私募基金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私募基金市场已成为资本市场重要的组成部分,对我国经济发展影响很大。但由于私募基金在我国发展时间较短,制度尚不完善,监管无法到位,在资金运作和法律地位上都存在一定缺陷。就私募基金发展中存在的信息披露、监管制度、市场退出机制等进行分析,从而为私募基金的发展提出合理化建议。     

论我国私募基金市场准入制度

私募基金作为一种灵活的投资工具,我国法律对其规范相对较少。由于私募基金的高风险性及对金融市场的影响,理应建构合理的市场准入制度。其一,私募基金设立准入制度应该选择注册备案制;其二,确立投资者准入制度,包括合格投资者的法律界定和投资者人数的限制;其三,对私募基金的发行方式以及担任私募基金管理人的资格也应该有明确限制。     

中国私募基金合法化研究

自20世纪90年代至今,中国私募基金在迅速地隐秘膨胀,因其未能取得合法地位,政府亦无力监管,由此导致在私募基金运作中存在大量不规范操作以及为追求暴利而存在的内幕交易和投资意识扭曲等不良现象。海外国家和地区对于私募基金的监管运作模式对我国私募基金的合法化可以提供一定借鉴。当前应尽快着手进行私募基金的相关立法,并及时对既有法律予以修订,严格私募基金的市场准入条件,对私募基金的规模和发行方式加以规制,规范信息披露机制,合理引导利益分配方式,使对私募基金的监管做到合法合理、有法可依。     

论私募基金的监管框架

私募基金是指通过非公开方式向特定机构投资者和富有的个人投资者募集资金设立的基金。按照投资对象划分,可以将私募基金分为私募股权投资基金和私募证券投资基金。私募基金的监管可分为私募基金本身的监管和对私募基金交易对手的监管,根据监管目的和侧重点的不同,对私募基金的监管又可分为事前监管、事中监管及事后监管。对私募基金的监管,一般集中在三个方面:一是对投资者的限定,二是对于信息披露与广告宣传的监管,三是间接监管。三者的重点都是对于投资者的保护,这值得我国在构建私募基金监管制度时借鉴。     

私募股权基金上市的组织形式选择

对全球已经上市的11家私募股权基金进行考察发现,其上市的组织形式大约可以分为三类:公司制、有限合伙企业和有限责任企业,而有限合伙企业的组织形式是私募股权基金上市的主流。在我国,不存在有限责任企业,公司制私募股权基金的首次公开发行和上市没有法律障碍,而有限合伙制私募股权基金的首次公开发行和上市存在着法律障碍。有限合伙制PE的"普通单位"的首次公开发行和上市的法律障碍需要扩展"证券"这一概念的外延来完成。     

我国私募基金风险控制的法律对策

作为一种新的更加灵活的投资方式,私募基金在我国出现的时间虽然比较晚,但发展迅猛,已经具有相当庞大的规模.就是这样一种对中国资本市场影响举足轻重的私募基金,我国法律却没有明确其地位.其市场准入、运作模式及法律监管更是无法可依.很多私募基金都处于违规操作状态,存在着极大的风险.因此.应当完善配套立法,确立私募基金的合法地位;建立以证监会、私募基金行业协会、商业银行三重监管的私募基金法律监管机制;建立私募基金市场准入制度和评级制度,从而实现对私募基金风险的有效控制.     

对我国私募股权基金投资运作机制的法律探究——以中美对比为视角

与美国成熟的私募股权基金市场相比,我国私募股权基金市场仍待进一步完善。中美私募股权基金在项目选择、审慎调查、投资方案设计和项目后续管理这四个投资运作机制以及与其相应的配套法律制度上的差异,显示出我国私募股权基金存在的问题。结合本土情况通过完善项目选择、中介机构规范、多层次资本市场构建以及激励约束的相应法律制度来进行我国监管制度构建是切实可行的。     

我国上市公司证券发行信息披露有效性分析

一、我国证券发行信息披露的有效性原则 证券发行信息披露制度是指发行人与发行人有关的当事人在公开发行证券过程中,依照有关法律、法规、部门规章以及证券交易所等自律监管机构的有关规定,公开与证券发行有关的重大事实的材料的一种法律制度.由于证券发行信息披露的主体是即将要上市的公司,所以信息披露的制定主要是针对即将要上市的公司对其上市之前的材料进行申报,是拟发行证券企业的初步信息披露行为,即证券发行阶段的信息披露.     

