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唐五代诗坛与晚唐五代诗格的理论建构——理论与创作互动的实证考察

从微观的角度具体透视诗格和诗歌创作的互动是准确认识诗歌创作和诗学理论发展的基础。晚唐五代的苦吟诗风与诗格的“磨炼”理论、晚唐五代的清雅诗风及其在诗格中的理论体现恰好体现出晚唐五代诗歌创作思潮、诗坛风气与诗格的互动关系。     

王昌龄《诗格》写作机缘探略

“诗格”类的诗学著作在唐及五代时期特别繁盛,作者众多,作品繁富。不过,其多集中于初唐、中唐及晚唐五代,盛唐则仅有王昌龄一人写出了《诗格》一书。王昌龄之所以要在青春而浪漫的盛唐时期进行诗歌创作的同时又去写作《诗格》,乃是为了承负起“诗家夫子”的使命和职责,同时也是为了抚补自己任江宁县丞时心灵上的空虚和无奈,消解其难耐的悲怨和痛苦。这也正是王昌龄成为盛唐时期唯一一位写作“诗格”类诗学著作的诗人的原因所在。     

晚唐五代诗格中的“作用”说

"作用"是皎然诗论的核心范畴,其含义指向带有主观能动色彩的艺术构思。总体而言,晚唐五代诗格仍以近体诗(主要是律诗)为主要研析对象,在近体诗诗体的规范之下探讨诗歌的各种作法,重视诗人的主观能动"作用"。这种"作用"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论"物象是诗家之作用";二是论"苦思磨炼,运句成篇"。这一时期的"作用"说是对皎然"作用"说的一个极端发展,更加细致化、琐碎化和固定化,但仍在一定程度上关涉着诗境的形成。     

晚唐五代诗僧群体的文学理论

晚唐五代是诗僧文学理论创作的兴盛期,诗僧们认识到作诗与禅悟的种种相通之处,并开创了“以禅喻诗”的道路,这一手法可细分为以禅评诗、以禅拟诗、以禅参诗、以禅论诗四种。他们在句法理论方面的探讨仍在继续,但更多精力投入到了语言层面的探讨上,注重字句推敲,出现了大量“一字师”的故事,并提出“诗眼”观念;他们的诗格类著作,在体例方面也有不少的创新,为宋人所继承和发展。     

旧题王昌龄《诗格》臆说

《诗格》二卷的分离,在考据之外,有更深层的理论意义。通过《诗格》卷上与《河岳英灵集》的选诗及《诗式》的理论倾向之比较;通过《诗格》卷下与《诗式》的意境理论及晚唐五代诗格的理论传承之比较,可以确认《诗格》二卷分离后各自的理论背景及合视之所呈现的唐代诗格发展的轨迹。     

从寒士精神到隐逸情怀--晚唐五代学贾岛一派诗人思想境况的变迁

贾岛是中唐著名诗人,他的诗歌在晚唐五代有着广泛的影响.但是从中唐到晚唐五代社会境况已经发生了根本的改变,这必然会影响学贾岛一派诗人的心理状态、思想感情和他们对贾岛诗歌的取向.因为作家心理情感的改变与诗风的流变有着密切的关系,所以考察晚唐五代贾派诗人的思想境况对于我们研究贾岛诗风和晚唐五代诗风有着重要意义.     

贾岛的文学复古思想

本文梳理贾岛涉及文学理论的吉光片羽，首次指出其文学思想具有鲜明的复古倾向，且使其仰慕孟郊、张籍的古诗与古乐府，力矫浮艳，变格入僻，形成特立独出、雅正清奇的“贾岛诗格”并深深影响一代诗人，致使晚唐五代被称为“贾岛时代”而饮誉后人。     

李定广《唐末五代乱世文学研究》读后感言

<正>王运熙(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唐末五代乱世文学研究》对过去学术界研究不够的唐末五代文学(特别是唐末诗)作出了较为深入细致的探索,提出了若干独到的看法,辨正了过去一些模糊乃至失误的主张,颇有新见,值得称道。作者对有关原始材料的考索、整理,对近人的研究成果,旁搜博览,对与晚唐五代文学有关的政治、社会、思想情况,注意分析阐释,加强了著作的历史感。     

意象与意境——“咸通十哲”诗歌意象论

“咸通十哲”是活跃于晚唐宣宗至昭宗年间的寒士诗人群体 ,其诗歌不仅带有晚唐五代特有的衰飒凄苦的色彩 ,而且因其取象造境时对意象的精心选择而显现出清冷淡雅、清空朦胧、清苦萧瑟等独特的审美特点 ,从而折射出晚唐时代的精神风貌     

沉寂中的酝酿──论晏殊诗及其在宋初诗歌发展中的地位

历来宋诗研究者多认为欧阳修、梅尧臣始矫昆体、开创宋调。从文学发展的角度看，这一转变并非是一蹴而就的，必然有一个过渡阶段。具体地说诗从晚唐五代的低谷中挣脱出来，独树一帜，经历了一个由模拟到求变再到自立的过程。这一过程主要地表现为从西昆体到欧、梅之间的转变。基于此，本文选取了有重要影响的后期昆体作家晏殊为例，从精神气质、诗歌题材、风格特征等方面阐述了他在昆体与欧、梅之间的承上启下的变化和独特地位。     

