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清代新疆铜钱

从靖统一新疆到新疆建省，实行南疆通行红钱北疆通行制钱的双轨制，这既是政治上分区治理政策的需要，又有民俗物情的实际考虑。建省后以红钱统一新疆币制，则是全省行政制度统一的必然结果。     

新形势下发挥沿边优势提高外向型经济水平探析——以新疆为例

以边疆民族地区的典型代表--新疆为基点,通过相关外贸数据的采集,分析新疆外向型经济发展的现状与不足,提出其外向型经济水平不高的根本原因在于地方政府制度创新供给及外贸企业技术创新能力双重匮乏,在此基础上对政府和企业提出相应的创新策略,为其他边疆民族地区提高其外向型经济水平,加速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提供借鉴与参考.     

抗战时期中共参与新疆治理探析

抗战时期，新疆省政府主席盛世才实行亲苏亲共政策，为中共参与治理新疆提供了契机。以毛泽民等为代表的中共党员在新疆的探索实践，不仅对抗战建新有重要意义，还有益于建国后的新疆治理，为中共日后将战略重心从农村转向城市提供了宝贵经验，也是建国前中共第一次大规模介入多民族边疆地区治理的早期实践，开中共探索边疆民族地区治理之先河，具有超乎新疆辐射全国边疆多民族地区的意义。     

制度建设何以促进边疆民族地区社会稳定——从价值功用到建构逻辑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指明了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发展方向和战略要求。边疆民族地区作为国家治理体系重要的组成部分,其社会稳定直接关乎于国家发展和民族团结,具有鲜明的政治意义。在一定意义上讲,通过制度建设来促进边疆民族地区社会稳定,是实现边疆民族地区优良治理的最佳策略。制度体系因其结构特征和构成逻辑所显现的耦合效应、嵌套关系、吸纳能力可以在相当程度上满足边疆民族地区社会稳定治理实践的现实需求,使其更好地融入"一带一路"发展机遇之中。制度建设之于促进边疆民族地区社会稳定的价值功用主要体现于:制度建设不仅可以有效化解社会矛盾,而且可以形塑社会秩序基本样貌。也因此,实现边疆民族地区社会稳定的制度建构应该着眼于:以制度创新激发经济发展新活力、以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凝聚政治信任、以制度资源推进认同整合、以制度吸纳促进少数民族代表人士参与协同治理。这既是化解边疆民族地区社会矛盾、维护社会稳定的制度性策略,也是充分释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推进边疆民族地区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制度建构逻辑。     

习近平治疆方略的五个维度

习近平治疆方略体现着中国共产党对新疆治理规律的深刻把握。把握习近平治疆方略对于新时期新疆治理具有重要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意义。该文从五个维度提出把握习近平治疆方略,有助于结合新疆实际,深化对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的理解;有助于深化理解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内在要求,全面把握新疆小康社会建设的特殊要求;有助于进一步了解边疆民族地区的发展实际,提升边疆民族地区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有助于进一步理解新疆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总目标的必然性,不断增强对民族团结目标任务的认识和执行力。     

清代新疆建省后的田赋制度

田赋制度是清代新疆赋税制度的重要内容之一。本文考察近代新疆建省到清朝灭亡这一时期的田赋制度 ,力图清晰勾勒此间新疆田赋制度所包含的田制、税则税率、征收形式、耗羡、征收管理、定额收入等基本情况、变化及特点 ,以便进一步研究清代田赋制度与财政及社会经济的关系     

乡约多重角色折射的清末新疆治理图景

清乾隆年间在新疆局部设乡约以协助官方治理基层社会,清末新疆设省后建制划一,将伯克裁改为乡约以期沟通官民。吐鲁番厅汉回乡约以多重身份参与司法活动,查验案情、调纷止争、出保具结以促进社会安定,但乡约因权责利不相符而使其在社会治理过程中缺乏稳定性及可靠性。清末吐鲁番厅乡约在司法活动中的多重角色及其参与词讼之裁断方式表明,新疆建省后努力在制度文教方面与中央王朝趋同,但限于自身社会文化环境与中原的差异性及清廷衰微之势,新疆制度革新之路实属艰难。实践表明新疆基层社会治理不能倚赖乡约而需大力推行文教以改善软环境,且边疆稳定仰赖中央的强盛。     