我国私募基金管理人自律机制的优化研究

我国私募基金市场经过十余年的发展，作为理性经济人的私募基金管理人枉顾投资人权益而施行机会主义行为的案例时有发生，隐藏在行业繁荣发展背后的风险逐步暴露。以非公开性为基本特征的私募基金面临着严重的以多重信息约束为重点的规制困境，行业组织的功能优势在一定程度上能够改善目前所面临的规制现状。从信息的角度而言，我国私募基金市场自律管理存在着行业自律组织的信息角色混同，与其他规制主体间的信息交流滞碍、现有自律管理机制信息收集体系不完备的现象。构建私募基金市场管理的信息交流机制，加强私募基金管理人内部合规管理机制建设，完善私募基金行业以差异化信息披露为基础的自律管理机制是解决之道。     

我国私募股权基金制度供给研究

运用金融抑制理论解释我国私募股权基金兴起的现实和制度原因。政府管制利率,严控信贷方向和信贷规模,设置严格的准入标准,使得在国民积累的财富缺乏投资渠道的同时,中小企业却面临融资难问题。私募股权基金兴起并迅速发展壮大,正是对金融抑制的理性回应。私募股权基金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具有重大意义,然而我国私募股权基金仍处于初生阶段,法律地位模糊不清,相关制度不够完善。当前,应在适度监管的原则下完善私募股权基金主体制度及其运行规则,确保其健康发展。     

公司债发行、盈余管理与市场判断简

利用2007—2011年间发行公司债的我国A股主板中上市公司盈余信息,本文研究发现,公司债的发行主体在公司债发行前一年和发行当年都有显著向上调整盈利的行为,且公司债发行主体对不同的盈余管理方式有一定的选择。研究还发现,上市公司在发行公司债前一年调增盈利的行为显著降低了公司债的实际发行利率,结果表明,我国公司债市场不能对公司债发行主体的盈余管理行为做出合理判断。     

对我国西部地区发行市政债券若干问题思考

西部大开发进程中的基础设施建设现已成为制约西部地区进一步发展的重要瓶颈,而日益成熟的中国资本市场又对市政债券提出了迫切需要。针对这一现状,通过分析西部地区发行市政债券的必要性和市场需求,同时对西部地区发行市政债券做出了初步构想,并进一步引发了对债券发行审批、资金使用监管、偿债资金来源及偿还保障等一系列关键问题的思考,以期为我国市政债券的推出勾画蓝图。     

上市公司增发新股股价效应分析

增发新股一般会导致公司股票价格下跌 (增发新股的股价效应 )。本文通过增发新股财富再分配效应理论模型的解读 ,揭示增发新股股价效应在我国的特殊性。在我国特定的股权二元结构格局下 ,增发新股会造成非流通股股东财富增加 ,流通股老股东财富减少 ,而且 ,非流通股股东为使财富增值最大 ,倾向于提高增发价格     

基于广义可加模型的我国现金投放规模研究

从Baumol-Tobin货币需求模型出发,利用2006—2014年2季度的季度数据估计了符合我国货币需求特征的广义可加模型,分析了我国现金净投放与宏观经济指标之间的关系。实证结果表明：现金净投放与实际GDP显示出极强的正相关性,而与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并不显著,同时存款基准利率和非现金交易结算活动对现金投放具有挤出效应。     

我国信贷资产证券化设计研究?

