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修辞学史稿》的“楔子”和“小结”评析

<正> 一、楔子 著名修辞学家郑子瑜先生的《中国修辞学史稿》是“第一本的中国修辞学史”,它为汉语修辞学史研究树立了第一块里程碑。全面地研究、总结这个“第一”的特色和这块“里程碑”的价值,对于开拓汉语修辞学和汉语修辞学史的研究新局面,无疑会在多方面,包括研究方法和写作方法等,起到一定的推动作用。 《中国修辞学史稿》(以下简称《史稿》)的结构格局严整而奇特,可以说是匠心独运。《史稿》第一篇为“绪论”,第十篇是“结论”,中间各篇为正文;除第一、第十篇外,中间的八篇均前有“楔子”,后有“小结”,中间为正文。这种精美的谋篇艺术,浸透着作者的创造精     

“相国”、“丞相”官称考

自《汉书·百官公卿表》“相国、丞相皆秦官”的观点出现后,引出了古往今来关于春秋战国“相国”“丞相”官称的许多不同看法:如《汉官仪》说“相国、丞相皆六国时官”;《通典》说“始皇始置相国”;《历代职官表》说“相国在丞相之上”,等等。安作璋、熊铁基先生新著《秦汉官制史稿》(齐鲁书社1984年1月版),一反上述传统说法,认为:“所有记载中的‘相国’二字,都可以作这样     

中国文章史研究的拓荒之作──简评贺汪泽《先秦文章史稿》

中国文章史研究的拓荒之作──简评贺汪泽《先秦文章史稿》胡志远贺汪泽先生的大著《先秦文章史稿》（以下简称《史稿》），于１９９５年９月由河南大学出版社正式出版。这是文章史学术研究的新成果，令人振奋，值得庆贺。《史稿》以朝代为经，以文章阅读与写作的各个侧面...     

“能疑”辨义

“能疑”一词,仅见于贾谊《论积贮疏》一文。有意思的是,今人对该词的解释各有不同。《汉代散文史稿》（吕伯涛等著）：“能疑,《通鉴》作‘能僭拟’,指势力大可以与国家抗衡的人。疑,同拟,僭拟。”《古代汉语》（朱振家主编）：“能：《新书》无此字,当是衍文。疑...     

“六黄太尉”是六个太尉吗?——兼论《金瓶梅》作者非徐渭或“大名士”

《金瓶梅词话》中出现的"六黄太尉",最早见于宋元时期的《宣和遗事》,是仅此一见的莫须有的人物和官职。《金瓶梅》引入这个人物,乃实指一个不具姓名的太尉,而非六个。以六黄太尉为六个太尉并以此论证《金瓶梅》的作者是徐渭,显然失察了。面对小说中随处可见的舛误讹夺之处,以徐渭或"大名士"必不能这样粗制滥造为由,拒绝接受这部伟大小说的种种瑕疵,甚至曲为说辞的索隐研究方法,也会不断并且越来越多地遭到合理的质疑。不能因为这些瑕疵而否定《金瓶梅》的伟大价值,也不能为了人为实现它的完美而曲解它在创作过程中暴露出的问题。     

“六黄太尉”是“黄太尉”吗?——兼答“集体”“陋儒”说

长期以来,不少学者因《金瓶梅》里诸多的矛盾和错乱对其一直存有误解,以为其系集体或下级文人粗制滥造之作。在第六十五回里,"黄太尉"和"六黄太尉"迭现,因一字之增减,两者混用数次,仿佛笔误,是小说中的矛盾和错乱,实际上是作者徐渭为了遮掩却又不愿意完全违背事实真相而故意留给我们的潜台词。     

“伯”、“叔”单称始于何时

《辞源》第一册p197“伯”下列八个义项,其中:父亲的哥哥。北齐颜之推《颜氏家训·风操》:“古人皆呼伯父叔父,而今多单呼伯、叔。”《辞源》第一册p452“叔”下列七个义项,其中称呼。1.父之弟,也指与父平辈,而年龄比父小的人。见“叔父”王力《汉语史稿》下册p506:“在上古时代,表示父亲的兄或弟要用‘伯父’或‘叔父’,不能单用‘伯’、‘叔’。到了中古时代,才能用‘伯’、‘叔’来代表父辈。例如:梁周兴嗣千字文:‘诸姑伯叔,犹子比儿。’”《汉语史稿》与《辞源》,引例最早为梁周兴嗣之《千字文》,而《千字文》乃字书,迫于四字一句,缩简称呼也未可知。《颜氏家训》为隋代文献,亦失之过晚。就本人所见,伯父、叔父单呼为叔、伯,于东晋、刘宋时已然。     

