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世界的政府观念

生活世界的政府不同于科学世界的政府,这是行政科学产生以来始终未得到关注的问题。生活世界顾名 思义就是公民生活的场所,或者说由公民自主生活构成的整体,但生活世界不仅仅是公民生活的世界,它更是公民 德性实现的世界。政府在生活世界中处于第三人称观察者的位置,生活世界的成员根据政府公共行政对其德性实 现的效用定义政府。政府在生活世界中引导和维护生活世界的合理化,肩负着伦理责任;政府在生活世界中兑现 与公民的行政契约,承担着道德责任。因而,政府必须在生活世界面前保持坚强的自制,又必须卓越地领导生活世 界的发展。在生活世界中政府从消极和积极两方面展示其公共性。     

政府公共性理论的谱系

公共性是行政学说的核心概念,是行政实践的首要美德,也是近年来理论研究的热点问题。然而政府公共性爱好者们对它的探讨,出现了一些认识论上的偏差。他们都从科学的谱系思考政府公共性,实际上政府公共性应归诸哲学的谱系;他们都从管理的途径把握政府的公共性,实际上政府的公共性应纳入伦理的谱系。结果他们纷纷用公共性去规范政府,却又不能构建公共性的规范体系;因为他们都没有站在哲学和伦理学的高度,从对政府公共性固有秉性解释中,演绎出关于政府公共性的解释理论。     

公共行政责任:伦理维度与建构逻辑

公共行政责任与道德、伦理息息相关,有其独特的价值内涵和价值目标.本文以责任政府、服务型政府建设为基本背景,考量公共行政责任的内在价值指涉:一是其伦理规范价值,要求公权力的行使必须符合既定的行政伦理规范要求,代表社会的公共利益;二是其德性价值目标,即要求公共行政主体通过德性之内化及行政德性人格之塑造消解具体管理情景下的行政选择冲突和价值冲突;三是其正义诉求,即公共行政及其主体必须尊重和维护公民权利,促进社会公平和正义的实现.最后,从对公共行政责任如何实现的探讨出发,提出伦理规范与道德德性并重,从规范到德性的逻辑路径.     

公共性:建设服务型政府的价值取向

建设服务型政府,是当前我国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目标选择,公共性是公共管理的本质属性,在公共管理活动中政府的公共性存在偏离的倾向,理解和把握政府公共性的起源及其重要性对我国服务型政府建设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行政的理念:行政哲学的研究对象——从思辨哲学审视公共行政学发展120年的历史

按照哲学的历史研究方法,公共行政学120年的发展是一段崇高的历史,因为它是行政理性创造的历史,行政的理念贯穿其始终.这个行政的理念就是政府公共性,它是公共行政学发展120年的行政实体,不能理解为实在论的和特殊论的政府公共性.政府公共性理念规定公共行政学发展120年的行政意志,并随该行政意志的发展而阶段性地实现出来.行政哲学作为实践哲学,就是以政府公共性理念及其现实化为研究对象的一门科学.     

马克思人的发展思想的公共性向度

公共性是人的社会本质的表现方式,社会公共性的实现程度对人的存在和发展有着重要意义。根据马克思社会发展三阶段理论,在人的依赖关系阶段,社会呈现出群体存在方式下的虚幻公共性;在以物的依赖为基础的社会,人的独立性被物化从而阻碍了社会公共性的实现;在以人的全面发展为基础的未来社会,社会公共性得以充分发展。     

政府信用流失的本体论解析

社会结构转型和经济体制转轨是政府信用流失的重要外因.就政府本身而言,制度的合理性、科学性欠缺,组织的公共性不足和行政理念上的缺陷,以及行政人的道德异化,则是导致政府信用流失的主要内在因素.     

