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欺”者的毁灭——也论曹禺《原野》中仇虎的复仇

曹禺《原野》中仇虎的复仇的内涵是丰富的,在表层意义上,批判了旧有伦理对人性的制约与束缚;而在深层意义上,更是揭示了"自欺"的人生态度如何引领生命走向毁灭。     

自欺意识与生存困境：《伤逝》意蕴再探析

《伤逝》是鲁迅的一篇意蕴丰赡、晦涩难懂的爱情小说。造成涓生和子君爱情悲剧的原因不仅来自社会环境和经济因素等外部压力,也源自他们精神世界中无法摆脱的自欺意识。这种意识既体现在他们对待生活和爱情的态度上,也隐现在其强烈的自我意识中。在两性关系中,子君试图用自欺的方式挽留爱情,涓生则在自欺中选择逃避子君的逼促。当涓生勇于面对真实、逃离自欺后,子君的悲剧性结局让他重新回到了自欺的状态,他带着悔恨和悲哀反思自己的真诚。《伤逝》中所表现的自欺意识和复杂人格,是鲁迅丰富复杂的思想和内心世界的间接折射,体现出他对人类普遍生命状态的揭示和对人的存在困境的哲学思考。     

中国古代悲秋文学中的生命意识

与西方在宗教安慰中消除对死亡的恐惧不同,中国古代文人士子以建功立业达到对死亡的超越。悲秋文学以人生价值实现过程中的苦难为核心,以忧惧生命短暂为外在形式表达了古代文人的生命观,反映了中国文化天人合一的宇宙观和伦理价值观念对文人生命意识的深刻影响。     

“镜子意识”与北宋史籍刊刻

北宋对史籍印本的刊刻、传播,使其朝野上下灌注有强烈的"镜子"意识。宋人的史学意识上,首先表现为史学观念上突出封建伦理纲常的重要性,其次,则表现为对"上天感应论"持矛盾辩证的批判态度。宋人的历史辩证思想虽不能挽救北宋王朝的灭亡,但却促进了宋人"历史直觉意识"的形成,进而宋代文人也从史籍印本中揣摸出简洁、形象、生动的古文师法。简概而言,历史赋予宋人的直觉意识是,创作者虽有"意旨"主导,但是创作走向及过程却是作者无法事先控制的,它取决于作者当下创作意识的瞬间呈现,是作者以生成的观念理解存在,是对历史生活"直觉"把握的结果。此种直觉意识,也使得宋人的诗词、文章有了更多的"新变"。     

汉魏古诗的生成方式与古诗交叉传播

汉魏古诗是中国文人诗歌创作的早期阶段,当时"歌"与"诗"在观念上尚未明确区分,文人对"用诗"与"作诗"也无明确的意识,因此出现了歌辞徒诗化与文人拼凑歌辞作诗等多元的古诗生成方式,以及音乐、文本两种传播方式并存、交叉与相互转化情形。后世文献是在"歌""诗"观念逐渐明晰,文体意识日益增强的观念下进行的,面对汉魏古诗这种多元的生成方式和多种传播方式交叉并存情形,学界产生了对其性质认识上的矛盾,后世文献著录对其或"乐府"或"古诗"的认定,也形成了"古诗十九首"是"乐府"还是文人"古诗"的跨越漫长历史的学术争论。     

唐代文人的步虚词创作

道教步虚词大约产生于魏晋时期,主要用于道教斋醮仪式,神圣色彩浓厚。在唐代,统治者对道教的推崇以及步虚声韵的盛行,激发了文人的创作热情。唐代文人创作的步虚词,在很多层面超越了道教步虚词的局限,这一道教文体开始从神圣走向凡俗,逐渐与文人日常诗词创作"合流",达到较高的艺术水平。     

未知死 焉知生——读两篇死亡主题作品所想到的

本世纪以来,西方现代文学中描写死亡主题的作品越来越多,从这些作品表达的对死亡的态度,可以看出西方现代社会中的人们对人生的态度。死亡主题是一个古老的文学主题。通过分析两篇以死亡为主题的西方现代文学作品,本文作者进一步想到自古以来,死亡意识与人的价值追求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没有对死亡前的意识,对人生的意义的认识往往是不明确的。在死亡感中超越自身的历史和现实的局限,走向超验的人生追求,似乎成了人的价值生成的一个恒常现象。     

从《世说新语》看魏晋士人的生命意识

生命意识包括生死意识和生命价值实现意识。《世说新语》中的魏晋士人是历代文人中生命意识最强烈的庞大群体。吊唁死者时的种种怪异行为 ,表现了魏晋士人对死亡的极度厌恶和强烈的求生欲望。他们把人格的自尊视为生命价值实现的终极目标 ,各种相互对立的人格都在这里发展到了极致。但魏晋士人对社会价值的追求却是历代文人中最微弱、最残缺的     

论唐代文人的儒侠互补意识

在唐代,儒侠互补是文人普遍的意识。但它随着社会发展变化而呈现出不同的形式,以安史之乱为分界线,初盛唐时期侠的意识占据上风,以侠对儒的主动补益为主,文人积极地、有意识地延侠入儒、以侠补儒。这种内儒外侠的形式,确保了文人在处理个人与社会关系时的平衡;中晚唐时期,侠风变质,儒家意识得到加强,以儒对侠的改造为主,文人不断引儒改侠、以儒并侠,李德裕义化侠的出现是唐人改造的最终结果,从此侠文化也走向没落。     