清代新疆建省后刑事司法统一化研究

清代新疆建省后，伯克制被废除，吐鲁番王府改土归流，建立了统一的道府州县制度。中国古代实行行政兼理司法制度，随着统一行政机构的设置，建省后新疆司法审级及管辖也得到统一。不论民事、刑事案件都要由州县初审，徒刑以上刑案州县初审后需逐级审转，直至有权机关作出裁判。从档案资料中可以看出，新疆建省后刑事司法从立案、侦查、初审到审转程序都依据清律规范程序办理，刑案拟律也都依据《大清律例》。清代新疆建省后,刑事司法由军府制下不同司法裁判模式和法律依据向统一化方向发展。     

清代新疆报灾程序初探

荒政是清政府对新疆工作的重要内容,报灾是进行救灾的重要环节。本文探讨了清代新疆报灾程序的形成及其演变。第一部分,以清文献分析了报灾程序的建立与发展。第二部分初步探讨了建省前新疆各地的报灾流程和各地不同的报灾方式,同时分析了建省后新疆报灾程序的变化趋势。第三部分主要探讨报灾期限及其社会影响。报灾是清政府救济机制运行的关键,体现了新疆地方行政制度与内地划一的行政职能。     

边疆民族地区安全治理的法治思维探讨

边疆民族地区安全治理,既是“稳疆固边”“社会安全”治理的重要内容,也是“国家安全”“边疆繁荣”发展的战略需要。边疆民族地区安全治理是全局性综合治理,尤其要强化社会安全治理。边疆民族地区安全治理的现实困境是:对边疆地区安全隐患意识缺乏警钟长鸣,对边疆地区宗教问题疏于从严治理,对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理解存有偏差。边疆民族地区安全治理必须树立法治思维,法治思维是边疆民族地区安全治理的底线思维。“习惯法”治理是边疆地区安全治理的普惠举措,法治手段是边疆地区安全治理的根本手段,民族区域自治法是边疆安全治理的法治保障。     

满洲八旗驻防新疆体系之变迁

新疆地处祖国西北边陲,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18世纪中叶,清朝统一了新疆。为巩固统一、加强西北边防、保持社会稳定。清政府从东北,热河,陕西,甘肃等地调拨满洲八旗、索伦、锡伯及绿营官兵驻防新疆。清廷尤以满洲八旗官兵驻防为主导,从而形成了满洲八旗在新疆的驻防体系。此驻防体系随着社会的变革而变化。建省前。以军府制下的满洲八旗、绿营驻防为主,到建省后,军制改革,以勇营制为主体,满洲八旗体系缩减,再到辛亥革命时,满洲八旗衰落,化兵为民。新疆满洲八旗驻防体系的变迁,也折射出新疆政局和社会生活的深刻的变化。     

清代新疆满城探析

清朝统一新疆后,为巩固统一、加强西北边防、保持社会稳定,从东北、热河、陕西、甘肃等地调拨满洲八旗等官兵驻防新疆,遂形成满城,主要分布在北疆的伊犁、乌鲁木齐、古城和巴里坤等地。自乾隆二十三年至四十八年(1758-1783)修建了大小城堡近四十座,新疆满城的建立,对巩固新疆的统一局面,加强清中央政权对新疆的统治,保持新疆社会的稳定,增强西北边疆的防务力量,都具有重要意义。     

新疆各族人民对祖国历史的伟大贡献

中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自公元前60年西汉政府设置西域都护以来,新疆始终是祖国领土不可分离的一部分。现从马克思主义历史观、民族观和宗教观的视角,从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发展与交流的历史层面,试述新疆各族人民对祖国历史的伟大贡献。     

