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罗斯转轨进程中的政治腐败

该文论述了俄罗斯在经济转轨过程中发生政治腐败的特点、原因、影响等,对我国反腐败斗争有启示。     

论我国金融危机管理法的制度建构

金融市场本身具有脆弱性和高风险性,这决定了政府必须建构法制对其进行特别的监督和管理.我国加入WTO已历八年,金融市场逐步放开,但以金融危机管理为主要内容的金融监管法律制度尚十分欠缺,今后应在<突发事件应对法>的基础上,建立完善的金融风险和危机管理法制体系.     

善治——遏制政治腐败的制度创新

腐败已成为转型期的中国面临的一个突出的社会政治顽疾,社会各界在不断地探索着反腐败的制度创新之路。善治,作为使公共利益最大化的社会管理过程,适应了新型治理结构的需要,它所倡导的合法、透明、责任、法治、回应、有效等价值理念,能够有效的预防和治理腐败。依靠善治反腐败,是我国现阶段可供选择的反腐新思路。     

居者有其屋计划与次贷及金融危机

本次次贷危机引发的金融危机,有一个让人反复思考的问题：在美国这样一个金融体制成熟的国家。银行为什么会大量向次级借款人发放房贷？金融市场中众多成熟老练的投资者为什么会大量买进按揭债券MBS以及CDO和CDS,并由此导致自己破产并引发出全球金融市场危机？     

加强权力监督 提高治理政治腐败的整体效能

政治腐败是公权私化的行为,是权力的异化,其本质是以公权谋私利。腐败分子之所以敢于肆无忌惮地放手敛财、渔色,就是因为他们手中执掌着不受制约的权力,其要害就是权力监督的不力。只有采取各种措施提高权力监督机制的整体效能,将公共权力置于一个有效监督的机制下,才能达到预防并惩治政治腐败的目的,保证各级领导干部和公职人员正确地行使人民赋予的权力。     

美国次贷危机的法律分析及对我国的启示

自从次贷危机从2007年初开始肆虐美国的信贷市场以来,美国的金融业就处于暴风地带,使美国的经济从最初预期的温和减速到了衰退的边缘.同时,全球的经济发展也受其影响,许多国际机构开始下调今年的全球预计经济增长速度,并警示许多国家关注美国的次贷危机,做好充分的准备来应付最坏的结果.因此,本文旨在探讨此次危机形成来龙去脉,分析其发生的背景和原因,并运用法律的视角来审视其所存在的问题,并最终结合我国的现状,为我国将来金融市场的发展所需要注意的监管问题提出建议.     

马克思主义视域中金融危机形成机理述评

当前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国内外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从不同角度不同层面广泛地探讨研究此次危机的根源和形成机理,形成了丰富的研究成果。实体经济危机论认为,当前国际金融危机的根源在于实体经济长期的生产过剩或利润率持续下降。资本主义金融化危机论主张,当前国际金融危机实质上就是资本主义金融化的危机。新自由主义危机论认为,当前国际金融危机实质是资本主义新自由主义模式的体制危机,     

论我国现阶段法制的危机与变革

刚刚过去的20世纪,对中国法制来说无疑是一个大动荡、大分化、大发展的历史阶段。进入新的世纪,中国法制面临着新的危机与变革。这种危机的产生,既有历史的原因,也有现实的原因。这种危机和变革,影响到中国法制建设的各个方面,也影响到我国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如何迎接这种危机与挑战,是每一个法学研究工作者都必须面对的重大理论问题。应当在分析这种危机产生的历史背景的基础上,指出危机产生的原因及其对策,以应对危机对我国法制所产生的影响,并通过对我国现行法制的深入变革,使我国法制真正走向现代化,走向国际化。     

金融创新与金融危机

世界金融发展史就是一部金融创新与金融危机往复更替的历史.从货币的产生到金融衍生品的出现,每一次金融创新都推动了金融乃至整个经济的跨越式发展.但是.金融创新本身也孕育着新的风险,因为所有金融危机的背后,都有金融创新的影子.创新是当今中国金融业改革发展的客观要求,首先,参与国际市场竞争需要金融创新;其次,落实好当前国家宏观经济调控政策要求加快金融创新;第三,扩大内需需要金融创新;第四,实体经济发展需要金融创新;第五,产业结构调整需要金融创新;第六,加快生产力发展需要金融创新;第七,防范金融风险也需要金融监管创新.     

