运动,无论当时的学者还是政府,并没有多少南北政治方面的考虑。胡适文学革命理论成因复杂,它触及了中国文化现代转型时最核心的问题,胡适等白话文学运动的"旗手"对国语运动的贡献也得到了国语运动阵营的认可。相对于胡适因无法忘掉中国自身问题而误读西方文艺复兴史而言,由西方理论出发造成的对中国自身历史的误读,更是需要反思的。     

日本"一村一品"运动对我国少数民族地区文化建设的启示

作者从分析日本"一村一品"运动兴起的背景和主要做法着手,联系中国民族地区实际剖析了日本"一村一品"运动对我国少数民族地区文化建设的启示.     

关于文学革命中白话问题的几点思考

近年来,文学革命中的白话问题一直是现代文学研究的热点,但一些根本性的概念和问题并没有得到充分的阐释.本文从"白话"与"白话文"、 "白话文"与"白话文学"、"白话文学"与"国语运动"三个方面入手,在文学革命发生的历史语境中分析白话、白话文、白话文学、国语的复杂性,以及这些概念之于文学革命的意义与价值,廓清了缠绕与其中的诸多历史迷雾.     

"五四"时期妇女解放思想主流及其影响

"五四"运动开创了中国妇女解放运动的新纪元.它之所以能形成大规模的妇女解放思潮,其原因在于西方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以及推翻封建制度的客观要求."五四"时期的妇女解放思潮,不仅对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妇女解放运动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而且对当今我国妇女运动也产生了很好的促进作用.     

民国时期的新文学教育——以中小学教材为考察对象

通过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小学国语教科书,可以考察新文学进入中小学课程的状况及影响.进入小学课本的新文学作品绝大多数经过了改写,优秀作家以此来实践小学国语课本的"儿童文学化",帮助儿童体认"国语"的美感,养成"信仰新文学的国民心理",进而从根本上确立新文学的合法性.此外,教材中大量地选入新文学作品,明显地有利于新文学的传播,同时也培植出学生新的"文学感觉"与"文学观".     

闽南方言词汇语法对"台湾国语"的窜入现象分析——以近几年台湾影视作品对白语言为例

本文选取近几年播出语言为"台湾国语"的较典型的部分台湾影视作品中的语料,从词汇和语法两个方面分析了"台湾国语"的闽南方言特色.经过分析,我们发现受闽南方言影响,影视作品语言经常窜用闽南方言词语从而体现出鲜明的地方风土人情;在语法上受到的影响则更为广泛多样.     

国语运动与现代民族国家的想象

19世纪末逐渐开始的国语运动既是以普及教育、动员民众、挽救危亡、富强国家为目的,又蕴涵着完善民族文化符号系统、促进民族文化革新与发展的现代性旨归.国语运动涵盖言文一致和国语统一两个方面,言文一致在于使知识能够普及一般民众,通过现代新型国民的塑造以建立现代民族国家;而国语统一则试图通过造就一种全民通用的国语并以达到团结国人之目的,借助语言共同体的形成以强化民族共同体的语言认同,从而进一步巩固民族国家的统一.     

国语文教科书中的文言白话之争

20世纪20年代国语文教科书的出现,不只具有教育革新的意义,更是现代语文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当白话文的地位基本确立以后,如何对待文言文,集中体现了国语运动和文学革命的语文建设目标。《新学制国语教科书》和《初级国语读本》作为这一时期具有代表性的初级中学国语文教科书,其白话文和文言文编排的差异,反映了国语运动和文学革命在国语价值和国语建设目标认识上的差异。     

柳宗元的“中道”思想——以《非〈国语〉》为中心

柳宗元对《国语》的文学价值有高度评价,同时,以"中道"思想为标准,柳宗元对《国语》中"不概于圣"之处也做过深刻批判,这集中体现在《非〈国语〉》中。以柳宗元对《国语》一书的接受与评价为线索,论析柳宗元撰述《非〈国语〉》的目的与原则,可以加深认识柳宗元的"中道"思想,并进而了解"中道"思想对柳宗元经学、文学、史学等思想观念的影响。     

