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学森难题”与研究生教育观念的世纪反思——纪念钱学森诞辰100周年

钱学森在2005年提出了“钱学森之问”或“钱学森难题”。“钱学森难题”是一个十分重要的教育命题,求解它是一项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联系目前中国的研究生教育,必须站在时代的高度重新反思大学的本质、研究生教育的特性、研究生读书治学的态度等这样一系列根本问题。革新研究生教育观念是求解“钱学森难题”的关键环节和必然要求。     

从“钱学森之问”看当代中国教育的缺失

＂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钱学森之问＂一时成为全国各界关注的焦点。通过简单解析＂钱学森之问＂,分析中国教育现状,给出如下观点：高校体制改革,开设创新教育课程,创新思维模式培养、渗透,是解决问题直接而较简单的办法,但仅是一种治标不治本的办法;正确的社会价值取向和良好的社会制度导向将是解决问题的有效策略,具有深远意义;但从教育的本质来看,从人类心智的发展规律来看,学术自由,启发心智培养才是真正以人为本的解决问题之道。     

工程技术类杰出人才的共性特质——以钱学森、冯·卡门和普朗特为例

过去、现在以及未来工程技术的发展都需要一批杰出人才担当领军重任。＂钱学森之问＂既反映了我国在杰出人才培养上的不足,也映射出问题解决的复杂艰难。文章以钱学森、冯.卡门和普朗特为例,探讨了工程技术类杰出人才所应具有的共性特质,旨在为我国工程技术杰出人才培养提供思考。     

科学和教育视域下的“钱学森之问”求解

钱学森不仅是一位伟大的科学家，而且是一位杰出的人民教育家。他在临终时对中国教育前景的担忧被提炼为著名的“钱学森之问”，它与“李约瑟难题”一样，对中国的科技和教育工作者都有深刻的启发意义。钱学森以他的求学和教育科研经历告诉我们：应该怎样发展中国的科学和教育事业，才能培养符合社会主义现代化需要的人才。     

钱学森的人才忧思缘起

钱学森多次问总理: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从2005年起,病榻上的钱学森多次问前来探望他的温家宝总理。     

“钱学森之问”与教育自由的探讨

2012与2013年,第四届和第五届＂中国智慧思维学术研讨会＂以激发教育发展活力、提高创新人才培养水平、坚持智慧学校创建以及促进学生全面发展为主题而召开,教育界人士屡度聚首,试图为破解＂钱学森之问＂作出新尝试。＂现在中国没有完全发展起来,一个重要原因是没有一所大学能够按照培养科学技术发明创造人才的模式去办学,没有自己独特创新的东西,老是‘冒’不出杰出人才。＂     

对“钱学森之问”的追思

＂钱学森之问＂表达了钱老对我国教育的厚望、重托与忧思。＂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这一发问,发人深省,催人思索。这需要从我国大学教育的精神、理念、体制、人才培养模式等多个方面去反思。只有按照科技创新人才的成长规律,自主办学、自由创造,营造宽松宽容的学术环境,重塑大学的人文精神,打造一支高素质的教师队伍,改变人才培养模式,着力于创新人才培养,才可能出现杰出人才涌流的兴盛局面。     

破解“钱学森之问”：来自家庭教育的反思与可为

"钱学森之问"形成原因复杂,家庭作为杰出人才生活的重要基地,为其成长提供原初的环境和持续的动力,在破解"钱学森之问"时,也应该对家庭教育进行反思和可为的尝试。当前,家庭教育目标功利化扼杀了孩子远大的理想和探索求真的欲望,纯考试知识化的家庭教育内容抑制了孩子想象力、兴趣等的发展,伪科学的家庭教育方式与杰出人才的冒出渐行渐远。破解"钱学森之问",家庭教育应坚持顺其自然的原则,有所为,有所不为。     

