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用“给”字句的语义解释

"给"是一个非常活跃的常用词,用法相当复杂。将常用"给"字句放在一起进行考察,目的在于从语义层次上对"给"的各种用法进行一致的解释。"给"的核心义素是"赋予",在不同语境中,赋予物隶属于实体、服务、状态、机会等四个不同的子范畴,分别采用不同的句法形式表示。这样的解释既可以跨越词类,也可以降低"给"字句的学习难度,有利于对外汉语教学。     

安徽庐江方言中的“把”字句和“给”字句浅析

安徽庐江方言中用“把”字句和“给”字句来表示处置和被动,但除了表示处置和被动以外,庐江方言中的“把”字和“给”字还具有普通话中“把”字和“给”字不具备的涵义。通过对庐江方言中“把”字句和“给”字句的总结和分析,有助于对庐江方言的研究,甚至是江淮官话以及现代汉语的研究。     

从“给”字句的习得看母语习得与语法化的关系

汉语“给”的语法化过程是：动词“给”一介词“给”一助词“给”。儿童“给”字句的习得顺序为：动词“给”字句〉介词“给”字句〉助词“给”字句。儿童习得“给”的过程与“给”语法化的过程具有相当的一致性。     

“给予”义给字句紧缩式的句法分析

本文在最简方案框架下,运用vP壳讨论现代汉语中几种典型“给予”义“给”字句的生成,探索这些句式的句法特征。现代汉语几种“给予”义“给”字句是典型与格句在不同句法层面上的派生。典型与格句能否转换为双宾语句式受动词语义特征的影响,只有带“移出”义动词的给字句才能转换成双宾语句式,并进入紧缩式。如果动词只有“移动”义,不带动作趋向,句子进入紧缩式就会产生歧义。句子歧义可以通过区分具体语境中动词的“移出”义和“移入”义来消除。     

“把”字句与“将”字句差异的多角度考察与分析

在现代汉语共时平面上,“将”字句与“把”字句基本相同,因此大都可以互相替换,但是二者之间也存在明显差异,主要表现在“将”字句结构简单,“把”字句结构形式复杂;“将”字句文言色彩较浓,多用于书面语,“把”字句口语色彩浓,多用于口语。通过定量分析统计了两种句式的使用比例,认为语体差异是造成“把／将”句共时差异的主要原因。     

河南沁阳话的“拿”字句

沁阳话的＂拿＂字可以作动词、介词和助词,作介词时可表处置;沁阳话表处置意义的＂拿＂字句对应于普通话的处置式＂把＂字句,但也有一些自己的特点。     

南阳方言的“给”字句

在南阳方言中,“给”单用时读为[kei33],与其他成分共现时读为[k(□)13].总体看来,“给”有动词和介词两种用法,介词“给”在不同的语义条件下起到不同的标引、标记功能.“给”的多功能性导致部分“给”字句在缺乏语境制约的情况下出现歧义.功能不同的“给”在语句中大量共现,使得南阳话的“给”字句呈现出一定的复杂性,极具代表性的是以“给我”为标记的命令句和以“给你”为标记的“强处置式”.后者在功能上与一般处置式和复标处置式类聚成群,共同承担起南阳话中处置义的多样化表达.     

语言接触视域下临夏话“是”字句特殊用法研究

是字句在临夏话中随处可见,使用频率很高。除表示假设或时间外,是还可以表示条件关系、转折关系或顺承关系等。临夏话中是字句的这种特殊用法,既是阿尔泰语言底层现象的反映,也是汉语和阿尔泰语不断协商混合的结果。     

《醒世姻缘传》中的“把”字句和“将”字句

《醒世姻缘传》是用山东方言写就的清初白话小说之一,其中有大量的“把”字句和“将”字句,它们是处置式的主要类别。从两种句子数量悬殊的现象来看,清初时期,“把”字句作为一种新兴的语法旬式,在白话小说中有很强的生命力,而“将”字句书面语意味较浓,因此其处置用法逐渐被“把”字句替代,从书面语中日渐退却。对《醒世姻缘传》这两种句式的研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为问世年代稍晚的《红楼梦》中处置甸的研究提供参照和借鉴。     

