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自由的形式”到“境界”——试论陈望衡的境界本体论美学的建构

陈望衡的美学研究一直关注审美本体。他的研究大体上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主要以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作指导，接受社会实践本体论的影响，将“精神自由”看作审美的本体。第二阶段，则吸收中国古典美学传统，以“境界”为审美本体。境界内含自由，但突出了超越性、感性，更具审美特色。在当今中国美学研究中，陈望衡的境界本体论美学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美学，为中国美学的发展做出了可贵的贡献。     

欲望：诗意的“放松”与“离开”——“本体性否定”视角下的人生观

在这个充满诱惑的时代，如何健康地对待欲望而又不是轻视性地超越欲望是一个值得重视的问题。“放松地对待欲望”包涵着对“自然性”的新的理解，而“离开欲望”则是指“不满足于欲望”的“穿越美学”所致。如此，人才能成为一个现代“完整的人”。     

德鲁克的“实践人”之理性思考

人性问题是一个永恒的话题，德鲁克认为人性无善恶之分，只有在实践中人性得到不断提升和塑造，即“实践人”，并阐述“实践人”存在的三个纬度和几个特性。由于德鲁克的阶级局限性，“实践人”存在许多不足之处。德鲁克的 “实践人”为人性研究的当代发展拓展了新的思路。     

王维“歌诗化”自觉之考论

王维有其卓绝的歌诗地位。王维诗歌的歌诗化程度高，这也是王维诗歌有别于初盛唐其他诗人诗歌的一个重要特征。王维不仅仅歌诗创作的起步早，数量多，而且其歌诗艺术的形式全，质量高。王维诗歌“歌诗化”的基本要素和特征，具有“情绪的大众化”、“题材的民俗化”和“语言的简约化”三个特点。而其“歌诗化”的特殊自觉，则建筑在“特殊的歌诗风气”、“特殊的歌诗效应”、“特殊的歌诗条件”之上。     

论“公民”概念的本质及其历史

“公民”这一概念源自西方，它包含了丰富的政治学、法学和伦理学内容，其本质是公民身份，即拥有权利义务的主体。它区别于人民、臣民、市民等概念。“公民”在西方经过了古希腊罗马、近代的发展，在现代又随着社会互动、国际交往和人道思想的普及等而发生了巨大变化，原有的“公民”概念不断被扩展和修正，可以说，“公民”至今仍然处于不断完善的过程之中。     

“新批评”在中国的早期译介研究

“新批评”在中国的早期译介是“新批评”与中国文学关系研究的一个绕不开的话题。在一定的契机下,中国学者开始译介“新批评”,主要集中在艾略特、瑞恰慈作品的翻译与介绍上;通过展示早期译介的基本状况,对“新批评”引入中国的文化语境及译介策略进行反思。     

自然与社会：从偏离到回归——论卢卡奇的“钟摆论”思想

卢卡奇在总体性问题上基本符合马克思的思想，但在主体-客体关系问题上，却没有摆脱唯心主义的窠臼。这样导致他在对自然与社会的关系问题的思考中总有失偏颇，像一个钟摆，时而摆向自然，时而摆向社会，割裂了二者的辩证统一关系：（1）早年提出了“自然是一个社会范畴”。（2）晚年强调“自然存在对社会存在”的基础作用。文通过马克思的自然、人化自然、自觉自由活动来阐明自然-人-社会的辩证统一关系。     

“人性的小庙”与现代性——对沈从文“浪漫传奇小说”的解构批评

沈从文在1930年前后创作的一批“浪漫传奇小说”，在沈从文文化观念的形成过程中非常重要，它们强烈、浪漫地表达了沈从文“理想的人生形式”，可以说是沈从文文化观念的内核。创作这批“浪漫传奇小说”，是沈从文寻找湘西苗族文化“传统”、建设湘苗文化主体性的一种努力。沈从文通过对汉语中心霸权的颠覆和改写，获得了苗族文化的自我认同和肯定，“发现”、重塑了湘西苗族的“人性”，以此建立起他的“人性的小庙”，并且，沈从文试图从湘西苗族文化的特殊性中发展出普遍性，用以对抗汉族和西方的文化普遍主义（现代性），以“人性的小庙”作为边缘文化反抗“现代性”的抵抗性话语。     

论20年代“文学革命”口号力量的衰竭

20世纪20年代初，政治思潮对新文化运动的介入、教育状况的落后、学术界的内在思想贫困、文化保守主义的“复兴”、封建思想与虚无主义情绪的弥漫等因素，导致“文学革命”口号的力量日趋衰竭。为此，左翼文艺界对“文学革命”进行了反思和批判，提倡“革命文学”等运动，意图谋求新文学发展的新路向。     

“新民”与“新国”：关于梁启超民族主义的内涵

作为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的奠基者，梁启超民族主义充满了理性的色彩，少于种族和情绪的冲动，更多的是对国民性的深层思考和重新建构，通过对具有理想人格的“新民”的设计，而使中国终达至“新国”的目标，即一个独立自由富强的现代民族国家，它为最上之团体，具有优先性。“新民”与“新国”及其两者之间的内在逻辑关联，构成他民族主义的主要内涵，这一思想也成为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的主流。     

