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阗毗沙门天王信仰研究

毗沙门天王是于阗的保护神之一,在古代于阗人的心目当中毗沙门天王具有重要的地位,有关于阗的很多故事与传说中也多次提及毗沙门天王,其中有些故事在敦煌和新疆发现的壁画中也有所表现.同时,于阗的毗沙门天王信仰对中原产生了直接的影响.根据所掌握的材料就于阗毗沙门天王信仰及其影响进行论述,进一步说明以上观点.     

中国佛教艺术的产生与兴盛

在东汉至南北朝 30 0多年时间里 ,中国的社会形态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中原一统天下的格局被打破 ,少数民族政权的产生使中原文化受到冲击 ;佛教艺术随着佛教从西域和印度传入中国 ,中国也产生了具有自己审美特征的佛教艺术。它对中华民族的各个领域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于阗木雕与中亚贵霜文化渊源考释

于阗木雕是西域重要的民间艺术样式,尼雅遗址中所发现的木雕具有三重不同的图像志来源。这三重图像志分别与塞人文化、犍陀罗佛教造像、大月氏人的游牧文化相关,这也是贵霜文化的混合型艺术特征在于阗木雕中的体现。     

论《大唐西域记》中于阗国的鼠与龙形象

《大唐西域记》是研究古代西域国家民族与文化的重要著作,其中关于于阗国的故事记载详细生动,值得深思和研究。从书中与于阗国相关的《建国传说》《鼠壤坟传说》和《龙鼓传说》故事出发,发现于阗国的先民们对鼠与龙形象的理解存在不同。结合古代遗迹板画和敦煌壁画进行对照后,从性质、地位、情感三个方面分析差异,可知于阗国民众的“崇鼠避龙”思想主要是受到地域民族文化、敌对阶层象征和佛教思想渗透三个因素的影响。     

多元文化交融的古格佛教艺术——评介《西藏西部的佛教史与佛教文化研究》

《西藏西部的佛教史与佛教文化研究》(日文版)重点介绍了西藏自治区阿里地区的佛教发展情况,尤其是西藏佛教后弘期上路弘法的历史和特点。用实地调查收集的图片资料,论述了西藏西部地区的特征、西藏的密宗系统、阿里地区的佛教遗迹,以及以阿里的古格王朝为中心的西藏西部佛教美术的特点。此外,介绍了阿里地区与古代于阗、尼泊尔、印度、古代大食国之间的文化交流。     

于阗文明与于阗语言

中国佛教初传于于阗，于阗在佛教东扩过程中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于阗塞人创造了灿烂的文化。于阗塞语在被迫消亡的过程中对征服者的语言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一部分于阗塞语词汇被借入回鹘语中并保留了下来。     

龟兹佛教艺术与阿艾石窟壁画

龟兹是古代西域佛教较兴盛的地方 ,开凿石窟是龟兹佛教艺术的重要形式。龟兹佛教石窟有其主要内容和特点 ,阿艾石窟则表现出深受中原佛教艺术的影响 ,是这一时期龟兹地区东西文化交流的见证。     

丝绸之路石窟寺文化蠡议

印度佛教经丝绸之路传入中国,佛教文化在中国传弘与固有文化碰撞、交融逐渐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佛教文化,成为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佛教传道方式是经像并传,石窟寺造像、绘画等,又称"经变相",是文化的载体。印度佛教造像存在不同的艺术特征,受印度固有文化及希腊乃至罗马文化的影响,传入中国又受中国多民族文化的影响。该文对丝路石窟寺像教佛教文化、中国传统文化思想以及造像艺术中存在(含有)的中外多元文化进行一些蠡议,以期对石窟寺文化全面研究起到一定的启发和积极作用。     

中国佛教与审美关系初探

佛教作为一般宗教 ,与艺术、审美具有天然亲和关系 ,而东渐后的佛教逐渐为本土文化所同化 ,变异为一种准宗教 ,与儒、道对立互补 ,这在一定程度上又拉近了它与审美的关系。佛教与审美互相渗透 ,审美使中国佛教成为具有美感的宗教 ,中国佛教则带给古代中国诗学、美学一股活泼泼的灵动之气 ,并最终影响了中国古代诗学、美学的风格与走向     

中国古代佛教窟龛造像的本土化演变及与民族造型艺术传统的结合

中国古代雕塑传统早在秦汉时代即已成熟,形成了本土的艺术审美和造型艺术特色,其内在审美和中国绘画相一致,特点为温柔敦厚、内在静谧。中国佛教造像艺术起源于印度,在其传入初期具有明显印度风格,但在演进过程中逐渐与本土艺术风格相融和。云冈石窟造像多用平直刀法,造型雄武,多印度元素;龙门石窟改用圆刀刀法,造型祥和,一派汉风。中国佛教造像的本土化痕迹及其与民族造型艺术的结合可以从云冈石窟和龙门石窟中清楚看出。     

韩国朝鲜时代“甘露帧”内容和风格之考察

“甘露帧”即汉语中的“水陆画”,在韩国历史上曾经盛极一时,“甘露帧”分为上、中、下三坛结构。综合考察韩国现存“甘露帧”之图像内容,并分期对其风格论断,画面运用具有典型化特征。受画师的风格,地方风格因素的影响,多样的图像发展,其画面又不断形成新的画风。     

