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社会抗拒的演进情境与动力系统研究——以两个个案为样本的分析

刑事社会抗拒是个体借刑事犯罪为手段实施的对社会制度安排的抵制与拒绝。为了利益博弈,矛盾双方以表达与打压为基本手段持续展开对立性互动并伴随敌意累积、强化和扩散是刑事社会抗拒情境演进的基本模式。在刑事社会抗拒情境演中,打压、合法性状态、相对剥夺感、改变被剥夺境遇的可能性和边缘化人格共同构成了基本动力因子,动力因子间交互影响、彼此“型塑”建构起内在动力结构。     

刑事社会抗拒风险化解研究

从正常的利益抗争演进到非现实性冲突性质的刑事社会抗拒,打压为其提供了原动力,打压所输入的风险能量与合法性状态、相对剥夺感的强弱、改变被剥夺境遇的可能性和边缘化人格等因素交互影响、彼此"型塑",共同铺设了社会抗拒的刑事路径。因此,刑事社会抗拒风险化解应同时在公共政策的平衡治理、利益表达的理性回应和潜在行为者边缘化人格阻断3个维度采取有效措施。     

转型社会背景下的社会抗拒研究

转型时期我国各类社会抗拒事件集中爆发,影响了社会稳定和正常的生产生活秩序.其原因错综复杂,尤其是与社会转型这一特殊历史背景密不可分.怎样逐利避害,从制度上根本的解决这类问题已经时不我待."重庆钉子户事件"的解决为我国处理类似事件提供了一些启示,彰显了社会抗拒事件的深层原因是权利失衡的结果.因此,必须打破原有的路径依赖,从制度上为各利益集团、尤其是弱势群体打造公正、平等的利益博弈平台.     

刑事社会抗拒发生机理研究——以钱明奇事件为样本的分析

刑事社会抗拒是借刑事犯罪为手段实施的对社会制度安排的抗拒,是一种由现实性冲突转化而来的非现实性冲突。刑事社会抗拒演进中,弱势方表达和强势方打压的对立与斗争贯穿始终,打压所输入的风险能量与行为人的边缘化人格交互影响、共同作用形成推动其发展的动力机制。同时,由于参与方在认知态度、制度依赖、行为选择等方面具有多样性,各阶段又都存在除险可能。     

写实主义的“问题剧”与“社会剧”

现实主义话剧在“五四”时期是“问题剧”和“写实的社会剧”。“问题剧”以易卜生写实剧的眼光和形式来思考和表现中国的社会问题,1921年成立的民众戏剧社倡导“写实的社会剧”,使现实主义戏剧的艺术视野更加扩展。     

中国社会抗争研究回顾与展望

社会抗争是政治社会学研究的重要议题之一。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社会发展进程中的矛盾和不满不断凸显,社会抗争及公民维权问题逐渐成为学术研究的热点。就目前的研究现状来看,既有的研究缺乏较为全面的文献梳理和述评以作为学术交流和探讨的基础。本文从抗争政治视角旨在对当下城乡社会中突出的几类群体（农民、工人、业主）的典型抗争行动（环境抗争）的国内研究进展进行归纳总结,提出社会抗争研究应当由多学科向跨学科不断推进。     

中国弱势群体的悲情抗争及其理论解释——以农民集体下跪事件为重点的实证分析

近年来,中国弱势群体的社会抗争剧目发生了新的变化,出现了各种以牺牲尊严甚至生命为表现形式的悲情抗争。悲情抗争的空间来自于执政党意识形态的民本倾向同公平正义、公民权利现实之间的反差以及党群关系伦理与党群关系现实之间的反差。悲情抗争的机遇来自于现阶段中国压力型维稳体制责任链条的内部缝隙以及中国权力结构存在的上下差异。由于悲情抗争能够给地方政府造成巨大的舆论压力、道义压力和政治压力,因此,抗争者同地方政府在施压与反施压的互动中推动了抗争剧目的不断创新。弱势群体的悲情抗争是这个时代我们这个民族集体的心灵之痛。要有效防止悲情抗争的不断演化,关键并不在于政府应对技巧的提高,而是在于制度适应性的不断增强,在于弱势群体的尊严、生命与利益受到尊重。     