中国现代诗学建构中的意象鉴赏观

在中国现代意象诗学建构中,诗论家就诗歌意象的鉴赏来说,主要从意象鉴赏的标准和意象鉴赏对读者的要求两个方面进行了理论阐述。意象鉴赏的标准主要体现为新颖、丰富和浑融;意象鉴赏对读者的要求主要体现为想象力、分析力和领悟力。     

中国现代诗学建构中的意象功能观

在中国现代意象诗学建构中,诗论家对意象功能的阐释主要集中在诗美的传达、力量的集聚、诗质的呈现和中介的作用等几个方面。诗美的传达体现为视觉美、听觉美和含蓄美;力量的集聚是指意象充满力感、富有生命气息和内在精神,蕴含着巨大的潜能;诗质的呈现是指意象作为诗歌的一种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质素,区别于其他艺术门类;中介的作用体现为既是沟通感兴的中介,也是创作中物我契合的中介。     

中国古典诗学诗味理论的当代解说

20世纪我们靠着西方文论中国化的方法,建设了我们的现代文论。但这毕竟是一种鹦鹉学舌式的文论、冷淡了民族传统。传统文化有糟粕,但更有大量的精华能够借鉴。从钟嵘＂滋味＂说可以去理解文学的继承和创新理论,从司空图＂韵味＂说可看文学风格理论,可以从梅尧臣、欧阳修、苏东坡的平淡有味论分析内容与形式的关系,张戒＂意味＂说能够让我们去认识生活真实与艺术的真实。     

古典诗论中的唐诗句法修辞研究

以诗话为代表的传统诗论 ,在“句法”方面也留下了不少的评点文字 ,但严格意义上的句法修辞研究则不多见 ,文章对唐诗句法修辞研究史的回顾 ,主要关注诗论中直接的唐诗句法修辞论 ,适当地收录一些跟修辞研究有密切关系的关于“句法”的论析。传统诗论对唐代近体诗中的语序变化、虚词运用和修辞的关系谈得很多 ,但总体而言 ,传统诗论中的唐诗句法修辞研究有明显的局限性     

中国现代诗学史的原初论题

中国现代诗学是诗学史上承前启后的一个短暂而重要的阶段,学说观点复杂众多,初步形成了“人生与艺术”、“古典与现代”、“本土与西洋”三组具有某种对应性的诗学理论(主题)范畴,而20世纪20年代前后关于“人生与艺术”问题的讨论和论战无疑是中国现代诗学史上的第一话题。传统的文学史观念往往将这一问题局限在“文学研究会”与前期“创造社”的争论中,其实这一论题有门户之见的宗派根源,更具有诗学意义的重要性和覆盖性,反映了中国现代诗学理论初级构建中的理性与非理性过程。     

中国现代诗学的语言结构与性质

中国现代诗学在语言构成上与现代汉语的形成是一致的,它主要由古汉语中的经典概念和术语、现代白话和西方诗学话语及其言说方式构成。在性质上既不同于中国古代诗论,也不同于西方诗学。从语言学角度看,中国现代诗学存在二元对抗思维、诗学概念边界模糊、具有泛意识形态色彩等局限。     

方东树的"魂魄"论诗与中国诗学的"象喻"传统

本文对方东树的"魂魄"论诗的具体内容进行了阐释,认为方东树的"魂魄"论诗是对中国传统诗学"象喻"传统的继承和创新.     

20世纪中国现代诗学观念演进论

在20世纪中国现代诗学发展史上,有六个诗学核心观念,内在地规定着中国新诗的历史分期和审美品格.这六大诗学核心观念的提出、发展和消亡,自然地造成中国现代诗学的更迭嬗变,贯穿起来构成百年中国现代诗学理论发展的完整历史.     

朱自清:中国现代诗学的重要奠基者

朱自清持续了近二十年的新诗研究与教育,为中国现代诗学和学科的形成做出了重要的贡献:1929年他在清华大学开设"中国新文学研究课",编写的《中国新文学研究纲要》,构建了中国现代诗学之雏形;1935年编选《中国新文学大系·诗集》,写下的导言成为经典诗论,为后来多部文学史以及中国新诗史写作建立了诗学框架;1940年代针对新诗写作与接受状况而作的系列新诗文章中,提出诸多中国现代诗学基本观念,启发当代诗论家和教育者。随着中国现代诗学资料的发掘与充实,朱自清在中国现代诗学上的成就日益彰显。     

现代汉语文化语境下对“比较诗学”的误读

比较诗学在中国是一门新兴的学科,在学术内部还是学术外部普遍存在着对这一学科概念的误读。目前,对比较诗学存在以下两个方面的误读:首先是文类学或文体学层面的误读,其次是诗学的比较,及中外文艺理论的比较研究。这种误读产生的关键点在于对"诗学"、"比较"这两个概念内涵和外延的定位不准确,尤其是对"诗学"概念的误读。在后现代和全球化语境之下,为了比较诗学的健康发展,有必要对比较诗学的误读加以澄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