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文学与现代文学

中国文学在结束自己的古典机制、逐渐形成现代机制的过程中,1911年的辛亥革命是一个值得特别注意的时间点。辛亥革命开始了现代国家新体制的建立过程,同时也赋予了中国文学现代的属性。近年来,民国文学概念的提出,正是从这一角度来研究某些值得关注的文学现象。与现代文学注重现代性标准不同,民国文学首先是一个时间概念。在这个时间框架内,各种性质的文学是并存的,没有先验的高下之分,研究者完全可以凭个人的判断力说话。虽然两者具有不同的功能,并且承担着不同的使命,但它们的结合,很可能为我们贡献新的学术视角。为此,在纪念辛亥革命一百周年之际,本刊继第二期推出《辛亥革命与中国现代小说主题嬗变》之后,再推出这组专题,以期把该问题的研究引向深入。     

对话：关于“民国文学机制”与现代文学研究

主持人导言：进入新世纪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在经历了从现代性、后现代性对传统的文学史观念的穿越后,似乎遭遇到了新的困惑,传统向现代的问难,国学对西学的质疑,现代文学研究与当下社会文化、文学现实的时话能力式微。曾经在1980年代,引领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思潮的现代文学研究,进入新世纪后,比起其他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明显让人觉得活力不足,创新不够。学术界在焦虑与困惑中思考着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新格局的开拓与建构。近年来李怡先生在《中国社会科学》《文艺争鸣》等刊物发表的多篇文章中,提出了以“民国机制”为中心的文学史建构观念,在现代文学研究界引起了较广泛的关注。     

辛亥革命与中国文学的“民国机制”

中国文学在结束自己的古典机制、逐渐形成现代机制的过程中,1911年的辛亥革命是一个值得特别注意的时间点。辛亥革命开始了现代国家新体制的建立过程,同时也赋予了中国文学现代的属性。近年来,民国文学概念的提出,正是从这一角度来研究某些值得关注的文学现象。与现代文学注重现代性标准不同,民国文学首先是一个时间概念。在这个时间框架内,各种性质的文学是并存的,没有先验的高下之分,研究者完全可以凭个人的判断力说话。虽然两者具有不同的功能,并且承担着不同的使命,但它们的结合,很可能为我们贡献新的学术视角。为此,在纪念辛亥革命一百周年之际,本刊继第二期推出《辛亥革命与中国现代小说主题嬗变》之后,再推出这组专题,以期把该问题的研究引向深入。     

“民国文学史”框架与“大后方文学”

百年来的中国文学研究曾经一直为"命名"的问题而反复推敲.在中国现代文学的考察中引入符合历史实际的国家形态的视角,不仅仅是呼应了"中国文学史"固有的秦汉--唐--宋--元--明--清的以国家社会形态为基础的叙述模式,而且更有利于在一个准确的时空范围内厘清中国作家的特殊人生体验、社会遭遇、政治处境以及他们所依托的文化传播方式.如何看待"民国文学"阐释架构的合理性,不仅有助于解决文学史命名的难题,也将为"大后方文学"的研究创造新的可能.     

“民国文学”到底研究什么?——澄清关于“民国文学”研究的三个误解

作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困局中的一个突破口,"民国文学"的丰富内涵不是人为赋予,而是与当下文学史研究的种种问题联系在一起。了解"民国文学"到底研究什么,可以从三组关系入手清理:"民国文学"与当前其他民国文化现象的关系;"民国文学"与"现代性"的关系;"民国文学"与"重写文学史"的关系。透过这三组关系,"民国文学"研究的目的、意义和史学逻辑可以自然呈现,而关于"民国文学"不必要的误解也可以得到澄清。     

日常生活还原与重构:“民国文学”想象刍议

"民国文学"的提出是学科自觉和反思的结果,也是世纪之交社会、文化思潮和心理的体现。"民国文学"还原种族、环境和时代的历史时空,由此建立起多元博弈的动态平衡结构。"民国文学"提出的最大初衷就在尽量剥去政治或文学的先验框架的外衣,重建民国文学鲜活多样的社会与文学生态。从宽松和包容的学术理想出发,"民国文学"的设想不失为活跃文学史编写的尝试。"民国文学"概念之所以在世纪之交的关节点上被提出,而作为历史选择的"剩余"重新征用,除了文学史逻辑及学界内部复杂缠绕的纠葛外,很大程度上是社会转型后的重置和机制所致。"民国文学"的思路蕴含了多种预设。首先是科学和真理的指涉。其次是主体意识的自觉和学术精神的张扬。     