《敦煌佛教绘画》前言

《敦煌佛教绘画》的前言介绍了敦煌第一石窟开凿的缘起、过程以及敦煌艺术的分期。全文探讨了华严与敦煌的关系,并以一些造像中手印的区域性特点为例提出研究印度国家博物馆馆藏敦煌绘画艺术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唐代题画诗对题画诗体例的开创之功

中国诗与画的融合在唐代取得了具有标志性意义的进展,唐代题画诗集中反映出了这种进步。它开创和奠定了题画诗的基本体例,使题画诗作为一种特殊的诗歌品类得以成立。唐代题画诗的开创之功主要表现在:它拓宽了题画诗的诗体范围,各体齐备,改变了前代仅局限于以四言和五言诗的画赞、咏画诗题咏的局面,尤其是以律诗评画,对诗与画的结合有重要的意义;在题画方式方面,出现了自画自题和画上题诗的题画方式,并基本完成了评画赏画手法上的探索;从题画诗人来看,唐代的杜甫、白居易和刘商为后人树立了三种不同意义的典范。唐代题画诗对题画诗本身的发展和中国文人画的形成都具有深远的影响。     

论中国文人画的继承与发展

通过对中国文人画的内涵与历史的考察,指出继承与发展文人画不仅在全面奔向小康社会的文化建设中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且是继承和弘扬中华民族精神与文化的重要手段,并强调了专业工作者在文人画的继承与发展方面应肩负起普及与引导的历史重任。     

画赞之文体流变——兼论画赞与题画诗的关系

“赞”在先秦礼制中是各种礼仪的辅助人员,本义为“助也、明也”。汉代有图画人物以行道德教化的风气,发展出像赞等各种赞体文。画赞始以说明为主,渐变为以赞美为主。汉代和魏晋的画赞基本都是以道德教化为旨归的,诗性并不强。齐梁以后画赞在形式上更加精致化,也开始以抒情为创作目的。唐代的一些画赞不仅生动传神,而且有感兴寄托,已经完全诗化了。宋代各种文体进一步融合,苏轼的画赞打破了文体之间的苑囿,画赞和题画诗难分彼此。虽然后来的画赞极类似题画诗,但并不等于题画诗,我们要尊重古人对文体的划分。     

梅花与绘画

中国画梅历史悠久、流派众多、作品丰富。该文通过查阅历代画梅理论、历史与画册等,在对画梅历史做了简练勾勒的基础上,着重对画梅的种类、枝干的形态和花朵的画法等方面进行归类研究,梳理出画梅种类上宫梅、野梅之别,枝干形态上直立、横斜、倒挂、稀疏和繁密之异以及花朵画法上勾勒着色、用色点染、点墨和圈白之变。这对把握历代画梅的技法演变、崇尚审美与精神追求等规律和认识中国绘画与梅花美学都有积极的指导意义。     

敦煌学研究的新里程碑——简论《敦煌佛教绘画》

由印度当代著名学者金德尔和夏尔玛合著的《敦煌佛教绘画》,是世界敦煌学研究史上一座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新里程碑。它标志着学术界期望已久的印度藏敦煌绘画文献正式刊布问世,世界敦煌学研究大家庭中有了印度面孔,敦煌学研究将进入一个中印合作、多国合作的全面发展的新阶段。而《敦煌佛教绘画》的刊布,为中印合作和多国合作提供了学术基础和思想基础。     

谈杜甫的论画诗

杜甫的论画诗记述了不少当时的绘画作品,是唐代绘画的记实,反映了唐代绘画的盛况和风貌。杜甫的论画诗也是形象的画论,通过对画家、作品的赞颂,阐明了诗人师法造化、以形写神、取舍剪裁、精心构思等艺术主张以及严肃认真的艺术创作态度。在论画的同时,常常言及对社会、人生的看法,注入无限的神思,表达了对国家命运的关注及奋发有为的远大志向,另一方面,对画家的不幸遭遇则深表同情,也流露了自己抱负不能实现的郁愤之情以及向往山林之意。     

士人与文人——文人画产生的社会学基础

近人陈师曾认为：画中带有文人之性质,含有文人之趣味,不在画中考究艺术上之功夫,必须于画外看出许多文人之感想,此之所谓文人画。但是,究竟何为文人,他并没有做出清晰的界定。而且,他对文人与士人的复杂关系也没有明确的认识,甚至有时将两者简单地混为一谈。本文通过梳理士人与文人的演变、分化与合流的过程认为,正是具有文人属性的士大夫阶层大量地参与绘画创作,才催生出了文人画,并不断地推动文人画的发展演进。     

关于西域大漠田园山水绘画命题的思考

西域大漠田园山水是作者对新疆山水绘画探索中的一个自设命题,它也是新疆大山水画研究中的一个内容,这是探索者对新疆山水画赋予的名称,并非学术上对现有新疆题材山水画的通用词。在绘画史上的唐代,曾出现过"西域绘画"、"西域画派"的名称,此后这一名称便销声匿迹。近代,新疆山水画经过众多美术老前辈和当代实力派山水画家的不懈努力,已经有了清新的面貌。作者期待各种关于新疆题材的山水画探索,能为新疆题材的山水画发展作出应有的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