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孟子思想之新诠释--以政治思想为中心

孟子的“仁义论”是综合原始儒家的“仁”论与前期墨家“义”论而形成,但是孟子将“仁义”概念结合于他的“心性”概念,从而创造出新的涵义。由此,孟子政治哲学确立了超阶级的普遍性与道德对于世俗权利的优越性。我们将具备此含义的孟子之政治思想称为仁义的政治思想。我们将从以下三个方面进行探讨:仁义政治思想的基本内涵;构成仁义政治思想的思维方式;以及其思维方式所蕴涵的意义与问题。     

诠释孔孟之道 弘扬民族文化——《〈孟子〉的公理化诠释》序

《〈孟子〉的公理化诠释》是甘筱青教授等人继《〈论语〉的公理化诠释》之后的又一部力作。这种对孔孟思想的系统性阐释,不仅对中国哲学史的研究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对于儒学的现代运用尤其具有重要意义,例如从"性本善"的角度出发探索现代的道德修养方法,促进现代社会的相互信任感,以及用义利观来建立全面辩证的现代利益观等,均有赖于公理化方法所展示的系统的孔孟思想的佐助之功。     

论经典诠释与哲学建构之关系——以朱子对《四书》的解释为中心

在中国经典解释传统中,经典文本与解经者的哲学建构之间,存在着既不能分割,而又互为紧张的关系。两者之所以不可分割,是因为中国哲学家常常首先是哲学史家,他们经由古圣先贤及其经典的召唤,而浸润在古典的精神世界之中,他们“回顾性地”为经典作注解,正是他们“展望性的”哲学建构工作的起点。但是,经典文本与解经者之间,又有其紧张性,因为中国哲学家(如本文所研究的朱子)常常抱着他们自己的哲学问题进入经典,以自己的思想叩撞经典作者的心灵,因此,某种“解释的张力”终难以避免。我们可以从孟子学汲取化解两者间张力的方法论灵感:一是尚友古人,与古人对话,进入古人的心魂,这是“对话的”经典诠释法;二是进入古人的时空情境,在古人的脉络中温故而知新,这是“历史的”解释方法。两者交互应用,庶几在经典诠释与哲学建构之间获致动态的平衡。     

经典诠释的悖论管窥——以《论语》诠释为例

历代经学家解经都以符合经典文本及其作者的原义为最高旨归,追求经典诠释的绝对客观性,但由于经典产生的历史语境的缺失和不可复制性以及诠释的个性化特征,客观上经典的原义无法完全复归,其中蕴含着主观追寻原义复归与客观上不可完全实现之间的悖论。经典诠释需要不断超越诠释悖论,克服企图通过重建经典原义以实现训释绝对客观性的障碍,通过创造性诠释,探寻坚守原义与当下创生之间合理关系的调和路径。     

王船山《俟解》之君子与庶民图像——以《孟子》“人之所以异”章诠释为例

通过对船山六十六岁时作品《俟解》的诠释,探讨船山对君子、庶民与小人此三者之间的看法。《俟解》一书近于日记式的心得体悟,是依于《孟子》“人之所以异”章的內容而抒发。“人之所以异”章谈论人、禽之辨,认为人与禽兽之异者,系“君子存之”而“庶民去之”,船山此文即以君子与庶民对举,而非君子与小人对举。船山藉此兴发个人感想,认为庶民看似无病,而其实为害更大,故要引导人之志向,勿流于平庸与凡俗;小人之恶,人人见及,且得而诛之,至于庶民之平庸则陷于流俗,病无可病,有其祸害,而诛不胜诛,因此为害更大。故对于《孟子》“人之所以异”章中君子与庶民图像以及船山的诠释作一解说。     

孟子的教育智慧——与孔子教育思想的比较

孟子全面继承和发展了孔子的教育思想,对后代有巨大影响。文章从《论语》和《孟子》入手,通过对孔子和孟子教育观、道德观两个方面的比较,总结了两者的相同之处,并在此基础上揭示了孟子对孔子教育思想的继承和发展,彰显了孟子的伟大智慧。     

王道与霸道的抉择——孟子与苟子的王霸之辨思想比较

在中国政治史上,王道与霸道作为治国之道的两种呈现,一直为儒家学者所争论,这些争论源于孟子和荀子的王霸之辨思想。孟子的王道观是基于人性本善的前提构建起来的,对于治国之道中的功利主义因素坚决排斥,呈现出理想化道德社会的倾向;荀子则正视战国的社会现实,在社会理想中引入功利因素,肯定霸道,诱导统治者逐渐向王道路向上靠拢,同时强烈贬斥权谋。他们的思想差异,奠定了后世儒家治国之道在不同维度上发展的基础。     

诠释的遮蔽和遮蔽的诠释——以20世纪几部中国文学史中的柳永诠释为例

文学史的诠释是近年来讨论较多的话题,而文学史诠释中如何遮蔽和遮蔽内容的选择是至为重要的问题。柳永是宋词发展中一个关键性人物,但文学史诠释中对柳永的叙述却存在不恰当的遮蔽,不该重点阐述的内容积极地叙述,应该着力阐述的内容采取消极的言说,导致柳永的文学史中的错位和叙述的矛盾。     