北京话中的“容”字句

北京话中的"容"字句在句法、语义和表达层面上具有自身的特点。特别是带兼语的"容"字句与"让"字句在语法语义功能上有一些共性特征,通过对二者进行比较研究,分析带兼语的"容"字句与"让"字句之间的相同与相异性,可以发现,"容"字句中的"容"字在北京话中始终没有发展成为句法标记词,同时在口语中其使用频率也越来越低,在表示"允许"义时,常常为"让"字句所替代。     

宁武方言三区话的“给”

山西宁武方言属于晋语五台片,县内三区话中＂给＂的读音与词性有很强的对应关系。主要介绍了不同词性、不同读音的＂给＂在三区方言中的使用情况,推测了三区方言＂给＂的虚化过程。     

清中叶以来北京话的被动"给"及其相关问题--兼及"南方官话"的被动"给"

"给"字表被动义在北京话里从18世纪中期到20世纪90年代前都属于罕见用法,但在"南方官话"里则始终是常见用法.到了20世纪90年代后"给"字表被动义在北京话里成了常见用法.这种情况的出现既可能有外部动因--受"南方官话"的影响,也可能有内在动因--北京话系统内部语法、语体的优胜劣汰规则在起作用.     

晋方言鼻音声母的演变

今晋方言几十个方言点的鼻音声母均带有同部位的塞音成分,与唐五代西北方音特点一致。文章根据历史文献和时贤研究成果,考证了晋方言鼻音声母从唐五代到今方言的历史传承及演变轨迹。     

试论浙江畲话和浙江吴语的关系

畲话与吴语是入迁浙江的畲民所说的“双语”。畲族语言不管它有多么“内敛”,在与居住地方言———吴语的长期接触中,不可避免地受到影响,形成了比较密切的关系。文章从语言内部的语音和词汇两大方面论述浙江畲话与浙江吴语的关系,说明语言之间的长期接触,会造成强势语言对弱势语言的冲刷态势,从而引起语言内部的深刻变化。     

湘语“V+X+N（L）”的结构形式及来源

湖南境内湘语“V+X+N（L）”的结构形式共有四种：“V+在+N（L）”、“V+到+N（L）”，“V+体貌助词+N（L）”和“V+体貌助词+在+N（L）”。“V+体貌助词+在+N（L）”的来源于六朝时期就已常见的“（S-P）在NL”结构。     

虚词“者”字的句尾语气词用法及其形成过程

虚词“者”的一种常见用法，是用在疑问句、反问句或陈述句的句尾。这时“者”字属句尾语气词，它能与疑问代词相配合表示疑问、反问的语气；还能用在陈述句的句尾表示肯定确认的语气。这些用法都来源于能构成“者”字词组的“者”字，是结构助词“者”字进一步虚化的结果。     

黔西北苗族地区的基督教传播及其社会历史背景

本文历史地简单追叙了基督教内地会在上一世纪初在川滇黔交界地区苗族同胞当中的传教过程,以及抗日战争爆发之前该地区苗族皈依基督教的大致情况;本文特别关注的是考察为什么苗族同胞会表现出对海外宗教传播的“亲和力”。作者从社会历史的背景上寻求和基督教迅速传播开来的原因。本文在考察方法上借鉴了宗教社会学的和赛义德东方主义批判的视角。     

关中西部方言判断句末的语气词

关中方言区西部肯定式和疑问式判断句末尾往往有语气词出现,如户县等处的判断语气词是“一块”,眉县等处是“一个”,宝鸡等处是“哩开”,陇县固关镇是“哩该”。“哩开”“哩该”的“哩”是“一”字增音所致,“开”的本字是“块”,“该”的本字是“个”。关中方言区西部肯定式和疑问式判断句末尾有语气词出现的根源,是受共同语里所具有的“你以为他是什么好东西？二流子一个”一类句式影响并且长期语法化的结果。     

半个世纪来舟山方言词汇的变化及其成因

舟山群岛的主要方言是吴语。近半个世纪来,舟山方言词汇与熟语发生明显的变化,一些旧词语随着旧事物的消亡而消亡,同时出现向共同语普通话靠拢的趋势,说明经济社会的发展对于语言尤其词汇的变化发展,最终起着巨大的推动作用。     

张方平西北边防思想论略

张方平是北宋时期一位重要人物。面对当时西北边防来自西夏的威胁,他提出了“先为不可胜以待敌之可胜”,发展边防生产,外交上扼制西夏等主张,这对加强当时西北边防安全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