论元末江南文人主体意识的觉醒——以出入“玉山草堂”的文人为例

玉山草堂为元末江南文人雅集的中心之一,当时的著名文人纷纷聚会于此,他们自由地游山玩水,吟诗结社,研讨艺术甚至评论时事。元代文人主体意识的增强,文人个性得以张扬,他们强调创新,甚至出现了多取向的探索。在文艺创作中,个性化因素逐渐增多,强调对"人"的尊重与宣传,在言行上也显得洒脱不羁,这些都表明了元末江南文人主体意识的觉醒。可以说,元统治者主观上冷落、闲置了一大批辅政的儒生力量,却在客观上为文艺的发展输送了营养,促进了元代文艺的短暂繁荣,这种原创性、开拓性在后来大肆加强文化钳制的明清两代是很难看到的。     

中国古代文体自觉论

文体自觉是指文人对某种文体的体制特征有了全面、准确而明晰的认识,并在文体写作实践中自觉遵循的文学现象。“中国古代文体自觉论”的提出背景是1990年代以来中国古代文学自觉问题的重新升温,并继续引发诸多热议。本文提出以“文体自觉论”代替“文学自觉论”。笔者认为,文体自觉论符合中国文学发展的实际,也符合中国文论的实际,且理论上也是完全可行的。文体自觉应该有一个标准。标准问题是文艺自觉问题的关键和基础。衡量文体自觉的标准,扼要说有四点:第一,文体独立,体制健全,技艺纯熟;第二,出现专门的文人型作家;第三,读者云众,社会影响大,文化地位重要;第四,烛照社会生活广泛而深入。文体自觉主要包括诗歌自觉、古文(文章)自觉、戏剧自觉和小说自觉等,其自觉期分别在建安、中唐、元代、中唐等。     

流转在艺术空间的听觉：中国古典“听泉”审美意象及其景观建构

中国古代文人对泉的审美体验经历了从形、色到声响的衍变,“听泉”日益成为一种日常生活中的休闲体验方式。听与心灵相联系,“听泉”在古文人的情感投射与不断吟咏中转变为富含闲逸之情的审美意象,并形成“夜间闻泉”与“隔物听泉”两种审美范式。“听泉”由诗歌蔓延至绘画与园林,在诗歌、绘画与园林艺术空间不断流转往复,完成诗意景观的审美建构,成为文人追求闲情逸趣与诗意生活的美学符号。“听泉”意象的形成及其休闲审美内涵,展现了古代文人的听觉审美情趣,同时也丰富了中国传统听觉审美文化。     

中西比较视域下的鲁迅死亡意识

鲁迅的死亡意识既不同于西方现代的死亡意识,又迥异于传统文化中的死亡意识,具有强烈的现代个性色彩。他将死亡与新生、自我与历史、民族、传统紧密地统一在一个充满悖论的个体之内,并且上升到生存本体意义,因而具有宽广的视野和深邃的内蕴。     

文化视野下的南宋观潮词

钱塘江观潮是典型的宋代都会风俗.南宋时期,观潮从极富地域色彩的习俗,上升为影响一时风尚的文化活动.通过观潮、咏潮等文学创作,观潮从文人的审美对象转化为文人理想的寄托场所,是特定时代下的文人心理的反映.经过词人心灵的过滤,"潮"也从最初单纯景物的刻画、民风民俗的表现,成了词人正气豪情的宣泄,壮志难酬的寄托,发展为词人世界里被赋予多层内涵的意象语言.     

论徐志摩诗文中的死亡意识

徐志摩的死亡意识是矛盾而复杂的,他在深刻体认死亡的悲剧性前提下,又体现出消解死亡的悲剧性倾向。这一矛盾的死亡意识之形成与当时的时代环境、诗人的人生经历和艺术追求有关,也受中西方文化环境中的死亡意识的制约和影响。     

李贺的死亡意识与酒神精神

李贺是中国诗歌史上一个特殊的诗人,特殊的人生际遇使其死亡意识迥别于其他诗人。他对生命的认识既格外强烈,又有着一种超越他人的敏感和自觉。文章通过剖析李贺死亡意识中酒神精神的内涵,展示其“两次颠覆”和“两个悖论”的矛盾运动史,揭示李贺死亡意识的深刻根源和复杂形态。     

自欺与自由——萨特哲学对人的存在的揭示

自欺是萨特哲学研究的重要对象。它指出了自欺与说谎的区别,探讨了自欺的一般结构。萨特哲学讨论自欺,意在阐明人的存在结构,揭示人是自由的以及这个自由的特性。自欺之所以能够成为一种存在状态,源于人是自由的,但人又恐惧和逃避自由。     

从《无名书》看无名氏的生死观

《无名书》中透视出作者无名氏独特的生死观:生命的力量来自于生命的呼唤;时间是生命的最高象征;生命因死亡而有意义;超越生死界限,实现生命的大和谐。这种生死观体现了无名氏对人类最本真的生存方式的思考,彰显了无名氏顽强的生命意识。     

《阅微草堂笔记》中文人的梦幻世界

《阅微草堂笔记》展示了文人丰富的梦幻世界。梦是文人人生追求和高雅情趣的表现:有追求科举与官禄的科名梦,有反映乾嘉学风的学术梦,有思考人生的哲理梦,有神秘灵感的诗歌梦,还有梦寐以求的古董梦。梦也是文人浪漫风流的感情世界的表现:有凄婉惆怅的爱情梦,有人欲放纵的艳遇梦,还有浸染男风的相思梦。梦表现出当时文人独特的人生追求和情感世界。     

从"任氏"看中唐文人的性爱审美观

唐人性爱生活开放,但中唐文人并不仅仅为性欲而性爱,他们有他们的女性审美标准,《任氏传》中的任氏是其理想的性爱伙伴。任氏是唐传奇中最美、最忠于爱情的女子,她作为唐传奇女性人物画廊中的代表性人物,寄寓了作者及其中唐文人的女性审美理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