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域题材与时代文化思潮的融合--论清代西域屯垦戍边诗纪实性成因

清代西域屯垦戍边诗有着鲜明的纪实性特点。其艺术表征体现在制题、小序、作者自注等方面,而深层则反映了地域文学在创作观念上对主流文化的趋同性。清代西域屯垦戍边诗纪实性现象的产生,是地域性题材与时代共通性以及作者创作意图交融互动的结果。     

汉朝时期西域的汉族及其对开发建设西域的贡献

汉族是西域的古老民族之一。据我国史籍明确记载,公元前二世纪,汉族通过联姻、屯垦戍边、出使经商、任职等途径大量入居西域,从而改变了西域原有的民族分布格局,并为推动西域社会经济发展,促进西域与祖国内地的统一作出了重要贡献。     

无边塞愁苦之音的清代屯垦戍边诗——以“春风、玉关”意象为例

诗歌中的意象,寄寓着作者的思想情感和审美趣味。唐代王之涣"春风不度玉门关"的感叹,幽怨感伤,千古传唱。但清代西域诗中的"春风、玉关"意象却截然相反:"千骑桃花万行柳,春风吹度玉门关"、"应同笛里边亭柳,齐唱春风度玉关"的吟诵,不绝于耳。这种乐观与豪情,有着厚实的现实基础,折射出清代西域屯垦戍边诗"无边塞愁苦之音"的时代特征。     

屯垦戌边古今谈

屯垦戌边古今谈赵予征新疆，古称西域。西域的屯垦戍边历史悠久，源远流长。西汉时，汉武帝即位。为反击匈奴的入侵，派张骞出使西域，联络乌孙、大月氏等国共抗匈奴，以断匈奴右臂。未果。在公元前１１９年，二次派张骞率３００人出使西域。使团到乌孙国都赤谷城（今伊塞...     

加快产业结构调整 推动新型团场经济发展

建设屯垦戍边新型团场是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必然要求,是兵团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举措,是更好地履行屯垦戍边历史使命的重要载体。该文以建设屯垦戍边新型团场为主题,分析了新时期建设屯垦戍边新型团场的必要性,阐述了产业结构调整与建设屯垦戍边新型团场的关系,并提出了以调整和优化产业结构为主线的建设屯垦戍边新型团场经济发展的具体思路。     

儒家文化与屯垦戍边

屯垦戍边有着深厚的中华传统儒家文化积淀。传统儒家文化中的以农为本、安土重迁和修齐治平、扬名身后等观念与屯垦戍边思想一脉相承。自西汉以来,屯垦戍边思想与儒家文化紧密结合,成为激励中华民族仁人志士屯田戍边的重要推动力,也由此成为了稳定边疆、保家卫国的千古之策。     

中国共产党处理屯垦戍边中民族关系的历史经验研究

民族关系是影响中国历代屯垦戍边事业兴衰成败的一个重要因素,中国共产党在领导屯垦戍边事业发展的实践中,对如何处理屯垦戍边中的民族关系进行了深入研究。妥善处理民族关系是屯垦戍边事业发展的前提条件;为各族人民多办好事是屯垦戍边事业发展的基本要求;坚持民族平等原则,尊重少数民族习俗是屯垦戍边事业发展的重要保证;吸收少数民族职工,培养少数民族干部是屯垦戍边事业发展的重要任务。这些历史经验成为中国屯垦戍边事业宝贵的历史财富。     

改革开放40年来屯垦戍边理论与实践的发展

以兵团为载体在新疆履行屯垦戍边使命是新中国成立后中央的战略决策。改革开放以来,新形势的变化对兵团屯垦戍边带来了新的挑战,为更好地发挥兵团屯垦戍边的特殊作用,中央在延伸屯垦戍边的内在功能、明确政策支持、激活发展动力、拓展载体、重点布局等方面都有新的变化和要求,确保了兵团屯垦戍边事业的快速发展,并使兵团屯垦戍边有效地融入到了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进程中,成为国家治疆方略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发展兵团文化事业创建屯垦戍边新型团场

兵团精神对于兵团履行屯垦戍边的光荣使命和增强凝聚力等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建设屯垦戍边新型团场中,加强文化戍边就是要立足于改革开放和当代屯垦戍边的伟大实践,与时俱进开拓创新是建设兵团文化戍边的出发点和归宿。把兵团建设新型团场与实施文化强场兴场战略有机结合起来。在实施兵团文化战略中要坚持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扭转团场中的等级制度观念,加强团场企业与市场的紧密联系,使兵团文化在屯垦戍边新型团场建设过程中发挥更大的社会影响力。     

汉唐时期西域生态环境与屯垦开发研究

西域屯垦的兴盛与西域气候、生态的变化紧密相关。伴随着全球气候状况的周期性变化,西域气候、生态环境也呈现出了一系列阶段性特征,深刻地影响到西域的经济、社会发展与生产方式。汉唐时期西域气候相对温暖湿润,客观上促进了西域屯垦的发展兴盛。但同时由于西域气候的阶段变化和屯垦的时兴时废,给西域生态环境造成了一定的负面影响。     

