慈善组织参与社会救助：功能价值与效用机制

社会救助制度改革融合了慈善组织增能参与的深刻意蕴。为推动慈善组织参与社会救助更加贴近顶层制度创设以及充分发挥其功能价值的目标,基于浙江、河南、四川、江苏四省份的实地考察,发现慈善组织参与社会救助具有减轻政府财政负担、挖掘和定位社会救助对象、供给救助服务需求、激活存量救助资源、构筑包容发展型救助、完善救助闭环等功能价值。同时,针对慈善组织参与环节中面临的主体整合、功能整合和资源整合等问题,需从效用机制角度进一步优化慈善组织参与的引导机制、支持机制、鼓励机制和衔接机制,从基层经办方面积极推动现有救助工作流程创新,使社区慈善组织和社会企业等有效参与主体积极融入基层社会救助工作。     

反思与前瞻——中国社会慈善救助发展六十年

以改革开放为历史分界线,我国福利模式发生了根本性变化:由身份化福利转变为生活化福利.社会福利安排的生活导向和割裂状态为体制外社会慈善救助的发展拓充了制度空间,同时,党-国家治理手段的变迁和国家-社会的分离,也为慈善公益事业培植了生长土壤.在改革开放以来的社会救助中,慈善救助通过对政府救助的有益补充,实现了从边缘到主流的位移.促进懵懂化的自愿施舍向外显化的公民责任转变,必须夯实和完善慈善救助的制度基础,在此基础上,将正视公权主导的"政府慈善"的合理性与维护私力参与的"民间慈善"的灵活性相结合,将激活关系本位的"差序互助"的传统性与创新权利本位的"制度慈善"的现代性相结合,将培育志愿参与的"公民慈善"的权利观与倡导和谐共生的"尚公重私"的公私观相结合.逐渐形成富有本土特色、彰显中国经验、符合国际潮流的慈善救助发展模式.     

我国社会救助资源分配的公平性研究

社会救助作为对基本生活陷入严重困境居民提供物质支持的一种制度安排,其公平与否极其重要。文章利用政府的社会救助拨款是否足额到位等4个指标,对我国社会救助资源分配的公平性进行了测评,得出目前我国社会救助资源分配的公平性较差的结论;并指出造成社会救助资源分配公平性缺失的根本原因是维护社会公平的责任主体——政府职能的缺位、越位和错位;而促进政府由经济建设型向公共服务型的转变,是实现社会救助资源公平分配的最重要条件。     

非政府社会救助：社会救助主体多元化的必然选择

在我国社会救助的主体结构中,政府固然是第一责任主体,但受政府财力所限,政府救助存在许多盲点,有相当一部分社会成员游离在政府救助的保障网之外。从我国人口众多、经济尚不发达的国情出发,帮助社会困难群体的职能不能只由政府单独承担,应发挥各方面的力量,使社会救助逐渐形成由政府包揽过渡到政府和非政府力量共同参与的社会机制。     

传教士与中国社会救助事业的近代化

近代以来,西方传教士通过创办慈善救助事业以实现其传教之目的。传教士在华创办的医疗、慈幼、灾荒赈济等慈善救助事业广泛地践行了西方社会先进的施救理念与模式,为中国社会救助实践树立了新的榜样。在中西救助实践的比照下,中国社会救助事业逐渐开启了学习西方,扬弃传统的近代化之路。     

城市困境儿童救助的效果评价与政策选择——基于N市的经验研究

当前城市儿童救助实务领域主要存在困境儿童家庭的经济生计窘迫、司法保障乏力、社会福利资源不足、社会支持和专业能力建设不强、监护人能力欠缺等问题。对此,发达国家已经形成了社会保障兜底经济困境、司法系统提供规则框架、社会力量多元参与、重视多系统多专业分工合作的儿童保护体系。我国应借鉴发达国家儿童保护领域的有益经验,在后续的城市困境儿童救助工作中完善司法和社会救助制度,鼓励困境儿童救助向职业化发展,吸引专业人才进入并搭建合作平台,变当下政府购买服务模式为岗位和项目分类购买模式,从而促进儿童救助事业的良性发展。     

