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四十年代国共势易权移的政治学诠释

本文从现代化理论和政治学原理视角 ,对 2 0世纪四十年代国共政权更迭的原因进行了全新解读。地方实力派与中央政权的持久抗衡、意识形态迷失造成的信仰危机和宪政建构过程中的非法制化因素 ,导致了中央权威资源的缺失和政权的合法性危机 ;国民党内部各派系的政治纷争、国民政府政治组织功能的衰退和政党内部自改革运动的失效 ,导致政权内部权威资源流失和政党自我革新能力的停滞 ;驾控基层政治权力能力的弱化、重建地方政治权威的失效和政权“组织成本”的超常庞大 ,造成了政权基础的脆弱和地方基层政治权威资源的流失。权威缺失导致国民党政权进行政治整合失灵 ,政治合法性危机逐步演变成全社会的总危机 ,最终导致了国民党政权的覆灭     

合法性危机与东亚国家的政治转型

二战后出现的东亚国家权威主义政体的合法性来源,包括"负面合法性"、"政绩合法性"、意识形态与国际因素等.但是这些合法性是比较脆弱的,在权威主义统治的后期,由于"负面合法性"和"政绩合法性"的弱化、政治文化和国际环境的变迁等原因,合法性危机逐渐显现并且日益严重,从而为政治转型提供了契机.因此,合法性危机在东亚国家的政治转型中具有特别重要的作用.这一考察有助于扩展对于政治合法性研究的视野,也有助于增进对权威主义政体政治转型原因和特点的认识.     

1945年后南京政府合法性的缺失

中国人民历时八载,最终赢得了抗日战争的胜利。携抗战胜利之余威的南京国民政府,本来最有希望成为中国官方的合法性政府,然而随着历史的发展,国民政府逐渐丧失了这种合法性。政治方面：和平建国方案搁浅,中央权威构建受挫;经济方面：经济复苏计划落马,国民生存状况急剧下滑;思想方面：思想上产生离心力,信仰教化体系边缘化。种种现象表明国民政府的合法性逐渐缺失,最终丧失大陆政权。     

国民政府国家权威缺失及其对中国现代化的影响

后发现代化国家的发展逻辑要求在现代化启动阶段,国家可以运用国家机器的强大动员力量,将有限的现代化资源动员和集中起来,施于现代化的关键环节,同时利用国家权威保持政治秩序的稳定。权威政治是后发外生型国家现代化启动的必要条件。然而,中国现代化启动之时,中国政治却过早陷入权威危机和权威真空的境地。国民政府试图推进中国的现代化,但由于地方分利集团的分利行为和国家政权下沉的失利使得其国家权威进一步弱化和缺失,从而无力推动中国的现代化进程,相反使中国的现代化陷入了困顿。     

现代化进程中地域主义与国家认同危机

国家认同是现代国家建构的重要政治文化基础,现代化进程中社会变迁所引发的体制性危机、群体性危机、文化价值危机、合法性危机等危机是改变、重塑国家认同的重要诱因.同时国家认同危机也是地域主义得以兴起的重要因素.现代化进程中地域主义与国家认同之间存在着相互关系,在利益结构、制度化水平、现代政治观念体系等变量因素的作用下,地域主义将从分离性认同转变为归属性和功能性认同,从而与现代国家认同的建构形成良性互动.     

乌克兰危机的原因及背后的大国博弈

乌克兰政治危机的爆发源于其复杂的历史与现实因素.历史上遗留的东、西方隔阂不仅是乌克兰政治经济发展的巨大障碍,也对其外交政策产生了深远影响,同时为大国插手其内部事务提供了契机.危机的不断扩大是历史文化、地缘政治、大国博弈等多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危机不仅给乌克兰国内,而且给世界带来了新问题、新挑战,它所造成的严重后果正逐步显现出来.乌克兰危机的最终解决,取决于多方博弈的结果.     

