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哈跨界水资源争端:缘起、进展与中国对策

随着国际政治格局的变化和水资源战略重要性的日益凸显,国家间关于跨界水资源问题的争端也日益增多。跨界水资源争端在中哈两国关系中处于重要而敏感的地位。中哈两国为此进行了一系列谈判,取得了一定的进展。但也要看到,这一问题并不会在短时间内得到圆满解决。中国应提高重视程度,在跨界水资源争端问题上应有更深的考虑。     

中哈跨界河流合作：进程、机遇与深化路径

中哈跨界河流合作机制以联合委员会为平台,在水文信息交换、水质保护、水量分配、水利工程合作等方面取得突出成果,中哈两国政治关系的提升、环委会的积极配合及“一带一路”倡议相关政策的支持是推进中哈跨界河流合作的主要因素;同时,中哈跨界河流合作机制也面临一系列挑战;制定切实有效的水资源分配规则,深化跨界河流环保合作,重视跨界含水层条约的签订,构建系统的跨界水合作制度以及多元化的水争端解决方法体系,并提升国际话语权引导国际舆论等是应对挑战,实现中哈跨界水资源可持续利用的关键。     

印孟跨界水资源争端及合作前景

印孟水资源争端由来已久,水资源纠纷一直是困扰两国关系发展的重要问题。印度政府以往的霸权主义作风、印度地方邦政府的掣肘、孟加拉国内对印政策的分歧等是影响两国跨界水资源合作难以推进的主要因素。但目前印孟跨界水资源争端的解决已出现一些有利因素,双方政府态度的转变、印度对多边合作方式的逐步认同等都可能使两国间水资源争端得以妥善解决。     

国际法庭在跨界水资源争端解决中的作用——以盖巴斯科夫-拉基玛洛项目案为例

随着水资源的日益短缺,跨界水资源纠纷越来越多,国际法庭必将更多地参与其中。评析国际法院在解决斯洛伐克和匈牙利之间盖巴斯科夫-拉基玛洛项目案中的作用,可以发现国际法庭有时不能正确认识和区分法学追求正义之理想同法律应当寻求消除实在争端之间的关系。因此,水道国在解决跨界水资源争端时,需要就是否适合选择国际法庭作为争端解决方式,以及如何选择适用于解决争端的法律作出谨慎而明智的选择。     

WTO体系下的隐蔽性农产品出口补贴及对中国的启示

由于乌拉圭回合谈判未对隐蔽性农产品出口补贴规定实质义务,WTO成立之后,成员一方面借助争端解决机制,解释和实施抽象的现有规则,另一方面通过新一轮农业谈判,制定新规则。文章探讨了WTO体系下隐蔽性农产品出口补贴的现状与谈判进展,阐述了中国在此问题上的立场与利益。      

论跨界水资源管理的核心问题和指导原则

跨界水资源管理关系区域和全球经济社会发展及和平安全等问题,已成为国内外理论和实践面临的重大课题。学界关于跨界水资源管理的论述可谓不少,都有一定的理论和实践意义,但也存在管理核心问题界定不明等缺陷。文章通过对跨界水资源管理的实证分析,初步探讨了当前跨界水资源管理在核心问题界定和相关制度安排上存在的问题,提出跨界水资源管理应围绕"水质"保障和保全、"水量"评估和分配以及流域"生态养护"问题展开制度构建和原则设计。     

东亚经济一体化进程中的中日FTA战略比较

进入21世纪以后,东亚经济一体化的步伐明显加快,但是作为该地区最大经济规模体的中国和日本,在FTA谈判上难以取得进展;在中日FTA问题上,中国积极主动,而日本则消极推诿,究其原因,既有经济上中日FTA对日本国内产业冲击的担忧,也有政治上日本始终把中国作为强大的竞争对手,与中国争夺东亚经济共同体主导权的因素,而由小泉纯一郎内阁在历史认识问题上引起的政府间和民间的不信任感,更是阻碍了中日FTA谈判的进程.在回顾中日两国FTA进展情况的基础上,分析中日FTA谈判难以展开的原因,并就中日缔结FTA的必要性进行论述,有着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中越北部湾划界谈判及其对解决海疆争端的启示