资产证券化在我国经历了快速发展,但仍处于较为初级的阶段。分析我国信贷资产证券化产品发展历程、现有产品结构设计和发行情况,与美国信贷资产证券化相比,参与者、流程、定价、信用增级等方面的研究和实践已具备一定的基础,但发行总量、债券市场占比、制度完善程度、市场成熟度与创新等方面均有较大差距。要进一步完善信贷资产证券化配套法规,发展和放开资本市场,并在监管、税费等方面给予政策优惠和支持。     

城投公司债券信用利差影响因素与对策研究

为防范政府债务风险,减少城投债信用违约事件的发生,采用多元线性回归模型,选取2014～2016年新发城投债中7年期公司债为样本,将政府财政及债券等个体因素相关指标作为自变量,以宏观因素指标作为控制变量,分析中国不同行政级别城投债信用利差的影响因素。研究认为,债券个体因素对县、市和省级城投债信用利差均有显著影响,宏观因素的影响随城投公司所属行政级别升高而升高;地方政府财政因素对各行政级别的影响方向相同,由于城投公司资质存在差异,政府财政因素对低行政级别信用利差的影响显著;不同行政级别下,各类因素对信用利差的影响略有不同,城投公司债券发行信用利差与评级情况和发行规模都呈负向关系,系数绝对值随行政级别的升高而降低,企业自身财务因素影响并不显著。地方政府应大力发展经济使城投公司融资成本降低,投资者在投资前利用多种指标估算债券发行信用利差,城投公司也要注意合理设计发债规模,使自身融资成本达到最低,监管机构加强对低行政级别城投公司债券发行的监管和宏观经济方面的政策引导,以此促进解决城投债问题和推动城投债公司合理发行债券。     

社会公共安全预警信息发布研究

现代社会公共安全问题的多发性、关联性、弥漫性和隐蔽性特征决定了我国公共安全预警信息必须满足集约性、及时性、科学性和规范性等要求,惟其如此才能满足社会公众公共安全预警信息的需求。与此相对照,目前我国公共安全预警信息发布存在着单一性、简单性、随意性等不足。因此建立集约式的发布机制,增强部门行业间的联动协调,加强立法规范、完善发布渠道是改善公共安全预警信息发布的重要举措。     

法律环境的不确定性制约我国股指期货的推出

我国股指期货推出的法律环境面临诸多不确定因素,一方面,《证券法》、新《期货交易管理条例》、《关于审理期货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刑法》和新《破产法》、《中国金融期货交易所交易规则》的颁布和修订,为强化市场监管提供了强有力的法律依据;另一方面,现有法律体系在交易所规则的效力、会计制度、税收制度、净额结算、交易所的性质、透支交易、交易信息的送达、期货公司的举证责任、涉外期货等方面规定不明确,应对相关法律进行修改、梳理和完善,并在刑法典中增加虚假陈述罪、非法经营期货业务罪、泄漏内幕信息罪和挪用期货保证金罪等内容。     

我国新股发行定价的市场化改革的政策效应

随着我国新股发行定价市场化改革的推进,新股发行市盈率和价格有所提高,然而一、二级市场的巨大价差并未得以缩小,反而有所提高,这是与缩小一、二级市场价差的改革初衷相违背的。同时,市场化改革还导致企业超额募集资金,并且出现流通股比例最小化的趋向,因而必须采取相应措施来进一步提高新股发行定价市场化改革的政策效应。     

新媒体影响力对雾霾风险感知的作用机制

基于“2017年中国城市化与新移民调查”随机调查数据，通过已有文献构建新媒体影响力和雾霾风险感知指标，采用中介效应模型验证并探索新媒体影响力对雾霾风险感知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提高新媒体影响力，能有效降低雾霾风险感知，而政府环保评价起着显著的中介效应的作用；并且新媒体影响力可划分为官方媒体影响力和非官方媒体影响力；官方媒体影响力不仅直接影响雾霾风险感知，而且通过政府环保评价间接对其产生影响；而非官方媒体影响力仅通过政府环保评价对雾霾风险感知产生间接影响。因此，媒体融合时代下，提升公众对官方媒体使用频率，拓宽官方媒体信息发布喋道，完善公开透明的信任机制，同时加强对非官方媒体的信息监督和信息反馈机制，完善政府风险沟通机制，对现阶段中国环境风险的源头治理具有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