探解“钱学森之问”：教育问责制的视角

在解析教育问责制的产生、含义和功能的基础上,对教育问责制探解＂钱学森之问＂的可能性和可行性进行了探讨。教育问责制在确保政府及相关教育主体责任履行,提升教育质量、促进教育公平,确保公共教育资源的有效使用,控制权力滥用、预防教育腐败,改善政策和管理的透明度和回应性等功能效应方面为求解＂钱学森之问＂提供了可能;坚持将基础教育和高等教育贯通起来的科学教育观,真正实施素质教育的基础教育制度改革;探索人才选拔新途径的招生制度改革,以及让更多人对教育质量负责的高等教育质量保障方面,对教育问责制如何求解＂钱学森之问＂提供可行性论证。     

从政府与大学关系之视角试解答“钱学森之问”

通过提出＂钱学森之问＂,从政府与大学的关系这一视角进行分析,就我国建设服务型政府的大背景给出＂钱学森之问＂的答案,即要理顺政府与大学的关系,变政府＂全能＂为＂有限＂,还权于大学,改革高校投资体制和经费拨付制度,注重发挥社会力量对杰出人才培养的作用。     

刘尧教授新著《教育困境是教育评价惹的祸吗》出版

<正>在我国,减轻中小学生过重的学业负担,一直是一个社会性难题。面对当今社会日益严峻的升学与就业压力,家长相互攀比引发的教育焦虑持续蔓延……政府颁布减负令的政策效应渐渐失灵,减负陷入了越减越重的教育困境。不仅如此,我国教育还面临着两大相互交织的难题:一个是中小学生学业负担过重;一个是著名的"钱学森之问":"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这两大难题又形成了"学业负担越重,教育质量越低"的教育困境。     

以创新活动为载体,提升研究生培养质量初探

培养杰出人才是我国现代化建设的需要.怎样培养高层次、创新型人才是摆在教育工作者面前的一个重要课题.研究生教育作为我国教育的最高层次,肩负着杰出人才培养的重任.提升研究生创新能力是提高人才培养质量的重要方法.针对杰出人才应具备的创新能力培养问题展开分析,进而以西北工业大学“六点一线”的创新活动为例,提出“以培养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为主线”,以“创新基金”“种子基金”“创新中心基金”“竞赛”“主题实验”“自主创新实验”为切入点,在教育理念、制度保障、激励政策和氛围营造等方面全面营造创新氛围,推动创新活动,从而提升研究生培养质量的方法.并对此活动的实践结果进行了分析,为研究生创新能力的培养提供了一条新的探索途径.     

钱学森开拓的系统工程引导我国管理教育蓬勃发展

从中国管理教育30多年来的巨变论述了钱学森作为中国管理教育复兴旗手的作用;回顾了钱学森倡导系统工程,引领中国管理教育在与理工科密切结合的道路上发展的历程,探讨了中国管理教育具有理工特色的原因和它的合理性;论述了钱学森提出的系统工程———运筹学———系统学的三层次科学技术体系,为管理学科和教育指明了广阔的发展前景。     

中学创新人才培养的实现路径 ———西南大学附属中学的改革实践

“钱学森之问”对学校创新人才培养提出了迫切的要求,西南大学附属中学基于百年历史积淀,立足实际,以理念为先导,以课程为平台,以制度为保障,探索出适合中学实际的创新人才培养路子,诠释了中学创新人才的内涵特征;创新了课程结构、教学方式和学校管理;分层制、导师制、弹性“走班制”和全效立体育人制是创新人才培养的实施模式;以科学的教育理念、强大的师资队伍、多维的课程平台及民主的管理制度为保障机制,取得了明显的成效。     

洋务运动时期的官派留学生制度

洋务运动时期的官派留学生教育，是中国近代教育的创举和飞跃，它培养了中国近代第一批科技、外交、政治、教育等方面的杰出人才，在洋务派的主持下，形成了关于留学生的选拔、管理、经费筹措以及学成回国后的任用和奖励等一整套制度，对中国近代教育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梁启超论教育宗旨

