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基层治理法治化研究——基于湖南益阳农村的调查与思考

国家法治的进步,更多的是城市法治文明的体现,在广大农村,农民对传统规范的依赖并不亚于国家法律,国家法在很大程度上仍然只以威慑的姿态存在,尚未融入基层治理。随着法治建设不断推进,农村法治氛围日趋浓厚,村民自治机制逐步完善,农民法律意识普遍提高,法治共识基本形成,已初步具备全面推进农村法治建设的条件。目前农村基层治理法治化面临的困境表现为基层政府主导农村法治发展力不从心、村级组织推进依法治理举步维艰、农民法律意识完成现代转型任重道远、国家法与民间法的冲突时有发生。全面推进农村基层治理的法治化应坚持让法治成为农村治理的基本方式的定位,融合政府主导与社会推进两种路径,培育乡镇政府、村级组织、民间组织三类主体,整合农村制度、组织、人力、文化四种资源,构建农村法治化治理大格局。     

论领导决策的法治原则

实践证明，任何政党的决策，都必须建立在一定国情的基础上，它对国家和社会的性质、地位及方针政策等要有一个科学的界定和正确的规定，依据就是法治原则。同时，坚持决策的法治原则，还要从现实需要出发。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和市场经济的逐步完善，我国必须加快法治化进程。特别是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后，我国要在更多领域、更深层次、更加复杂的环境中同国际社会打交道，决策不仅需要遵守国家的法律，而且还应参照国际法的内容。一项决策的可行性，除了社会、经济、技术等方面的因素之外，是否符合法治原则是决策时必须遵循的重要原则之一。任何决策，如果没有法治依据，在实践中就很难实施。     

乡村治理法治化转型困境及破解之策

法治框架下推进乡村治理创新面临法治推进与自治、德治传统难以有效融合,法治路径的地位边缘化,"知情祛魅"现象凸显等现实困境。其原因在于乡村法律法规制度体系不健全,治理主体的法治素养不足,治理机制法治化程度较低,治理环境的法治氛围不足。为此,需要坚持立法先行,构建层次分明、结构有序的乡村法律制度规范体系;理顺乡村治理体制,健全乡村治理法治化的组织体系;以规范权力运行为重点,依法建立健全乡村治理机制;创新法治宣传的途径和方式,营造乡村治理法治化发展的氛围;提升基层干部的法治素养,打造法治化的基层干部队伍;优化公共法律服务,强化推动乡村治理法治化发展的人才保障。     

实施“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法治化路径选择

"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是着眼于改革、党建、小康社会和依法治国的总体设计,这一重大战略布局的提出,为践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明确了践行目标、找到了实践载体。为此,应当在贯彻全面从严治党的同时,更加注重党的治理的法治化路径选择;着眼于全面深化改革的目标任务,推动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法治化;把握好法治这一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不断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制度;将弘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贯穿渗透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具体进程之中,以法治小康推动全面小康的早日实现。     

创新社会治理 建设法治社会

"坚持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共同推进,坚持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这是自党的十五大把依法治国确立为党领导人民治国理政的基本方略以来,对依法治国重大意义、科学内涵、实现路径的深化阐述和发展提升,更是对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建设法治中国新目标的理论扩展和实施构想,必将成为我国法治史上的里程碑。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三者既有区别又有联系,在法治中国建设目标上,三者相辅相成、互相促进。法治既是国家治理的基本遵循,也是社会治理的基本方式。     

让“枫桥经验”旗帜高高飘扬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就坚持和发展"枫桥经验"作出重要指示,要求各级党委和政府充分认识"枫桥经验"的重大意义,发扬优良作风,适应时代要求,创新群众工作方法,善于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解决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矛盾和问题,把"枫桥经验"坚持好、发展好,把党的群众路线坚持好、贯彻好。     

让反腐法制刚性运行

正习近平总书记在十八届中央纪委二次全会上指出:"要善于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反对腐败,加强反腐败国家立法,加强反腐倡廉党内法规制度建设,让法律制度刚性运行。"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在中央全会的层面第一次专题研究全面推进依法治国重大问题,预示着反腐作为加强党的建设的重大工程,进入加强法治化的新阶段。大力推     

学习十八届四中全会精神 法治精神推进社会治理 法治方式化解社会矛盾

正法治社会是构筑法治中国的基石,也是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最重要标志。伴随着社会转型和经济转轨,传统的政府管理和社会治理模式面临挑战,提高社会治理法治化水平,必须善于用法治精神推进社会治理、用法治思维谋划社会治理、用法治方式化解社会矛盾,切实把社会治理纳入法治化轨道,推动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我国法治建设主题经由"法治国家"(1997年)、"法治政府"(2003年)的经年深化后,亟须落脚于法治社会建设,以扭转法治单极治理所面临的困境,实现同步规划、同步实施、协同推进。十八届四中全会决定对     

高层言论

正习近平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坚持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解决矛盾和问题,加强基础建设,加快创新立体化社会治安防控体系,提高平安建设现代化水平,努力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作出更大贡献。     