日本汉诗本土化的探索——江户汉诗在理论及实践层面对和歌、俳句的借鉴

历代歌论是江户汉诗人可资借鉴的理论资源,和歌、俳句则是他们获取创作灵感的重要源泉。江户时期出现的日本诗话,即受到本土文学及理论的深刻影响。诗话作者常常用和歌、俳句的理论及实践来探讨汉诗的创作。这种从理论和实践两个层面援和歌、俳句入汉诗,以和歌、俳句与汉诗相互印证、相互发明,以期打通和、汉壁垒的尝试表明,日本人对中国汉诗并非只是被动的接受,而是在创作实践中努力探索一条使汉诗本土化的路径。     

周代诗歌的文化形态与其接受观念的递嬗

周代是诗歌实践走向成熟的重要时期。采诗、献诗的传播机制,观诗、赋诗的文化习惯,引诗、解诗的阐释活动,共同形成了这一时期诗歌既存的变化的文化形态。同时又反作用于诗歌的接受模式,塑造着中国特有的诗歌接受理念。这一文化心理的形成受政治意识、语言形式、文化实践和思维方式的制约,影响着古典文论的走向。     

先秦儒家诗学理论之嬗变

先秦儒家诗学理论是中国诗学理论的光辉起点,后世许多有重大影响的诗学理论无不滥觞于此。孔子是先秦儒家诗论的开创者,上博竹简和郭店楚简的发现揭示了孔子诗学理论注重政教和抒情的二元性特点,同时竹简表明七十子诗学上承孔子诗学,下开孟、荀诗学理论,填补了孔、孟、荀诗学理论关系之间的空白;孟子诗学主要为其论辩服务,以诗论政,而荀子将诗学理论政治化,融诗入政。竹简的发现给先秦儒家诗学研究带来了崭新的研究视角和面貌。     

儒家诗学思想的回归与扬厉——论清初诗人赵执信的诗学思想

“诗中有人”是赵执信诗学思想的核心,他肯定儒家诗学“发乎情”的同时,又鲜明提出“诗固自有其礼义”,强调诗歌真的规定性。其诗学以与神韵说分庭抗礼的面目出现,是儒家诗学思想的回归和扬厉,是康乾盛世诗坛的异响。     

田同之诗论与康乾之际山左诗学思想的嬗变

清代康熙至乾隆初期,山左诗歌空前繁荣,诗学思想亦相当活跃。田同之于康乾之际神韵说风流云散之时,“笃信谨守,乃在新城王公”,极力维护和鼓吹神韵说。同时,他又受到家学传统的影响和德州乡邦诗风的浸染,十分推重杜甫。各种因素的合力,使他立于沉实与清远两种诗学旨趣的交汇之处。透过他的诗论及其与诗界的前后钩联,可以寻觅到康乾之际山左诗学思想的嬗变痕迹。     

胡适诗学的接受史考察——以懂与不懂之争为中心

作为中国现代诗学的开拓者,明白易懂是胡适白话诗学的核心。在近一个世纪里,这一诗学原则在得到认同的同时也不断遭受质疑,引起了一波又一波关于新诗懂与不懂的论争。在新诗发展精致化诉求中,面对现代派"不懂"的诗学,胡适有时在论争中进行自我阐发与完善,有时又不作分辨地接受来自不同诗学观念、风格美学的挑战与质疑。在大众化浪潮中,它开启诗歌如何向大众普及的讨论。在新中国新的历史语境中,又作为潜在的诗学依据,参与社会主义诗学话语的建构,呈现出新的接受特点。     

胡适诗学论:双重人格与二元诗格

胡适作为中国现代文学发轫时期的重要人物之一,其诗学观念和诗歌创作一直是研究者们争论不休的表述对象。对他功与过的评判自然都是为当下诗之缪斯的迷惑寻找通路,也是为把曾经断裂的文化链条重新进行粘合。笔者从社会学、地理学的角度辨析胡适早期文化场的转换对其思想形成、诗学观念和创作的影响,旨在揭示中国现代诗歌构建过程的复杂性,及中国传统文化在西方文化的压力下所表现出的顽强生命力和发展空间。     

郑敏早期诗歌的多重艺术来源

郑敏诗歌创作的艺术来源虽然深受冯至和里尔克的影响，但这只是她诗歌创作的主要艺术来源，而不是全部来源，并且是在其后期诗歌创作中；在这之前，影响郑敏早期诗歌的有四个艺术来源，从而形成她早期诗歌的三个阶段。     

庞德对中国新诗的影响

美国现代派诗歌的发起人埃兹拉·庞德的意象派诗歌理论对中国新诗的发生与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庞德为中国新诗运动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其诗歌创作又对20世纪30年代“现代”诗派与左翼诗人产生程度不同的影响,而且一直延续到40年代的中国新诗派。     

曹贞吉与清初济南诗派探微

曹贞吉,清初著名诗人,其外祖刘正宗在清初力倡济南诗派,以宗唐为旨,曹贞吉诗歌深受外祖影响,诗风发源于初盛唐。济南诗派另一领袖人物王士禛主张＂神韵说＂,与曹贞吉交厚,对寄托遥深的曹氏诗歌亦彼为激赏。然而随着清初诗坛宗宋诗风的兴起,曹贞吉诗歌一为诗坛风气所感染,一为自身遭际所激发,由宗唐而宗宋,并最终融各家之长而自成一家,对清代诗歌摆脱明诗余绪形成自身的时代特色产生了积极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