东汉“阿某”用法的文献考证

词头“阿”用于人名(本文称该用法为“阿某”),古已有之。其中的“阿”同“妸”。许慎《说文解字·女部》:“妸,女字也,从女,可声,读若阿。”黄侃《说文笺识四种》:“妸,后世称人于其名上加阿字,阿本作‘妸’。”(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第199页)王力先生在《汉语史稿》中认为     

改造“无人身”的史学

改造“无人身”的史学阎世兰读《左传》、《史记》这样的史书,人们可以读得津津有味,不忍释卷。然而,要读现在人写的大部头的《通史》、《史稿》、《史纲》之类,感觉就大不一样,读上几段、若干章节,就教你兴味索然,耐着性子读下去,准会昏昏欲睡。我甚至觉得读这类...     

评《中国无政府主义史稿》

<正> 路哲著《中国无政府主义史稿》(福建人民出版社1990年出版,以下简称《史稿》)一书,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以翔实的史料为依据,对中国无政府主义进行了动态的分析,在以下几方面独具特色。一、对中国无政府主义代表人物作了如实评价。《史稿》指出:“中国的无政府主义者,的确有一些闭眼不看现实,只追求个人绝对自由的狂人。但是,从在中国宣传无政府主义学说的成员们的整体来看,并不完全如此。”(《史稿》第8页)中国无政府主义者队伍很复杂,其中固然不乏文痞、政客、革命狂热病患者,但绝大多数是怀着救国救民的愿望,抱着严肃认真的态度,通过对中国实际的调查,提出过一些解决中国问题的方案。但当认识到无政府主义道路行不通之后,他们当中的一些人放弃了无政府主义,继续探索真理,终于认识到只有马克思主义才能救中国,这些人最终转变成为马克思主义者。     

中国小说史上的一个发展环节——明代“文言话本”纵横谈

(一) 何谓“文言话本”? 本文是据《明清文言小说史稿》中的一章改写的。在《史稿》中,笔者已对“文言话本”中的一些代表性作品作了评述,这一部分主要是想谈“文言话本”在小说史上的意义,特别是它和文言小说、世情小说、才子佳人小说、猥亵小说以及古典戏曲的关系。那么,什么是我所说的“文言话本”?为了简捷,就从成书于明嘉靖年间的《清平山堂话本》谈起。     

《全唐诗》杂考（十八）

《全唐诗》杂考（十八）胡可先卷五二一杜牧《题永崇西平王宅太尉诉院六韵》“家呼小太尉，国号大梁公。”注：“太尉季弟司徒德、亦封梁国公。”冯集梧《樊川艺集注》卷二云：“《唐书·李诉传》：诏进检校尚书左仆射，山南东道节度使，封凉国。《宰相世系表》：陇西李氏...     

“桓齮路奔燕”出处问题

林剑鸣同志《秦史稿》(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2月出版)第340页说,公元前233年(秦始皇十四年)的秦、赵大战中,“秦将桓齮由于失败,畏罪逃奔燕”。作者自注,系据“《史记·秦始皇本纪》、《史记·赵世家》”。经查证《史记》这两篇均未言及秦将桓齮败逃燕国事;先秦、两汉典籍亦无此种记载。 杨宽《战国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55年出版)第171页云:“(公元233年)赵派大将军李牧向桓齮反攻,大破秦军于肥,把桓齮打跑了。”杨氏于此加注:“(《史记》)《李牧列传》也     

说“消息”变为“音信”意义的时代

王力先生在他的《汉语史稿》562页讲到“消息”一词时说:“‘消’是‘灭’,‘息’是‘生’(文选七发李善注),‘消息’本是等立仂语,等于说‘消长’”。“到了第五、六世纪以后,‘消息’才有‘音信’的意义。”并以南朝梁元帝诗和唐代骆宾王、李白、杜甫的诗句为例。我们认为,“消息”作为“音信”的意义,在公元三世纪初就已经出现了。如东汉末年蔡琰的《悲愤诗》:“迎问其消息,辄复非乡里。”西晋陈寿著的《三国志》中“消息”已经普遍用来表示“音信”的意义,例子很多,我们仅举几例: 《三国志·蜀书·董刘马陈董吕传》:“魏尚书仆射陈群与丞相诸葛亮书,问巴消息。”     

“将无同”别解

《世说新语·文学》: 阮宣子有令闻,太尉王夷甫见而问曰,“老庄与圣教同异?”对曰,“将无同”?大尉善其言,辟之为椽。世谓三语椽。卫玠嘲之曰,“一言可辟,何假于三?”“将无同”三字,究竟怎样讲?从宋司马光改为“无同异”(见宋王若虚《滹南遗老集》卷三十三,《谬误杂辨》);     