凌云剑气太白诗

作为中国古代兵器的剑,我们的先祖在实现其使用价值的过程中逐渐赋予它以丰赡的文化内涵,使之成为了某种人文精神的象征,因而骚人韵士也便常将其作为固定的抒情意象摄入吟篇。太白诗中所透射出的"凌云剑气"是其全部歌吟之精魂,蕴聚着建功立业的英雄壮气,扶危济困的任侠豪气,同心急难的金兰义气,固穷守节的君子正气,傲世独立的隐者骨气,诛强恤弱的仁人怨气,全方位、多视角地展示了大唐王朝的勃然之气,华夏民族的浩然之气,能给读者以强烈的情感震撼和深刻的理智启迪。     

烦厌公务的菅原道真和杜甫

自称“为儒为吏报国家”的日本平安时期伟大诗人管原道真，在赞州时期诗歌中却对公务频发牢骚。而对工作不满乃至厌烦，在早于道真一个世纪之前的中国唐代诗人杜甫的诗歌中就有宣泄。这样的情绪，似乎不应属于这两位诗人，但这恰恰表现了特定环境中他们真实的精神世界，体现出两位诗人的精神相通之处。更应注意的是，在两住诗人表现这种情绪的载体中，特别是《行春词》和《早秋苦热堆案相仍》这两首诗歌中，还存在着语言以及表现形式上的相似之处。     

元诗文献新证

一度曾比较普遍地认为,元代已至近世,诗人与诗的问题,主要是资料收集得是否充分,所依据的版本是否完整。通过《全元诗》的编集,我们的体会是:元诗文献研究,并不只是体现在收集、汇录、整理,也就是说,其研究成果并不只反映出一个数量问题,其研究成果并不只是单纯的保存文献。对文献的辨析考证,是其立足点。正因为缺失了这个环节,使得以往的元诗研究的进展步幅不大。新的元诗研究从文献的辨析考证起步,才拉开了与前人研究的距离。     

唐代女性出游诗歌论析

唐代女性出游诗歌是唐代女性抒写自身出游见闻与思想情志的诗歌.与传统女性文学相比,女性活动于社会公共空间所留下的这些诗歌,内涵深厚有味,情感自适放达,除了一以贯之的相思离愁,更涉及山水纪游、应制奉和、咏史怀古及政治理想的咏叹,整体上呈现出参与群体的广泛性、主题内涵的多样性、浓厚深挚的抒情性及丰富多样的审美性等特点.     

略论江湖诗派中的宗室诗人杨理论

南宋天潢贵胄的社会地位日益走低,于是,江湖诗派中出现了十二位疏属宗室诗人。宗室诗人多与派中翘楚戴复古、诗派领袖刘克庄交好,在二人的介引下,他们逐渐跻身诗派。与其它江湖诗人相比,宗室诗人的诗歌创作仍不难窥见宗室身份带给他们的深层影响。这种影响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他们兼具臣和亲的双重身份,诗歌中对恢复北方有着比一般江湖诗人更为强烈的参与和行动意识;再是他们与一般的江湖游士奔走干谒不同,他们没有干谒诗,多能清高自守,悠游卒岁。     

唐后期唐诗选本与唐诗观念的流变

选本是中国古代诗学的重要批评形态。它可以反映出一个批评家的文学批评观念，也可以反映出一个时代的文学思想的变化轨迹。研究唐后期唐诗选本可以明了唐后期唐诗观念流变的路向和诗歌审美倾向的变化。     

雅士·隐士·斗士——鲁迅之知识分子观研究

就知识分子的“出”与“入”而言,鲁迅反对两种“出”的倾向：一是“吟风弄月”的雅士;二是“息影林泉”的隐士。因为他们要么陶醉于艺术世界里自得其乐,要么逃避到太虚幻境中自我欺骗,总之,他们对于自己身外的世界或漠不关心,或熟视无睹,鲁迅期望一种能自觉到自己生活在现时现地,并能直面社会人生,具有刚健不挠的抗争精神的知识分子斗士的出现。     

中国古代神童诗现象研究之二 ——中国古代神童及神童诗事例分析

神童指特别聪明的儿童,通常表现在天赋异禀、善于应对、出口成章等方面,诗成为标志性的才能之一,从而产生不少神童诗,这些诗有着未脱稚嫩但充满童趣、清新脱俗特点。可以说神童和神童诗是名人效应、诗歌、童蒙教育、科举制度累积下的综合产物。神童诗作为诗歌中的一类比较复杂,事实与传闻杂糅,真假难辨,运用时需要慎重。     

苏曼殊诗歌翻译选材原因探析

苏曼殊作为近代文学家翻译了以拜伦、雪莱为代表的西方浪漫主义诗人的诗作,并编译了《文学姻缘》、《潮音》、《拜伦诗集》、《汉英三昧集》四部集子。他之所以选择翻译这些诗作,一方面是受到了日本文坛的影响;另一方面被拜伦和雪莱追求自由的浪漫主义气质和革命精神感染。他是中国系统翻译拜伦诗歌的第一人,在翻译上的功绩不可磨灭。     

朱弁使金诗初探

朱弁是南宋初较重要的使金诗人,但一直未受到应有的重视.本文探讨朱弁使金诗的思想内容与艺术风貌,并通过比较同时期南宋主流诗歌创作,揭示其使金诗的文学史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