以法治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有道德教化和法治化两条基本路径,二者相互补充、缺一不可。在核心价值观提出初期,采取道德教化的路径培育核心价值观的社会效果会更好。随着道德教化出现边际效用递减,国家应重视法治在培育核心价值观中的作用。我国以法治培育核心价值观既符合国际惯例,又有古人的经验可以借鉴。当前,以法治培育核心价值观,需要抓好政策导向、立法规范、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等关键环节。     

党的领导是依法治国的最根本保证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明确提出：实现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总目标,必须坚持党的领导。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社会主义法治最根本的保证。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法治是一致的,社会主义法治必须坚持党的领导,党的领导必须依靠社会主义法治。只有在党的领导下依法治国、厉行法治,人民当家作主才能充分实现,国家和社会生活法治化才能有序推进。     

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的反腐思想

<正>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带领中国人民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征程中凝聚了强大的中国力量。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反腐倡廉工作,站在国家和民族发展的战略高度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讲话,形成了完整的反腐败思想,主要包括:以"零容忍"态度面对腐败;重视制度反腐,强调"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高度重视巡视的作用;反对腐败必须坚持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等等。习近平总书记在反腐方面提出的一系列的新观点、新要求、新     

吹风

习近平:党纪国法不能成为"橡皮泥"、"稻草人",违纪违法都要受到追究国家主席习近平强调,领导干部要把对法治的尊崇、对法律的敬畏转化成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做到在法治之下、而不是法治之外、更不是法治之上想问题、作决策、办事情。党纪国法不能成为"橡     

村民驱动型发展:精准扶贫法治化新模式

以世行CDD项目为典型代表的村民驱动型发展或许是精准扶贫法治化的一种新模式,其身上特有的"法治基因"高度契合了全面依法治国的时代要求。推进精准扶贫法治化应从以下几个方面做起。一是坚持脱贫攻坚与深化乡村治理同步推进,确保精准扶贫在法治化轨道上运行。二是坚持充分赋权与强化监管服务有机结合,确保在商谈协作环境中实现精准扶贫。三是坚持发挥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依法引领村民实现自我发展和精准脱贫。四是坚持完善乡村治理运行机制,依法保障村民在乡村发展和精准扶贫上的话语权。五是坚持以村民为主体的核心理念,调动其参与乡村治理和精准脱贫的内在动力。     

困境与对策：关于提高社会治理法洽化水平的思考

法治对于创新社会治理具有重大价值和作用，因此，必须大力提升社会治理的法治化水平。为此，坚持依法治理社会的理念，不断加快社会治理领域法制建设，不断健全法治化条件下的社会治理运行机制，坚持运用法治的思维和方式去对待、处理和解决社会矛盾和问题，使社会治理收到良好的效果。     

创新社会治理建设法治社会

“坚持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共同推进，坚持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这是自党的十五大把依法治国确立为党领导人民治国理政的基本方略以来，对依法治国重大意义、科学内涵、实现路径的深化阐述和发展提升，更是对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建设法治中国新目标的理论扩展和实施构想，必将成为我国法治史上的里程碑。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三者既有区别又有联系，在法治中国建设目标上，三者相辅相成、互相促进。法治既是国家治理的基本遵循，也是社会治理的基本方式。     

合理定位“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界限

正在经济新常态背景下,各级政府应把政府与市场边界建立在法治化基础上,以法治为杠杆寻求政府与市场作用的最佳平衡点。要坚持政府与市场并用。政府与市场要相互配合、协调推进,使政府调控行为与市场调节形成均衡机制。我国推进经济新常态,需要正确处理改革与法治的关系,运用法     

当代中国信访法治化进程的回顾与展望

新中国成立70多年来,信访法治化进程历经创建时期、探索调整期、恢复重塑期、法制起步期、功能转型期、创新加速期、法治完善期等阶段,功能定位从加强党群联系、注重政治参与,逐渐丰富为权利救济、纠纷解决、权力监督和信息资源整合等。推进信访法治化改革,着力打造法治信访、阳光信访、责任信访,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统筹协调政治体制改革、司法体制改革和经济体制改革等,以诉访分离改革为抓手,畅通信访信息渠道,完善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健全以《信访法》为核心的信访法治体系,培育大信访理念、构建大信访格局,提高信访法治化、信息化、专业化实效。     

土地信托流转对基层治理法治化的影响——基于益阳农村土地流转“草尾模式”的思考

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以土地所有权、承包权、经营权分离为前提,强调在农民自愿的基础上依法进行流转。"草尾模式"以政府出资设立信托有限公司搭建流转平台为特征,将土地流转引入法治化轨道。在基层治理法治化进程中,土地信托流转培育了农民的民主法治意识,挑战了村组干部的家长制权威,倒逼了基层政府的依法行政,提升了国家司法的公信力,推动了农村基层治理机制改革。     

农村治理中的非法治形态与矫正机制构建

随着法治建设的全面推进,农村依法治理工作取得了明显成效,但仍然存在不讲法治讲人治、不依法治依情治、不以法治以权治、不用法治用官治等非法治形态。究其原因,主要有治理规则、治理能力、治理协作、治理土壤等方面的因素。实现农村法治化治理,必须坚持系统思维,多措并举进行综合矫正:建立健全涉农法律法规,实现"治有良法";提高治村干部法治能力,确保"治有良吏";丰富农村法律服务资源,实现"多方合治";厚植农村法治文化土壤,确保"官民同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