一九八二年——一九八四年辽金史学术研究概述

从一九八二年起,至一九八四年底止的三年间,据不完全统计,在国内刊物上共发表关于辽、金及契丹、女真史方面的论文500余篇,其中包括契丹、女真、渤海和考古方面的论文和调查发掘报告等。专著达十种以上,打破了历史记录。其中辽史二种:《辽史稿》、《辽史简编》;金史二种:《金代经济史略》、《金史简编》;民族史二种:《黑龙江古代民族史纲》、《东北民族史略》;渤海史二种:《渤海简史》、《渤海国史稿》;文集一种:《辽史丛考》;译著一种:《金代女真研究》;资料汇编一种:《全辽文》;古籍整理二种:《归潜志》、《鸭江行部志注释》。下面仅就辽金契丹女真史研究成就较大的几个方面,略作概述。     

“虎”称“大虫”的原因

王力先生的《汉语史稿》(修订本)585页说:“除了避讳之外,其他的忌讳,也可能引起事物名称的改变。古人忌虎,所以称‘虎’为‘大虫’”。这个看法对不对呢?我们不妨先从“大虫”一词的来源说起:在上古的时候,“虫”字曾经一度扩大到动物的总称。《山海经·大荒北经》:“有虫,兽身蛇首,名曰琴虫。”《庄子·应帝王》:“且鸟高飞以避矰弋之害,鼷鼠深穴乎神丘之下,以避熏凿之患,而曾二虫之无知。”《韩非子·说难》:“夫龙之为虫也,柔可狎而骑也。”《吕氏春秋·本(?)》:“夫三群之虫,水居者腥,肉玃者臊,草食者羶。”《大戴礼·曾子天圆》:“毛虫之精者曰鳞;介虫之精者曰龟;鳞虫之精者曰龙;倮虫之精者曰圣人。”《论衡·自纪篇》:“人亦虫物,生死一时。”人们最初对“虎”的认识并不一致,《战国策·秦策》:“虎者,戾虫”。《论衡·遭虎篇》:“夫虎,毛虫”。可见是从不同的角度定性的。     

徐世勣与瓦岗军

徐世勣是翟让领导的瓦岗农民军的元从宿将,唐初有名的将领和宰相。两《唐书》有传,陕西礼泉县昭陵徐世勣墓前有唐高宗“御撰、御书”的《大唐故司空太子太师上柱国赠太尉扬州大都督英武公李碑》(后简称《李勣墓碑》),特别是昭陵博物馆开放,展出刘袆之撰《大唐故司空太子太师赠太尉扬州大都督上柱国英国公勣墓志铭并     

“掩”、“盖”通用别议

《左传·昭公二十七年》:“使公子掩余、公子烛庸帅师围潜。”《史记·吴太伯世家》及《刺客列传》、《吴越春秋》“掩余”并作“盖余”。李富孙曰:“《释言》曰:‘弇,盖也。’《释文》:‘弇,古掩字。’《〈周语〉注》《〈淮南·说林〉注》并云:‘盖,掩也。’是掩与盖义同。”又引武氏亿曰:“《韩非·说林》‘将攻商盖’,《书》作‘商掩’,《孟子》作‘伐庵’,此奄、掩、盖字异而义同。”今按:武、李二氏之说实皆本于《史记索隐》。《〈吴太伯世家〉索隐》曰:“《春秋》作‘掩余’,《史记》并作‘盖余’,义同而字异。或者谓太史公被腐刑,不欲言‘掩’也。”武氏、李氏正是据《索隐》前说立     

太平天国开“女科”事探讨

一个多年争论的问题太平天国曾否开过“女科”事,是太平天国史上一个多年争论的问题。一九六一年出版的商衍鎏《太平天国科举考试纪略》、一九六三年出版的郦纯《太平天国制度初探》(增订本)两书,对该问题都着重研究。最近徐川一、周也夫撰文《太平天国‘曾开过女科’吗? 》,又提出与新版《辞海》编者商榷。我回顾对这问题四十年探索的经过。最初误信汪堃《盾鼻随闻录》和沈懋良《江南春梦庵笔记》两书,把他们捏加的部份,写在《太平天国史稿》上。到一九五一年,我考出这两部书的问题,在《太平天国史料里的第一部伪书——〈江南春梦庵笔记〉考伪》一文里提出看法: “《盾鼻随闻录》所记太平天国开女科举及女状元榜眼探花姓名一事,是十分可疑的,大概就是汪堃捏造的”,《江南春梦庵笔记》更是“进一步虚上加虚,假中更假”。商衍鎏先生自述他的论证是从我这一个看法“再作进一步的分析”得来的。我读郦纯先生的论证,知他也是从我这个看法来的。但是,我本人在两年后,因看到新史料对这个看法已有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