冷战结束以来 ,随着我国陆疆问题的基本解决 ,我国与周边国家的海疆问题却凸现出来。其中 ,南海争端与中日东海钓鱼岛争端一直被视为较为严重的问题。而在南海争端中 ,中越北部湾划界问题与南沙争端又被视为“重中之重”。但是 ,中越北部湾划界谈判经过两国政府共同努力 ,终于在 2 0 0 0年圣诞节成功签约 ,2 0 0 4年 6月 2 5日中国人大常委会正式批准生效。睦邻外交战略和两国最高领导人“一锤定音”的高瞻远瞩 ,在中越北部湾谈判中起了决定性作用。这给我国其他海疆问题的解决提供了理论与实践的参考     

国家主权视阈下跨界水资源冲突与合作法律理论的重构

基于其"共享自然资源"的法律属性,跨界水资源的水权性质应界定为跨界水资源的主权所有权,其不是跨界水资源主权,更不是基于国内物权理论构建的跨界水资源所有权,应当属于流域各国对跨界水资源的一种公权性支配。限制主权理论因忽视跨界水资源的主权所有权,在实践和理论中都面临着困境而应被摒弃。随着生态系统管理理念的法律化,在明确跨界水资源的主权所有权的前提下,共同利益理论作为解决跨界水资源冲突与合作的根本解决途径,应从跨界水资源保护相关的实体性规则和程序性规则两个维度予以构建,与之相关的要素主要包括主体、制度、程序等方面,这也是未来跨界水资源理论发展的新课题。     

中国开发利用跨界河流的国际法理分析——以中哈跨界河流为例

国际社会对中国开发利用中哈跨界河流一直存有非议。无论根据一般国际法还是特殊国际法,中国目前的开发利用都于法有据:国家主权原则是中国开发利用中哈跨界河流最重要的国际法依据;中哈利用和保护跨界河流的双边协定是中国开发利用中哈跨界河流的直接法律依据。中国目前的开发利用符合国际水法的基本原则——公平合理利用原则与国际环境法中的可持续发展原则。     

中国适用外交谈判解决海洋争端的困境与突破——以中菲南海争端为例

中国选择外交谈判路径解决海洋争端具有积极效用,同时也面临双重困境。以中菲南海争端作为考察对象可以发现,外交谈判路径的内部困境主要来源于内部运行机制的局限,包括谈判前提的设限、谈判过程的曲折及谈判结果的争议。外部困境主要来源于司法路径的挑战,包括司法渐进背景下有限的司法受益和消极的司法结果。欲实现外交谈判路径的良好功效,应从内外两方面予以突破:内部可对争端进行识别、将国土型争端转化为资源型争端,适用临时性安排;外部可在充分应对利用程序利益的基础上理性参与司法前置程序,阻却案件进入实质审理。     

跨界污染争端避免机制的相关理论问题初探

历史的经验与教训都表明,在应对跨界污染争端时,如何避免它比如何解决它更加有意义。争端避免主要是指通过各种方法和程序的运用,预防和避免可能导致争端的情事的发生。传统的机制应对国际环境问题的不足,以及国际环境法理念和基本原则的发展,为国际环境争端避免机制产生的基础。跨界污染争端避免机制包括国际法的基础、具体方法和程序以及特定机构三个要素。     

WTO争端机制中的磋商制度论析

作为一种兼具政治性与法律性争端解决方法，WTO争端机制中的磋商在制度设计方面具有显著的特点。在对磋商制度内在功能剖析的基础上，本文运用实际案例，通过对磋商完成性、充分性与关联性三个方面的实证考察，深入发掘该制度中存在的问题，并结合多哈回合谈判提出了相关完善建议。通过全面分析，本文最后对WTO争端磋商制度在“磋商解决”与“司法裁决”中的平衡价值进行了阐释和论证。     