日本实施"肯定列表制度"对山东蔬菜出口的影响及应对措施

从2006年5月29日日本对食品中的农药残留执行新的、更为严格的限量标准制度,即"肯定列表制度".日本是我国农产品出口的第一大市场,如果我们不及时采取应对措施,将对我国农产品出口产生重大的负面影响.分析"肯定列表制度"的实施对山东蔬菜(包括蔬菜制品)出口的影响,提出应对措施建议是当务之急.     

“打折”的统一：中国国语运动中的“不统一主义”

中国近代国语运动在致力于“语言统一”的同时，也对统一“过度”的危险抱有深刻警惕，因而明确将“不统一主义”定为国语运动的宗旨之一，在整个世界范围内的语言民族主义潮流中都别具特色。“不统一主义”具体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力倡保护方言，反对国语一统天下；二是主张“蓝青官话”式的国语标准，不要求每个人都说得字正腔圆。造成国语运动这一特色的原因不止一个，既和国语运动领袖们的自由主义思想倾向有关，也和中国文化和社会传统本身对于地方性的宽容和高度赞许有关。这一特色提醒我们，中国近代的民族国家建设在走向权力集中化的同时，还存在着“疏松统一”的可能。     

日本明治时代的"道德运动"与"儒学道德"

在明治时代的"道德运动"中,"儒学道德"由明治时代开始时的被冷落、被排斥到"儒学道德"的复活;又从"儒学道德"的复活到"儒学道德"的被改造利用,直至明治政府颁布以"儒学道德"为主要内容的教育方针及国民道德方针,"儒学道德"在与"西方道德"的较量过程中显示出优势,甚至达到了至上的地位.明治时代后期日本对"儒学道德"思想歪曲恶用,二战后日本对"儒学道德"的利用又恢复到常态.在日本明治时代的"道德运动"中,无论是排斥、否定"儒学道德",或者崇尚"儒学道德",或者恶用"儒学道德",都无法将日本的道德思想与"儒学道德"剥离,"儒学道德"一直与明治时期的"道德运动"密切关联.纵观明治时代日本的"道德运动","儒学道德"是日本明治时代"道德运动"中不可缺少的要素,一直是推动其发展的主要动力之一.     

“国语的文学”与“文学的国语”——新探胡适倡导新文学的宗旨观

“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是胡适于1918年提出的建设中国新文学的“唯一宗旨”观,但近百年学术研究尚未以科学的思维对其丰盈内涵作出详解.本文试图对胡氏新文学建设的宗旨观的内涵及其相互关系予以新探.“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是胡适对其“枝叶”文学主张的化零为整的概括.国语文学与白话文学在胡氏表述中是同义语,但实质上是有区别的;而要理解国语文学的内涵,必须弄清白话、国语、方言这三个关键词的趋同性与差异性.胡适对建设何种形态新文学作了这样的理性设计,即分为“工具”、“方法”、“创造”相互关联的三个逻辑步骤,只是对“工具”(白话为利器)、“方法”(具体技艺)作了详解,而“创造”则从略了;至于“国语的文学”与“文学的国语”之间的辩证关系,胡适着重强调了后者.这样的“唯一宗旨”观,实际上成了国语运动与新文学运动并驾驰驱的理论旗帜和实践纲领.本文对其新探,发掘出不少新思想、新见解及其偏颇之处.     

20世纪前半期雍和宫藏族高僧秘访日本始末

20世纪前半期,日本帝国主义为了实现称霸亚洲的野心,觊觎中国西藏.他们利用邀请藏传佛教高僧到日本"观光"、"访问"等手段,培养藏族高僧的亲日感情.这些拉拢活动,对个别藏族高僧的政治倾向产生了一定影响,这些都是日本帝国主义利用宗教侵略中国的具体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