公共性为公共行政学之重建不可或缺的维度

2 0世纪以来 ,随着政府部门管理职能的增强 ,政府的一些部门、个人假借公共利益侵占广大民众权利 ,使其公共性受到了自利性的侵蚀。在这种情况下 ,政府公共性的真实性受到公众的质疑 ,从而导致了公共行政困境。这就要求公共行政学应该对当今的公共行政困境做出积极的回应 ,超越以往管理行政的范式。管理行政只专注于效率 ,忽视或遗忘了公共性。因此 ,我们应该在公共性基础上重建公共行政学     

国家与社会关系视域中的公共权力属性

国家作为政治组织在从社会中分离出来以后,有着双重属性,即阶级性和社会性。这种双重属性体现在行政权力上:其一,行政权力是公共权力的主体权力形式,行政权力行使的根本依据是公共性;其二,的确存在着总要摆脱公共性的属性。这决定了公共权力既可以成为谋取公共利益的权力形式,也可以成为谋取个人或集团私利的手段。防止和遏制公共权力异化,必须实现从统治到治理的转变;从权力制约权力到社会制约权力的转变;从无限政府到有限政府的转变。     

推动地方政府合作的组织文化途径

地方政府的行为自主性,以及地方官员面临无处不在的责任冲突,导致约束地方政府行为,不可能完全仰仗外部强制,寻求组织文化途径可能成为引导地方政府行为的一种选择。偏离了"公共性"的地方行政组织文化是导致目前我国地方政府非合作倾向的根源。重塑合作型行政组织文化需要回归行政组织"公共性"、确立新的行政价值观、重新定位地方政府角色以及正式制度安排的协调与配合等。     

服务型政府：公共性的本原价值回归

从哲学的、伦理的谱系来认知公共性,挖掘出确立于公共性最深层次的情境道德与行政价值,使新公共服务理论获得了超越传统官僚制行政与新公共管理理论范式的耀眼光辉。我国的行政改革以西方发达国家的公共行政范式为镜鉴,也已走过了三十个春秋。回顾与反思这三十年的改革历程,贯穿于行政改革全过程的一条主线就是政府公共性的不断凸显,服务型政府的兴起正是政府公共性的本原价值回归之应然逻辑与实然诠释。     

独立管制机构的兴起与政府治理转型

独立管制机构勃兴于各国政府进行大规模"去管制化"和私有化改革的时代,私有化后的公共设施、政府内部的其他行政机构以及参与公共服务提供的公民社会组织都成为独立管制机构在新的历史时期施加影响力的对象。独立管制机构的兴起标志着传统的"福利国家"被一个以管制为主要内容、结构上更为碎化的"管制国家"所取代,不过这种组织的激增也给政府带来了各种"代理成本"。独立管制机构对我国的事业单位改制以及若干政策领域的管理体制改革都有重要的启发价值。     

地方政府创新与区域经济增长的关联性————基于中国区域间地方政府创新差异的跨案例分析

在不同区域的经济发展模式中,为什么中国地方政府在市场化进程中扮演的角色呈现出如此大的差异？以中国区域间地方政府创新的差异性为切入点,对五届(2001-2010年)中国地方政府创新奖的入围项目进行跨区域、跨类型、跨年度等维度的数据分析发现,行政改革与经济增长显著关联,同时,地方政府创新随着经济增长呈现出从政治改革向行政改革方向发展的趋势,但公共服务仍没有成为中国地方政府创新的焦点领域。这一发现的政策含义在于中央政府要自上而下地从制度和政策层面为地方政府创新提供公共服务和政治改革的激励机制和制度空间,自上而下地构建制度化分权机制,重视区域发展中地方政府创新的激励机制和制度空间的建构。     

网络舆情对建构网络行政问责的建设性意义

网络行政问责是一种新型政治监督形式,网络舆情对于问责方向的指引、机制的形成和完善具有一定的建设性意义。网络舆情不仅是民意的晴雨表,透过舆情可以了解事情的真相、民众的情绪和需求,为政府工作的改进指明方向,还能够促成网络问责机制的形成。在舆情压力的迫使下,政府介入事件的处理,使问责得以生效。网络舆情现象警示政府需要准确定位其职能和角色,改变工作作风和执政思维,加大信息公开的力度和速度,加快网络行政问责机制的制度建设。     