新自由主义积累体制的矛盾与2008年经济—金融危机

自1979年以来,发达资本主义经济进入了所谓新自由主义阶段。1979年至今的资本积累可以看作一个持续的长期衰退阶段。在此过程中,新自由主义积累体制的内在矛盾,通过全球化、金融化、技术革命、资产泡沫和过度消费,不断地得到暂时性修复,但这些形形色色的修复只是为资本积累的基本矛盾创造了新的发展空间,并决定了危机爆发的最终形式。与剩余价值率的增长相伴随的过度投资和过剩产能,作为全球资本积累基本矛盾的表现形式,自1970年代危机以来一直像幽灵一般时隐时现。在未来的地平线上,若无一场大规模的新技术革命甚或帝国主义的战争,发达资本主义经济的确有可能像垄断资本学派所预言的那样,在最近这次危机后步入一段长期停滞的局面。     

金融危机与俄政党的政治思潮

金融危机爆发后,俄罗斯各主要政党在“应对危机”的同时也带来政党体系思想和行为上的变化。金融危机推动了政党重新审视和调整自己的政策纲领;政治体系的社会性因素进一步加强,民意在各政党中受到重视,公平与正义的理念获得了更加广泛的认同。但从总体上说,俄罗斯政党在应对金融危机时的变化尚在继续,且本身还面临着诸多风险。随着政党的进一步规范整合,真正意义上成熟的政党必将出现。     

金融危机背后：一个政治哲学的视角

美元本位潜在风险体现为四个方面,即预期≠现实,美元≠美国,过度国债=信用不可持续,合法性不足：私人力量对国家利益的绑架,这些风险使得美元通胀不可避免。1970年代,美元信用来源由“抵押为主”转向“强制主导”,基于这一转换,“美元只能流通不能储备”成为被多数国家认同的事实,“存钱不等于存财富,资源才是财富”被人们普遍接受。这两点使得美元在实际经济运行中仅仅具有支付和流通意义。美元的运行表现出一种“击鼓传花”的游戏特征,其中,“花”=美元,“鼓”=危机,危机没来,“花”可以照传,危机一到,“花”落谁家谁就吃亏。这就是全球金融利益博弈的新格局,也是此次危机的本质所在。     

财政腐败的经济学界定及其成因分析

20世纪90年代以来,腐败成为全世界最为关注的焦点问题。而在我国的腐败案件中,财政领域的腐败问题是所有腐败问题的一个焦点。文章从一般腐败的定义出发界定了财政腐败的含义、类型,并分析了当前我国财政腐败的主要表现形式及其隐藏在这些腐败背后的深刻根源。     

金融监管权法理探究——由金融危机引发的思考

2007年以来始于美国的金融危机席卷全球,正在并将对全球政治经济产生深远影响.金融监管历来是学界关注的焦点,但金融监管权的法理探析却显乏力.金融监管权的本质是公权.金融监管权和公共治理理论在善治目标下的契合,有助于优化金融监管权配置,对维护我国金融安全、推进金融体制改革也会有所裨益.     

论腐败的政治文化根源

当前我国部分党员干部腐败现象的滋生既有经济的根源、政治的根源,也有深刻的政治文化根源,如:公民意识不足,臣民色彩过浓;等级观念厚重,平等意识贫乏;公仆意识薄弱,官本位意识根深蒂固;特权思想严重,公平意识缺乏;德治传统历史悠久,法治进程有待加速;政治理想淡漠.政治信仰模糊等等,这些都是滋生腐败的主要的政治文化根源.     

20世纪90年代亚洲金融危机与本次金融危机的比较分析

20世纪90年代的亚洲金融危机和本次金融危机是近年来两次主要的世界性金融危机.从金融机构的安全性、流动性和盈利性经营原则来分析两次危机的风险形成机制,可以得出对我国金融改革有益的启示:即必须全面看待创新的效益和影响,加强金融监管,防范金融机构过度追求盈利性带来的系统风险.     

金融危机与重庆模式

全球金融危机的全面爆发,让沿海地区经济模式遭受了前所未有的冲击,然而重庆经济却逆流而上,成为中国经济转型中的崭新引擎。重庆经济以其特有的发展模式抗击了金融危机的冲击并在金融危机后得到了持续稳定的发展,“重庆模式”深受理论界和实践界关注。在分析重庆模式具体内容的基础上,将重庆模式与其他区域经济发展模式进行了比较,研究结果发现,重庆模式是一种政府主导的、以发展内需为主的良性可持续发展模式,并强调创新的生产力发展模式和不断提高的政府质量是保证重庆经济长期稳定发展的重要条件。     

金融全球化：金融危机与中国金融安全维护

伴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金融全球化应运而生。金融全球化加速发展,构成了金融危机接连不断的基本背景。金融全球化的加速发展和金融危机的频繁发生,给我国金融安全的维护带来了严峻挑战。为引,我们要增强金融安全意识,提升金融安全在国家安全战略中的地位;有计划,有步骤地开放国内金融市场;加快国内金融体制改革的步伐,加强金融产业基本建设的力度;此外,要在建立国际金融新秩序上“有所作为”。     

应对金融危机策要

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已经波及到实体经济;要分析原因寻找对策,关键的前提在于树立信心、沉着应对。尤其要做好国内的事情,科学发展,又好又快发展,才是战胜危机、立于不败之地的根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