论“人禽之辨”在孟子思想中的轴心地位

历来注家认为,性善、尽心、义利、养气、王霸等内容代表了孟子的核心思想。"人禽之辨"是串联性善、尽心、义利、养气、王霸等思想内容的轴心线索,并从"人禽之辨"与孟子的"心性"思想、"人禽之辨"与孟子的政治思想以及"人禽之辨"与孟子的"圣人观"三方面来展开论述,以确证此具有思想价值上之意义合理性。     

孔孟治史态度之比较

孔子的治史态度是严谨的、科学的 ,孟子在治史方面却过于主观化、片面化 ,这表现在三个方面 :不同的修史原则 ,对待史料的不同态度 ,历史评价的不同标准。孔孟不同的历史观、身份和经历 ,是二人治史态度差异的重要原因。     

孔孟道德学说比较研究

孔子和孟子在道德起源、理想的道德人格和道德修养等方面既有相同的地方,也存在着明显的差异。可以说,孔子的道德学说为孟子的道德学说的阐发提供了理论原型,而孟子的道德学说则极大地发展和丰富了孔子的道德学说。两者之间的差异反映了儒家道德学说的发展演变。     

辩证解释学:施莱尔马赫与伽达默尔的初步比较

施莱尔马赫解释学的辩证性和对话性对伽达默尔诠释学产生了重大影响。施莱尔马赫解释学的辩证性和对话性及其关系可从四个方面阐释:严格的解释实践与不严格的解释实践、语法解释与心理解释、解释学循环、我们能比作者理解他自己理解得更好。这四个方面的思想都对伽达默尔诠释学思想的形成有所影响,从解释学的辩证法方面来对施莱尔马赫与伽达默尔进行比较,比较异同,评述关联,可以得出如下结论:在辩证解释学方面,施莱尔马赫堪称伽达默尔的先驱,他开启了西方解释学后来发展的一个重要方向,伽达默尔继续开拓这个思想方向并使之发扬光大。     

孟子与淳于髡交往考

孟子与淳于髡均为战国著名辩士 ,二人就战国中期以来如“名”、“实”之类的命题进行过辩论。本文对二人的交往经过、辩论的时间及相关问题进行考辨     

伽达默尔诠释学的内在逻辑及其理论归结

伽达默尔通过对施莱尔马赫和狄尔泰的方法论诠释学的批判,为建立自己的哲学诠释学寻找到了内在的逻辑起点。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指出他的诠释学在理论上的三个归结。     

孟荀乐教思想论略

史料表明,孔子以后的儒学思想家孟子与荀子,二人虽在人性观及乐教的立论侧重面上各有所不同,然其乐教核心思想却与孔子一脉相承,并将孔子乐教思想提到一个新高度。孟子认为,用赋有崇高思想性、艺术性的音乐教育启迪、引导、鼓舞人,比用单纯语言道德说教具有更大教化作用,更能触动人心,使人品德素养得以提高;并认为不论是通俗音乐,还是古圣贤王制定的雅颂音乐,其功用都在使民和、政和。荀子则认为,良好的音乐教育不仅能提高人的品德素养,还能固国强民。先秦儒家乐教理论虽距今已有两千余年历史,然其乐教思想对当代音乐教育事业的发展,仍有借鉴价值。     

孟子与庄子的天人观比较

天人观是一个系统的哲学命题,孟子和庄子在这方面都有着非常丰富的思想。孟子和庄子的天人观,既有着相同之处,也存在着很大的差异。其同一性在于都认可“天”的主宰性,并且认为天与人之间最终能达到“天人合一”。其差异性则有三:一是对“天”的意义有不同的阐释;二是对“天人合一”的理解有不同;三是达到“天人合一”的方法不同。     

司马迁推崇孟子的精神因素

司马迁对孟子的推崇,不仅因为孟子继承和发扬了孔子的思想学说,更有以下几个因素:其一,孟子对个体意志的弘扬给了司马迁以巨大鼓舞,为其在逆境中完成《史记》的创作提供了精神动力.其二,司马迁直接继承了孟子的批判精神,有着与孟子相似的心胸气度与宏伟抱负.其三,孟子对"义"的阐释与追求,深深地影响了司马迁,成了司马迁为人物立传的标准之一.     

《孟子》与古代诗学精神

《孟子》对古代诗学精神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两大方面。仁政王道的政治理想直接促成了古代诗学的现实主义倾向,性善论则与温柔敦厚的《诗》教说具有内在的一致性,知言养气说是文气论、文德论的重要理论源泉;以意逆志、知人论世成为后世文学批评的重要方法论。     

孟子的战争观

孟子坚决反对诸侯之间攻城略地的战争。孟子的战争理论是一种努力向孔子"大同"理想不断进发的政治理论。孟子最根本的措施是要把战争的可能性消除在未萌之际。只有从根本上消除社会的不公正、不公平、不诚信、不和谐,战争的根源才能真正消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