梁启超是近代中国最早关注教育宗旨问题的学者。甲午之战后,他从救亡图存出发,提出了“以政学为主义,艺学为附庸”的办学方针,强调对改革急需的政治人才的培养。戊戌变法后,高举培养“新民”的大旗,率先对中国近代教育宗旨问题进行了理论上的阐发。“五.四”运动后,又提出发展“圆满人格”、“学做现代人”的教育方针,倡导以人格教育为核心的“三达德”教育。他对教育宗旨问题的不懈探索和大力倡导,突破了传统教育思想的束缚,推进了精英教育向社会教育的转变,更重要的是他已关注到现代教育的真谛,即人格教育问题。所有这一切,都不同程度地影响和推进了中国教育近代化的发展历程。     

集大成,得智慧——试析钱学森的大成智慧学和大成智慧教育思想

大成智慧学和培养创新型人才成了著名科学家钱学森近十多年来关注的非常重要的问题,但并未形成系统的论述。经过研究,可以把钱学森的大成智慧思想概括为以下几个主要方面:集逻辑思维与形象思维之大成;集人与机器思维之大成;集人与人思维之大成;大成智慧教育。     

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的基本特征与实现条件初探

一所大学或者大学的某一学科得以成为“一流”,其基本特征或主要标识在于“杰出人才、尖端成果、创新基地”,一方面,其教师队伍能凝聚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和在全球范围内行动的”世界级学者,其培养的学生中能源源不断地涌现出这样的人才,其科研工作能获得最具前沿性的成果;另一方面,它还必须拥有能够传递最新信息和进行现代化研究的创新基地,以使杰出人才充分施展才能,为他们取得尖端成果提供必要条件。同时不应忽视的是,在由杰出人才、尖端成果和创新基地构建的“一流”辉煌楼宇下面,还有其内在的基石,即追求卓越的本科教育。这既是杰出人才培养的起点,也是在为获得尖端成果提供充裕的后续力量。而大学和学科是否能成为“一流”,则取决于“时势、策略、恒心”, 需要适当的历史机遇和社会环境,需要正确的发展策略,还需要持之以恒的努力。     

从人类命运共同体看中国式乡村教育现代化的未来

以人类命运共同体思维把握乡村教育现代化进程,关乎教育强国建设的前途。通过包容与共存,回答乡村教育的“存—废”之问：乡村教育要从“消亡论”走向“振兴论”,通过重塑乡村教育具有基本的结构功能意义、教育城镇化进程已经接近发展极限、城乡教育实现公正的治理之道三个认识维度,解决和平赤字挑战,实现“文明包容超越文明对抗”目标。通过尊重与共生,回答乡村教育的“优—劣”之问：乡村教育要从“依附论”走向“自主论”,超越优劣对比,须经历“认识你自己”“公正的旁观者”“陌生化支持”三个层次,解决信任赤字挑战,实现“文明尊重超越文明优越”目标。通过合作与共赢,回答乡村教育的“开—封”之问：乡村教育要从“迷茫论”走向“自信论”,立足实质对话消除隔膜、互利合作实现共赢、真诚交流增强互信三个阶段,解决发展赤字挑战,实现“文明互鉴超越文明隔阂”目标。不共处、不对等、不对话的城乡教育关系,没有最终的受益者,城乡教育应是一个充分容忍多元、尊重多元、欣赏多元的命运共同体。     

科学回答“四个之问”的理论价值与根本遵循

“四个之问”是指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四个之问”各有侧重又互相联系和渗透转化，其辩证统一关系在中国共产党的伟大实践中得到体现，中国共产党人在对“四个之问”的洞察、剖析和回答中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回答“四个之问”是当代中国共产党人的崇高使命，要以“六个必须坚持”为根本遵循，增强回答“四个之问”的主动性，从时代大潮流、世界大格局中谋求中国与世界的共同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