非政府社会救助：社会救助主体多元化的必然选择

在我国社会救助的主体结构中，政府固然是第一责任主体，但受政府财力所限，政府救助存在许多盲点，有相当一部分社会成员游离在政府救助的保障网之外。从我国人口众多、经济尚不发达的国情出发，帮助社会困难群体的职能，不能只由政府单独承担，应发挥各方面的力量，使社会救助逐渐形成由政府包揽过渡到政府和非政府力量共同参与的社会机制。     

优化《社会救助法(草案)》:社会救助与侵权责任的衔接和协调

随着风险社会来临,大规模侵权、无过错责任的特殊侵权大量存在。单靠侵权责任自身难以承担救济功能,必须充分发挥社会救助这一兜底社会安全网的作用。我国当前的社会救助与侵权责任衔接存在两者间衔接缺乏法律规定、社会救助基金立法滞后、社会救助法与社会救助基金关系不明确等问题。为了通过社会救助与侵权责任的合理衔接,实现二者的有效协调,一般的侵权责任应采取以侵权责任为主的补充救济模式,特殊的侵权责任需采用以社会救助为主的补充模式。同时还应完善社会救助基金立法。     

刑事被害人权利救助的多维视角

刑事被害人是社会"弱势群体"的一部分,应将其作为独立的主体予以全面保护和救助。我国目前还没有从多维视角全面考察和规划刑事被害人的权利救助问题,为全面有效地保护刑事被害人,就很有必要立足于程序、实体、制度和管理等多维视角,建立体系性的被害人保护制度,坚持诉讼外救助与诉讼内救助相衔接,社会救助与国家救助相协调,精神救助与物质救助相统一,事前预防与事后救助相融合,实现对刑事被害人的立体式保护。     

东西部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实证分析与社会救助立法的完善

我国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城乡经济社会二元体例,导致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区域差异、城乡差异特征鲜明,且在最低生活保障标准设计、救助能力等方面存在一定问题,进而影响社会救助立法整体定位与结构功能发挥。社会救助立法应着重结构功能定位,与慈善救助法分野互补,明确政府与社会组织的职责划分,科学且分层界定最低生活保障标准,将专项救助与临时救助整合为临时困难救助,规范居民收入、财产确认措施和救助程序,确保生存型社会救助立法与适用完善,使其充分发挥"最后一道社会安全保障网"的作用。     

走向发展型救助:社会救助的制度转型与目标选择

我国现行生存型社会救助制度已经面临严峻的挑战,它无法顺应贫困主体结构变化的需要,难以实现助人自助的根本目标.从生存型救助走向发展型救助,既是社会救助理念演进的必然要求,也是社会救助制度转型的目标选择.应当实现从生活救助到注重能力救助、从消极救助到积极救助、从单一性救助到多元化救助、从补救性救助到注重预防性救助、从救助管理到救助服务的转变,以实现我国社会救助的制度转型.     

我国社会救助社会化之路——以“爱心超市”为研究样本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社会救助事业获得了长足发展,但政府仍是我国社会救助制度的主导,它在凸显国家道义和政府责任的同时,也制约了社会救助水平的提升、受益面的扩大和社会力量的参与。目前,投资主体单一、救助对象狭隘、救助内容单一、救助理念差异大、救助队伍非专业等因素导致当前我国救助制度社会化程度低。社会救助应以社会化为目标,从投资主体多元化、救助对象大众化、救助内容多样化、救助理念社会化、救助队伍专业化等方面予以完善。     

我国贫困群体的政府救助演变--责任、理念与政策的综合视角

在我国从封建社会起政府就一直承担着对贫困群体救助的主要责任.但在不同的历史阶段,由于政府施政理念和非政府力量的发展状况等方面的不同,政府对贫困群体的救助也存在明显差异.在我国封建社会对贫困群体的救助情况以宋代为界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宋代以前,除了官方救助以外,非政府的宗教救助占有很重要的地位;两宋时期主要是以官府救助为主导;宋代以后,民间慈善组织作为非政府力量,在社会救助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近代以来,我国政府社会救助受到西方理念的影响发生了一定的改变.新中国成立以后,我国政府社会救助制度可以分为两个阶段在前期的国家-单位保障模式下,政府承担了全部救助责任;在后期的国家-社会保障模式下,政府对贫困群体的责任有所降低.     