论非政府组织的政治稳定功能——基于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分析

非政府组织是国家与社会双向互动的载体,具有维护国家和社会相对平衡的政治稳定功能。在现代社会,任何一种政治上的不稳定,其实质就是对既有权威的否定,政治不稳定因素大致可归结为对政府权威合法性和政府权威有效性的怀疑。因而,对政治不稳定因素的消解和对政府权威的塑造是统一的。非政府组织对社会政治不稳定因素的消解,促进政府权威塑造就是其政治稳定功能的体现。     

民生政治的合法性论析

政治合法性是指民众基于正当理由对政治体系或政治权威的认同和忠诚。政治合法性基础是不断变化的。如果说传统社会的政治合法性是建立在"道德"基础上,建国初期政治合法性是建立在政权政治的基础上,那么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发展就成为了中国政权政治合法性的源泉。但是,重经济增长轻其它发展,造成了贫富差距扩大等问题,导致政治合法性不断减弱。在新形势下,应加强民生政治建设,在民生政治的基础上构建我国政治合法性,构建和谐社会。     

农村群体性事件的归因与治理路径

社会转型期利益格局重新分配和结构失衡所引发的矛盾和冲突,农民利益表达渠道不畅通或制度性政治参与的制度供给不足,农村基层政府合法性危机所导致的基层党政权威的弱化及民间权威的膨胀,农民的法制观念淡薄且易于产生从众行为等,是农村群体性事件发生的主要原因。因此,大力发展农村经济,重视农民的合法权益,畅通利益表达渠道,实现农民制度参与的有效供给,基层政府转变职能,重塑政府与公民间的信任和合作关系,提高广大农民群众的法制意识和政治参与能力,是治理农村群体性事件的有效路径。     

继承与异动——北洋军阀时期的风俗变革

北洋军阀统治时期，政府将“风俗”、“学说”的更迭作为施政的优先考虑要素。一方面，继承辛亥遗产．创立新俗，强化政府权威和国家意识，完成南京临时政府遗留的任务。设立国定纪念日和创立国葬典礼，即是以政治社会化的手法维持政治秩序、维护政府权威的典型例证；另一方面，为配合政治上的复辟，北洋政府尊孔复古，利用政治资源为旧道德、旧礼俗披上了合法性外衣．一些曾经被辛亥斗士们批判的恶风陋习又借助政权力量肆意弥漫。“继承”与“异动”成为这一时期最鲜明的变俗特征。     

从吉尔吉斯斯坦政变看政府合法性的构建

政府合法性既是民众对政府的一种心理认同，又是一种行为接受，如果政府不能有效地满足“被领导者”的要求，就会出现合法性危机。此次吉尔吉斯政变不仅有合利益性缺失、社会异质度高、政治精英失范等内部原因，更有美俄力量角逐等外部原因。所以，政府合法性要在增强政权有效性、“刻写一反刻写”的合法性求证和坚持本土化的民族发展模式中进行构建。     

晚清钦定宪法大纲探析

发生在20世纪初年的中国宪政改革,对中国政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历来论者多强调改革的欺骗性。事实上,清政府采纳借鉴西方的宪政制度,着手将既有的君主专制政体改为君主立宪政体,借颁布钦定宪法大纲,毕竟使传统的政治发生了明显的变化。     

明正德年间抚州东乡地区的官府与地方社会

明正德六年（1511）江西抚州府临川县东乡地方发生动乱，动乱平定后，官府于正德七年（1512）设立东乡县。从区域社会史的角度看，动乱与设县是对东乡地区社会带来深刻变化的“地方性事件”，对之进行深入分析有助于我们理解明代正德年间东乡地区社会变动。     

论带"五等"字号的虚封爵——晋宋之际国家官爵制度上的变化之一

晋宋之际,国家官爵制度上发生的重要变化之一就是带"五等"字号虚封爵的出现。晋末特殊军事政治形势之下,京口北府集团凭借强势军功击败高门士族,取得压倒性的军事政治优势,京口北府军功受益阶层由此形成。带"五等"字号虚封爵适时地出现则成为这个现实政治变化的典型表现之一。笔者从这种虚封爵产生的时间和目的进行详细分析,以为正是出于酬赏义熙初年京口北府集团建义之功,朝廷才创设了这种虚封爵。这种虚封爵突破既有的门阀制度优势,确立了以军功为核心的分享军事政治利益的价值导向。这使得京口北府集团凭借军功所获取的军事政治利益不仅在制度层面上得到保障,而且在价值层面上取得其正当性和合法性,也就在这个时候,京口北府军功利益阶层得以成立。酬赏军功的这一目的也直接决定了虚封爵的若干特点,对此,笔者也予以分析说明。     