民国文学教育研究的历史、现状与反思

民国文学教育是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中的一项重要课题.民国文学教育研究在“重写文学史”的思潮中诞生,因“民国文学”概念的提出而逐步走向深化.目前学界对民国文学教育的研究主要从“大学文化”“学科教育”“教育文化”与“教育体制”等四个方面来探讨民国文学与教育的关系问题.尽管民国文学教育研究在“实体内容”和“制度形式”两个方面都取得了不少学术成果,但是由于民国教育体制本身的复杂性和多质性,加之学科与学科之间存在的壁垒障碍,如何采用新的研究范式来处理民国文学教育研究的“中心”和“边界”问题、“文学”与“史学”问题,成为民国文学教育研究中亟待解决的问题.     

民国文论与民国文学三大思潮

民国文论对现实主义、浪漫主义、现代主义三大文学思潮的推介、阐释、论述和传播,为民国文学倡导“真的文学”“人的文学”“平民文学”,主张“自我抒情”,注重非理性主义精神的表现,提供了极具广度和深度的理论支持。同时,民国文论所提出的一系列重要的文学思想和主张,为推动民国文学三大思潮的演化和发展,提供了广阔的空间和坚实的平台,为民国文学确立现代意义的创作原则,建构现代文艺理论体系,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新社会文化史与现代中国文学史研究范式转向

新社会文化史强调对历史结构的“深描”,将个人推到了历史舞台的中央,主张在“自下而上”的过程中从文化意义上研究人类在社会中形成的“形象”,发掘象征被赋予意义的实践的历史,以此寻找重新解释历史的文化语码.这种史学观影响并造成了现代中国文学史研究视角、学科话语和描述方式的范式转向.     

现代中国文学中的古典主义

在现代中国文学中 ,古典主义处于边缘地位 ,主要体现于学衡派、新月派和京派的文论、创作中。它是古今中外文学碰撞融合的产物 ,为后发国家现代化过程中所必然生成的文化守成主义提供了合适的文学叙事与思路     

现代文学史观的“盛世”忧思

文学史观是人们对文学历史发展的根本观点和总的看法，它不仅与一个人的世界观紧密相关，而且还深受到社会心理和时代感受的影响。本文通过对时下影响较大的几种现代文学史观的分析，反思了“盛世心态”对它们的渗透和可能带来的消极影响。     

四大文化思潮与现代中国文学关系辨析

选取文化与文学互动关系的认知结构,对现代中国文学多元共生互补并进的演化轨迹进行考察,便会发现“政治文化”、“新潮文化”、“传统文化”、“消费文化”所形成的四大文化思潮,对于现代中国文学嬗变过程显示出的三大历史阶段都发挥了不同的“渗染”或“制导”作用,与各种文学形态或系统凝结成复杂而深微的错综关系。只有精细地大胆地洞察与剖析这种关系,才有可能深化现代中国文学研究或重构现代中国文学史。     

为什么关注“民国文学”？——在台湾中国现代文学学会的演讲

“民国文学”是继“新文学”、“现代文学”与“20世纪中国文学”之后的又一个历史概念,与其他三种文学史概念比较,它更加突出具体的国家历史情境,倡导历史还原,返回历史现场,有助于克服其他几种描述脱离历史实际的某些弊端,赋予“现代”具体的内容。在今天,“民国文学”研究已经衍生出一系列更为具体的研究思路。如“民国史视角”、“民国机制”等等,回到“民国”,尊重民国历史的丰富复杂,现代文学研究或许能够获得一次新的生机,这样的研究不仅有利于真正跳脱数十年“阶级斗争”史观的束缚,也有助于摆脱我们目前对西方“现代性”知识话语亦步亦趋的追随,在对民国以来历史的还原和追求中建立我们自己的概念、范式和研究的主体性。在这个意义上,所谓“民国文学史”的研究绝不仅仅是历史书写的“命名”问题,不是研究活动的旗帜与口号,更意味着一系列新的文学研究命题的出现,意味着一系列新的洞见和历史细节的发现,当然,更意味着我们研究的当代性的凸显：不仅是用“民国”来概括一段过去的现象,而且是用特殊的历史记忆来反观、反思我们的今天,推动我们的自我认识和自我批判。借助“民国文学”这一叙述角度,在中国大陆过去被遮蔽的文学现象、历史现象将重新提出,并引人深思。例如民国经济与文学的关系,法律形态与文学的关系等,回到民国历史的现场,关于“经济与文学”的讨论就不可能是“旧题旧做”,甚至也不能用“旧题新做”来加以概括,在与民国经济相关的这一段文学史中,我们完全可以找到新鲜的“主题”和大量被遮蔽的史实。同样,在排除大量人为的预设之后,我们可以目睹现代法律与文学生产的诸多细节。     