和谐话语与抗争文化：当前农村社会治理的新机制

本文主张通过政治话语“和谐”来导引抗争文化,寻找当前农村社会治理的新机制。农村社会的抗争文化与抗争事件密切相关,往往经过长时间的沉淀比较稳定。近年来,随着形势的发展变化,集体公共文化不断弱化,抗争事件中政治因素趋向增强,使得抗争文化转向“激烈”。通过引导地域文化、关注抗争过程、尊重司法结果,化解抗争政治,使得基层治理更加有序。通过重建公共领域文化、引导外来多元文化及去除抗争性的文化,使其转向“温和”,从而达到治理的目标,形成和谐有序的社会秩序。     

社会管理创新视野下的刑事纠纷解决——以刑事和解制度为切入点

社会管理创新注重综合运用各种手段提高社会管理水平,结构性地化解社会矛盾和实现社会和谐。刑事法律在法治社会的纠纷化解方面具有重要作用,与社会管理创新融为一体,互为命题。对刑法理念、刑罚观、秩序正义、罪刑法定原则、社会治理理念的理性诠释,有助于发挥刑事法律的维稳功能。刑事法律主要通过刑法理念的指引功能、刑事实体法的行为规范功能、刑事程序法的纠纷解决功能三个途径来达到矫正犯罪人,补偿被害人,修复社会创伤的目的。新刑事诉讼法规定的刑事和解制度能集中体现上述社会效果,实现恢复性司法正义。在此基础上,刑事和解制度的内容还需要进一步扩充。     

社会资源与行动网络：精英型意见领袖的抗争逻辑

在农民抗争中,精英型意见领袖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其作为一种核心力量存在于抗争行动的始终。他们通过运用自身的社会资源,合理建构抗争行动的意见框架,广泛动员与事件关联的共意群体,最终达成行动网络的联结。精英型意见领袖的抗争逻辑还表明,村庄善治关键在于精英型意见领袖的抗争,其抗争成败的关键又在于其所掌控的社会资源,而社会资源的意义建构取决于村庄社会认同,取决于村庄结构。所以,有什么样的村庄结构,就有什么样的精英型意见领袖。     

沉默的大多数:差序格局与环境抗争

2003年全国综合社会调查显示,城镇居民在遭受环境危害后,只有38.29%的人进行过抗争,高达61.71%的人选择了沉默。对这一现象的研究发现,一个人社会经济地位越高、社会关系网络规模越大或势力越强、关系网络的疏通能力越强,对环境危害作出抗争的可能性就越高,反之则选择沉默的可能性越高。据此可以认为,中国城镇居民面对环境危害时的行为反应深受差序格局的影响;在遭受环境危害后之所以有抗争或沉默的行为差异,是由于在差序格局下,不同社会经济地位的人通过社会关系网络所能支配和调用的资源不同。     

社会危害性与刑事违法性及其关系论

该文通过对社会危害性与刑事违法性概念的解析,以及对社会危害性与刑事违法性两者关系的探讨,阐明了社会危害性与刑事违法性的辩证统一关系,即社会危害性决定刑事违法性,刑事违法性征表社会危害性,两者的有机统一构成了刑事法律上犯罪的完整概念.     

维护与崩坏的抗争——春秋礼学思想产生的动因

从“礼”的角度来审视春秋时期的时代特征,一方面是王室衰微,诸侯力政造成“礼崩乐坏”的动乱社会;另一方面礼乐文化作为一种传统,依然维系着世道人心,对现实生活具有重要影响,由此形成礼乐崩坏与维护相抗争的情形.鉴于礼在现实社会的重要作用,为了寻找治世的良方重建社会秩序,人们开始对礼的意义展开思考,以提升礼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与作用,为以礼救世提供理论依据,从而推动了春秋礼学思想的产生.     