WTO冲击政府问题与政府职能的转变

要从WTO中受益,政府必须面对WTO带来的第一轮冲击波问题,这些问题与国民待遇要求为核心.要求透明,要求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必须转变政府职能方可从容应对.重点在于经济管理的法制化进程,政府宏观调控经济手段的合理化进程.政府行为及行政方式规范化进程的不断深入与安全提速.     

信息化时代中国电子政务发展的新思路

面对当前信息技术飞速发展给传统政府的运行方式带来的巨大冲击,中国正不断转变政府职能,积极推进电子政务这一新型政府管理方式的建设。就目前电子政务的发展现状而言,中国不仅起步较晚而且尚存在诸多发展不完善的地方。针对电子政务信息化经费比例相对不协调、领导认识水平和重视度不够、区域发展不协调、＂数字鸿沟＂现象严重、重复建设较多等问题,结合本国的具体国情以及电子政务的发展现状,剖析其根源,提出了可行性的建议与对策,以寻求切实可行的发展新思路。     

中国朝鲜族农村人口流动及其新农村建设模式——以黑龙江省朝鲜族村镇为中心

通过对黑龙江省朝鲜族村镇的调查发现,中国朝鲜族农村人口流动带来了朝鲜族农村产业结构和村庄模式的变化,出现了农村城市化型、旅游型、农业机械化型、政府支持与劳务收入相结合现代化型和民俗、生态、城市相结合型等。同时,农村朝鲜族流动人口也引起了一些社会问题。因而,需要采取依托城市建设朝鲜族集中区;坚持因地制宜、抓住重点、发挥优势建设现代化的农村;发挥好政府的主导作用;政府加大对劳务收入少、产值低的村庄的扶持等中国朝鲜族新农村建设模式的策略。     

20世纪50年代美英“雷神”导弹谈判及使用协商权问题

苏伊士运河危机不仅影响到美英整体外交关系,也对两国的核关系造成了不利影响。与此同时,苏联在核领域的重大进展对美国与欧洲盟友造成了不小的冲击。为此,美国正式将雷神导弹纳入美英谈判议程之中。在英部署雷神导弹不仅有助于安抚英国因苏伊士运河危机对美国产生的愤怒情绪,而且还有助于威慑苏联,这是美国北约核化计划的重要一环。英国支持美国在其本土部署导弹,但在使用导弹协商权问题上两国存在某些矛盾与摩擦。     

与历史博弈：“扩大会议”时期的胡适

＂人权运动＂时期,胡适制定约法的主张与汪精卫关于建设民主政治的口号不谋而合。1930年的中国国民党中央党部扩大会议,让胡适看到了在中国实践＂宪政＂的希望。为促进中国民主主义的实现,他参与南北之间的政治博弈。胡适的目的是站在党外的政治立场上,促成＂一个政府＂的实现,不希望中国重新陷入军阀混战的局面 积极促成约法起草,给蒋介石集团造成舆论压力,尽快实现民主政治。虽然最终没有取得积极成果,但胡适借助国民党内部的分裂机会,进一步宣扬了自己的自由主义和改良主义主张。     

政治制度变迁与纳西族的殉情

殉情在世界上备民族中都发生过,但可能没有任何一个民族像中国的纳西族那样惨烈和严重.本文认为,政治制度变革引发的文化变迁是导致纳西族殉情的主要原因,特别是清王朝在纳西族主要聚居区丽江实施"改土归流",推行大规模的"以夏变夷"强权政治和强制性的风俗变革,纳西族传统性爱观、婚姻观与封建包办婚姻制度的冲突,儒家文化的封建礼教与纳西族传统习俗的冲突,导致了众多的殉情悲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