“视角”的限制与“边界”延展的困境——对于“民国文学”构想及其研究视角的思考

近年来,对于"民国文学"命名及其建构相应的研究视角的呼声,成为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一种新动向,某种程度上反映了该学科学术深化的一种拓展趋势,无疑也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重写文学史"思潮的一种持续深化。但是,这一文学史构想的限度也是极为明显的,主要表现在:它所建构的是另一种二元对立式的文学史研究框架,还原的是一种无意义的文学史形态,失去了文学史建构的价值和意义;从整体上抽掉了现代文学的"现代"灵魂,模糊或者说从根本上抹去了中国新文学"新"与"旧"的本质界限和区别;剥离或者最大程度地遮蔽了中国现当代文学史及其命名的鲜活性、丰富性与动态性特征。对"民国文学史"构体进行反思的目的,在于从更加宽阔的学术层面寻找中国当代文学研究的新"生长点",而不至于使该学科在另一种"过度"阐释的层面或者"边界"的延展中陷入困境。     

文学史与八十年代“主流文学”

20世纪80年代的“主流文学”指的是“伤痕文学”、“反思文学”、“寻根文学”和“先锋文学”这些重要的文学现象。但是,在90年代后出版的文学史著作、史料中,由于时代语境的重要变化,“主流文学”又经历了一个不断被改写、强化或质疑的过程。也就是说,这些文学史著作的多元立场,使原有的文学史定论“重新”成为一个被讨论的对象。这就需要清理这些知识分歧,还原深层次的历史活动,讨论“重写文学史”背后的社会文化动因。文学史的“重写”,实际反映了社会与文学意识形态在转型期的多变性、不确定性,学科的重组和建设,将会经历一个深刻的历史变化。     

中国现代文学史叙述的时间机制

文化时间是基于人类生存的一种立体时间观,它将中国现代文学放在民族和人类精神整体之中加以考察,可以有效超越现代文学的时代性、政治性和现实意域,克服自然时间和社会时间叙述的片面性,从而揭示出现代文学的民族性和人性价值,这是一种具有历史科学性质的现代文学史叙述时间机制。     

文学叙事中的赛金花

文学叙事中的历史人物负载着历史文化传统、话语讲述年代以及叙述者个人的观念和情趣。清末名妓赛金花作为一个不断被整合的符码,一个世纪以来人们对其形象与意义作出了相距甚远的叙述与阐释。这些形态各异、色彩斑斓的赛金花形象投射着时代主流话语的变迁以及叙述者社会地位、性别身份的差异。     

现代都市文学与文学现代化进程——现代都市文学研究之一

本文以美学和历史的批评原则,概要对我国都市文学的历史渊源、发展流变、现代形态及其主体色调,从历时性和共时性的结合上进行了系统考察。文章认为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存在着三个流派、两个块状的都市文学体系,文章还对有代表性的作家、作品和流派作出评价。     

宪政理想与民国文学空间

民国时期的政治专制与社会动乱同它的文学成就相比较,形成鲜明的反差,这里存在一种宪政理想与政治现实的矛盾。不过值得注意的是,作为近代以来已经深入人心的现代政治理念,宪政对知识分子的精神鼓舞和对统治者的某种抗拒都不容忽视。正是这样一种文化为现代文学艰难地开辟了生存空间,其中的启迪值得我们深思。为了进一步探讨宪政、法制以及政党政策与民国文学的关系,本刊约请了四位学者分别就宪政理想与民国文学空间、民国语境下的左翼文学、抗战时期民国政府文艺政策的两面性和抗战期间关于文艺民族形式的讨论等问题进行研讨,以期引起学界更多关注的与思考。     

中国当代小说中民国叙事的语境、演变、局限

小说是作家以自我经验为基础的特殊言说,这种言说不可避免地受制于言说对象与言说语境,中国当代小说对民国时代的叙述也不例外。由于民国时代自身的多面性与含混性,由于中国当代作家所生活的历史文化空间的不断变易,以民国时期的社会风貌和生活状态为主体内容的小说,随着讲述时代的不同而呈现出各自独有的面貌,从而使艺术世界中的民国时代成为一张不断被重新涂写的羊皮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