政府与民间慈善组织的资源依赖关系研究——以对孤残儿童的救助为例

通过对孤残儿童慈善救助事业中的政府与民间慈善组织互动合作研究,发现一方面政府机构缺乏为孤残儿童弱势群体提供覆盖全面的特殊服务的供应能力,亟待民间组织的补充介入;另一方面民间慈善组织因其组织优势而利于开展相关救助服务,但亟须制度支持和资金等来自政府的资源。研究认为两者之间存在较明显的资源互补依赖关系:民间慈善组织对政府的依赖主要体现在组织身份的合法性、组织架构的人事支持和资金支持这几个方面;而政府较为依赖民间慈善组织的资源整合能力、快速反应、志愿精神等资源。并且在此关系模式中民间慈善组织得以保持一定的组织独立性。     

论社会救助多主体责任的定位、关系及实现

社会救助作为反贫困的长期制度安排,多元救助主体是其主要特征,多元共治是社会救助事务的核心要义。在社会救助多主体责任的定位上,国家是社会救助首要的义务主体,提供社会救助是国家应尽的义务,强化国家责任是现代社会救助制度的重要标志,同时家庭、个人也负有社会救助的义务。在社会救助多主体责任的关系上,个人自救、家庭互助在主体责任关系中处于第一和第二位阶,“穷尽其他帮助”是我国社会救助法律规范中的要件,国家在主体责任关系中是处于最后位阶。为此,在我国社会救助立法和政策改革中,通过明确政府的给付责任,强化家庭的义务和责任,实施分类管理和开展社会救助服务,激发有劳动能力者的个人积极性,推动建立政府主导、社会力量参与、家庭和个人尽责的社会救助新格局。     

论社会救助法中的国家责任原则

国家责任是现代社会救助制度的重要标志.国家责任是保障公民社会救助权的要求,是政府存在的合法性基础,是实现社会公平正义与服务型政府建设的必然要求.社会救助的国家责任主要表现为制度供给责任、财政责任、实施和监管责任、引导民间救助以及宣传责任等.我国社会救助立法应该确立国家责任原则,建立以政府救助为主导,民间参与为补充的社会救助模式.     

法律援助与司法救助衔接的探索

法律援助与司法救助是我国为实现宪法原则,确保经济确有困难的当事人得到法律帮助的两项法律救济制度,两者之间既有共性,又存在差异。在司法实践中,探索法律援助与司法救助的衔接机制,对充分保障弱势群体的合法权益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对两项法律救济制度衔接的具体操作进行了一些探索。     

非营利组织参与社会救助的问题与对策探析

发展非营利组织参与社会救助作为政府救助的积极补充,以充分调动社会与民间的资源和力量,对于进一步完善我国的社会救助制度是非常必要的。中国非营利组织在参与社会救助的实践方面有较大的发展并取得了一定成绩,但目前来看还面临着诸多挑战与问题,有着很大的完善与提升空间。为此,需要建立社会救助中政府与非营利组织的协作机制,加强非营利组织自身的治理,并拓展非营利组织在社会救助领域的活动范围。     

反贫困视觉下的我国社会救助制度安排

社会救助的核心范畴是贫困,目标是克服贫困.在我国社会救助体系因其生存型贫困救助局限,救助资源受益分配瞄准偏差,就业激励机制和就业援助专项制度缺失漏洞,内在地存在着反贫困功能梗塞.必须在技术层面:优化社会救助制度分类设计,防止形成“贫困陷阱”;加强各项救助制度的有效衔接,形成反贫困的制度合力.在制度建设层面:实现生活救助到综合救助转变,减少贫困发生因素;建立、健全就业援助制度,促成有劳动能力的贫困人口积极劳动自救,并实现社会救助工作法制化、规范化管理,从而确保反贫困目标.     

我国农村社会救助的现实困境及其化解之道

农村社会救助工作日益得到党和政府的高度重视。但当前农村基层政府财政困难和农村集体经济薄弱,造成贫困的社会风险不断增多,城乡二元结构依然明显,传统的农村家庭保障与土地保障功能弱化等因素制约着农村社会救助工作的顺利开展。政府应优化农村社会救助资源的供给系统,注重救助体系建设的衔接配套,健全救助管理体制与工作机制,构建城乡一体化的社会救助体系,加快推进农村社会救助的法制化进程,以提高农村社会救助的实施成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