统合治理”模式下的高廉政风险及其制约监督研究

“统合治理”是指地方政府在城市化过程中利用公司化平台进行经营性运作的治理模式,其典型的组织化治理工具是“管委会-公司”架构的政府项目平台。“统合治理”模式具有较高的治理绩效,但随之而来的是公权力“遁入私法”现象,从而导致廉政风险不断增加。公权力“遁入私法”在一定程度上绕过了一统体制下自上而下的制度约束,激发了地方政府发展经济的自主性,并使其经济权力得以扩张;但同时由于制约与监督制度未能有效构建,导致权力失控危险增加,集中体现在公权力可以在政府与企业的双重身份中切换,使公权力能够借由“遁入私法”的方式摆脱传统的控权制度。“统合治理”模式能否避免高廉政风险并继续保持较高的治理绩效,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对现有制约监督机制的重构。     

行政区划调整与城市化经济空间————杭州、萧山地方政府博弈的实证

行政区划与经济发展及城市化有着紧密的联系。计划经济形成的中国行政区划框定了区域与城市经济发展的边界,形成了中国特有的“行政区经济”模式。当市场力量推动城市与区域的要素流动跨越行政区边界,行政区划就要适时做出必要的调整,以支持市场经济集聚和规模发展。纵观杭州与萧山之间突破行政区划制约的几次区划调整,发现每一次改革都提升了区域经济发展与城市化水平,最终拓展了杭州大都市区的城市化经济发展空间。当然,行政区划调整不可能根本解决中国固有的“行政区经济”顽症;要打破“行政区经济”的恶性循环,必须从体制改革入手,创新行政管理方式,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无疑,杭州、萧山的实践为中国其他地区推进新型城镇化战略提供了路径启示,也为中国区域与城市经济转型发展提供了经验借鉴。     

生态环境损害赔偿磋商的法律性质思辨及展开

生态环境损害赔偿磋商制度借助私法领域常用之平等协商方式实现环境公共治理过程的行权方式创新,为政府环境保护行政管理职能的履行提供了引入契约式公私合作的转型契机.主流学说对赔偿磋商属于纯粹的私法民事行为抑或涉及公法元素的特殊私法民事行为的性质误读源自于手段论者和主体论者对磋商目的与手段关系、公共利益与私人利益处分边界的认知偏差,准确把握行政民主化改革潮流下的合作治理范式转换背景并对赔偿磋商本身作三阶段划分有助于更为客观真实地反映赔偿磋商所蕴含的公权行政属性.依托行政契约理论对作为赔偿磋商成果形式的磋商协议作映射关系检验为辨析赔偿磋商的行政行为性质开辟了新的道路.     

以人民为中心的行政公平观及其建构路径

我国行政公平观的建构以“以人民为中心”为逻辑起点。这是马克思主义公平理论、党对行政公平人民性的追求以及政府公共性等多重逻辑的内在要求。以人民为中心的行政公平观由满足人民发展需要的机会公平、公平对待人民群众的程序公平以及实现人民核心利益的结果公平三要素构成。它通过强调公共行政的人民性价值而实现了对新公共行政范式的行政公平观的超越;其建构路径可以从个体、制度与文化三个维度进行探索,具体包括强化个体对行政公平观的认同、加强对个体的行政公平教育、构建公平行政的制度约束体系以及营造公平行政的文化环境氛围等。     

服务型政府的价值内涵与建设路径

服务型政府是我国当前时期的主导行政范式.服务型政府首先是以服务为核心价值的政府理念,是公民本位和公民意志在社会管理中居于决定性地位,旨在重塑公共行政价值观,解决当下行政人员价值观失范的问题.服务型政府的建设是一个长期、复杂和艰巨的任务,必须依靠观念的植入和外在制度的保障.用价值分析方法对服务型政府理念及建构问题进行探讨有利于彻底转变政府的官本位意识、官僚主义作风等传统行政价值观,使上层建筑和法律制度的设置规范化、伦理化,最终从根本上保证公民权利的实现,解决政府权力异化问题.     

公开与保密:政府信息公开立法的焦点

在进行政府信息公开立法探究时,正确处理公开与秘密间的关系成了必须着力解决的重点和难点问题。国外几乎所有有关信息公开立法对此都有较明显合理的界定。我国在处理两者关系时应当坚持以公开为原则、保密为例外,同时信守权衡利弊、适时、适度、合理等原则。在信息豁免公开范围上,应主要围绕国家秘密、工作秘密、商业秘密、个人隐私四大方面,并予以细化明确。除此之外,所有信息均应公开,以保证公众知情权的实现和监督行政目标的落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