略论清代在新疆设置军府制的历史作用

清朝统一新疆之后 ,在当地长期实行军府管理制。这对于巩固西北边防、抵御沙俄侵略、稳定社会秩序、发展经济和文化、加强民族团结、防止分裂割据、维护国家统一 ,发挥了重要的历史作用。清代新疆军府制的内容丰富而复杂 ,深入了解其内容 ,能更好地认识边疆管理制度和民族政策 ,了解清朝治理和开发新疆所采取的各项政策与措施     

晚清民国时期新疆的社会生活变迁

晚清至民国，新疆社会中的衣、食、住、行等物资消费生活出现了明显的近代化趋势，婚姻制度和婚姻习俗逐渐走向文明，新式文化教育开始出现，传统娱乐活动也发生了变化，话剧、电影等随之出现，一些西式娱乐活动和西方近代体育运动成为人们新的娱乐方式。外来因素和社会内部变革力量是造成近代新疆社会生活变迁的重要原因。从时间上看，战时变迁是近代新疆社会生活变迁非常重要的时期。从空间上看，新疆城市的社会生活变迁水平要高于农村和牧区。     

清至民国新疆婚姻法制浅谈

清朝政府在调节新疆婚姻规范方面,虽然规定禁止汉、蒙、维等之间互相通婚,但却认可了“回疆”少数民族婚姻习俗,并赋予其法律效力。民国政府建立后,加快了对现代婚姻的立法,客观上促进了新疆婚俗的改良。集中体现在对婚龄的限制方面。清至民国,新疆婚姻立法的重大变迁,以及对“回疆”百姓婚姻的影响,客观上反应了时代的进步性与区域独特性。     

新疆当代文学的文化身份思考

新疆少数民族文学在开启现代化转型进程后,一直在追求与主流文学的同步.随着建国后文学生产的高度体制化,内地文学思潮的流向对新疆少数民族文学产生了深刻影响,在其文学生产力大发展的同时,文学的民族身份却不断淡化,直到1980年代以后文学的民族意识逐渐复苏.新疆当代汉族文学在历史积淀薄弱的前提下,以边疆汉族文学姿态起步,成为内...     

历代新疆兵屯发展及其对兵团的时代借鉴

新疆自古就是我国西北边疆的战略屏障。为了防御北方民族的侵扰,稳定河西,屯垦新疆成为历代统一王朝经略边疆的重要目标。凡有军兴,必有屯政,兵屯成为解除国家威胁最直接、最有效的途径和保障。因此,历代兵屯在西北边疆经略中发挥了戍边、保证军事后勤供应和稳定社会的作用,具有先行主导的重要战略价值。新中国成立后,由于进疆大军的生产建设,初步奠定了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成立的物质基础和社会基础,为国家西北边疆安全、新疆行政管理制度建设和新疆经济社会发展发挥了时代作用。     

民国时期新疆公司法律制度初探

民国时期新疆接受南京国民政府法统,逐步建立了包括公司法在内的近代法律体系,催生了新疆近代公司企业。由于社会发展、经济环境,文化氛围不同,结果形式上虽然具备了公司近代法律框架,但其实际上却没有发挥法律规范的作用。文章运用实证的方法,通过对两家新疆近代企业的具体分析,对当时新疆公司法律制度的实施和影响进行探究。     

民族国家视阈下我国“西北边疆”的生成与政治地理意义

近代以来,我国在现代民族国家的建构与治理过程中,对“西北边疆”的认识与界定是一个逐渐成熟的过程．最终的形成是西方资本主义入侵后,传统封建王权国家被迫与国际社会接轨的结果,既符合我国政治地理的演变历史,也符合现代民族国家形成与发展的一般规律,,由此,边疆治理观念发生变化,首先在由传统“塞防为主”国防布局向近代“海防、塞防并重”的国防布局变迁中,维护西北陆权是伸张海权的基本前提;其次,西北边疆由国内地缘政治要素向国际地缘政治要素升级;第三,两个层次的“西北边疆”具有特殊重要的国防意义。至此,确定西北疆界、守卫国土成为近代以来我国作为民族国家对西北边疆治理的主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