互联网使用与业主抗争:以番禺反垃圾焚烧维权事件为案例

在中国的社会转型时期,各种业主抗争已经成为社区政治中的重要现象。在一些业主抗争案例中,互联网扮演了重要角色。本文以番禺反垃圾焚烧维权事件为研究案例,探讨互联网使用在业主集体抗争中的作用。研究发现,互联网使用能够为业主提供信息传递、共识塑造等公共平台,并建构业主之间的关系网络,进行社区的资源动员,从而有助于业主抗争。但互联网业主抗争受到国家、市场和社会等宏观权力结构的深层次影响,宏观权力会渗透到互联网空间中,并塑造抗争者的行动逻辑和抗争效果。因此,对于互联网政治效应的研究不能走向技术的乌托邦,而需要将其置入现实的权力场域,采用一种动态的视角,由此才能够建构一种"现实的乌托邦"。     

风险社会之动因、结构与后果——基于中西方的比较研究

作为后发型国家,中国正以史无前例的速度步入现代社会,在全球化的外力推动与国家内部转型的双重驱动下,社会风险日益增多。以贝克风险社会理论为研究对象,通过中西方风险生成的动因、结构及后果相互比较,发现中国社会风险生成的动因在于制度变迁进程中总体性社会结构的松动,并进一步形成了传统、第一与第二现代性共同叠加的社会形态,社会结构也呈现出个体化、身份群体多元化与阶层固化的特征,其后果表现为社会中多重风险相互交织与对抗,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正是针对风险社会治理的制度化回应,风险社会理论研究要侧重于本土化转向,从而为风险治理提供理论支持。     

引用辞格审美发展的社会文化动因

引用辞格在我国之所以能有数千年的发展史,并且深受人民大众的喜爱,是与其具有鲜明的审美特色有关。各历史阶段中,引用辞格审美的发展又与社会文化动因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总体说,大致可以从7个方面进行探索,即:社会需要的制约,崇古、尊圣观念的影响,礼义等哲学观念的渗透,文坛主流思潮及风尚的制动,社会习俗文化的促进,文体发展的推动及古今引用理论的推进等。     

中国外资立法的特点及其社会动因

从1979年第一部外资法立法至今,中国外资立法已经步入而立之年.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所取得的举世瞩目的成就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中国外资立法及其变化所带来的外资引进.30多年的中国外资立法历程呈现出开放力度的由小到大、企业形态的由低到高、开放范围的由窄到宽的变化特点,而这些特点背后的社会动因是坚持国家经济主权原则下的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及伴随发生的政策变化.     

城乡居民维权抗争方式比较研究——基于五省份2505名成年居民的实证调查

对五省份2505名成年居民的实证研究结果显示,当前城乡居民权益受损的状况差异不大,却有着大相径庭的维权抗争焦点。城市居民的维权抗争主要集中在"失业保障""企业改制""城市拆迁"以及"房产纠纷"等方面,农村居民的维权抗争则主要围绕"土地征用""宅基地分配""基层选举"以及"债务纠纷"等方面展开。城乡居民在维权抗争方式上体现出明显的差异。在意向维权抗争方式上,农村居民比城市居民更倾向于体制外抗争和体制边缘抗争,城市居民则比农村居民更倾向于体制内抗争。在实际维权抗争方式上,农村居民比城市居民表现出更多的体制外和体制边缘抗争行为以及更少的体制内抗争行为。     

漂泊与抗争:青年农民工的生存境遇

本文以田野调查资料为基础分析青年农民工生命历程中的“漂泊”特征及他们生存遭遇的抗争特点。他们有意或无意地表现出了超越自身先赋性社会地位的渴求,很难有落叶归根的打算和想法。尽管他们在努力避免复制父辈的生活方式。争取实现代际的向上社会流动,但同时,他们在城市里又居无定所,漂泊变动,不过是“漂泊”在城市社会里游离的主体。遭到权益的侵害时,他们有三种类型的抗争行动,其中的越轨和犯罪行为是他们为改变弱势地位或控诉社会不公的一种极端方式。城乡二元结构、歧视性的制度和政策以及城市居民的文化排斥,无不容易让他们产生二等公民的体验和认知。     

产业集群成长的社会资本动因

从产业集群现象及其动因的研究入手,分析社会资本的相关理论,论述社会资本对产业集群形成的影响,指出信任是产业集群形成的基础,规范是产业集群成长的条件,网络是产业集群发展的前提。并提出相关的政策建议:制定高级产业集群发展规划,继续发展专业化的产业园区;积极扶持中小企业的发展,重视"种子"企业的培养;弘扬创新型企业家精神,营造有利于企业家成长的文化氛围;构建产业集群的虚拟治理结构,完善主导产业的配套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