我国国际河流的争端解决之路

随着水资源短缺、水质量不断恶化、全球气候变化、节能减排的要求越来越高,各国利用国际河流的竞争愈演愈烈,从而加剧了可能产生的分歧与争端。目前争端的解决主要采取国内私力救济和外交手段,但是单纯依靠友好的政治关系,不能实现国际河流的最佳利用,也不能避免跨界水纠纷的发生。国际河流不可分割的自然属性,跨国的政治属性,要求流域国之间通过合作才能实现对国际河流的科学管理和利用,综合利用国际合作手段、组织手段、条约手段、外交手段等才能谋得国际河流争端的解决。     

国际河流水资源争端对国际关系的影响

水资源被视为一种战略性资源,与国家的发展息息相关。国际河流共享国之间因国际河流水资源产生的争端与日俱增。其中,流域各国国内需水供不应求、国际河流不合理开发和分配、国际河流水污染严重以及国家领土主权意识增强等现象是水争端现象产生于河流共享国家间的原因。水资源争端具有涉及范围广、影响因素多样等特点。在一定程度上,水资源争端对河流共享国之间的政治、流域各国的经济以及国际社会的和谐、稳定等造成了或大或小的冲击。     

RCEP争端解决机制评估与中国之因应

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重视为成员国提供积极高效和公开透明的争端解决办法，并以独立章节形式将争端解决机制固化下来。RCEP争端解决机制主要包括磋商、斡旋、调解、专家组(裁判庭)仲裁等争端解决办法，是一种将政治方法和法律方法相结合的多维度解决模式，也是一种多样性包容和渐进式改革的有效尝试，这些机制创新传递出更加互惠共赢的积极信号。但RCEP争端解决机制存在一定的缺陷，ISDS谈判也尚未完成，将对我国的数字经济、电子商务等行业造成影响和冲击。为切实维护国家利益和企业利益，中国应大力推动缩小RCEP争端解决机制的不适用范围，积极参与RCEP中ISDS机制的构建与完善，并提前评估后续可能产生的贸易摩擦或争端。     

从博弈论看多哈谈判

世贸谈判顺利进行对全球贸易自由化,经济一体化,促进国际贸易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然而目前的多哈谈判却停滞不前,难有进展。文章从博弈论的角度对多哈谈判问题作了分析研究。     

基于主体不平等的跨国界河流水资源分配的破产博弈研究

基于破产理论和讨价还价博弈,构建水资源分配的破产博弈模型。借鉴国际水法,构建主体在水资源分配谈判中的议价能力评价指标体系,将议价能力运用到破产博弈模型中,突出主体在水资源分配中的不平等性,减少水资源分配量与贡献、需求量和对水资源依赖程度的非对称性;结合主体的谈判破裂点,根据主体满意度函数的联动函数寻找水资源分配的最优解,使分配能同时满足个体理性和集体理性,并对澜沧江-湄公河流域进行实例研究。     

跨界地下水国际立法的发展趋势及对我国的启示

跨界地下水国际立法经过漫长的发展历程,目前呈现出一些新的发展趋势,主要体现为:软法性文件推进着跨界地下水国际立法议程,在该议程中水资源一体化管理的理念逐渐得到体现和遵循,跨界地下水专门性立法和跨界含水层管理机构的建立也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鉴于此,我国应尽快将跨界地下水的开发、利用和保护纳入立法议程,并在相关国际、国内立法中遵循一体化管理的原则。同时,针对跨界含水层的特殊性和复杂性,我国应进行跨界专门性地下水立法,并建立专门的跨界含水层管理机构,以此促进跨界地下水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和生态环境的保护。     

跨界水资源利用的事先通知义务——乌拉圭河纸浆厂案为视角

乌拉圭河纸浆厂案是国际法院对环境事项进行管辖和裁判的新近重要案例。争议围绕乌拉圭单方面在界河边授权修建和运营纸浆厂是否违反了乌拉圭和阿根廷关于界水利用的条约而展开。乌拉圭是否违反界水利用的事先通知义务,是双方争议和法院裁判的一个焦点。国际法院作出的裁判有助于加强事先通知义务在跨界水资源利用中的习惯法地位,也对跨界水资源丰富的中国开发利用跨界水资源的活动提供了若干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