类推:当代德国法中的证立方法

类推是一种基于相似性的证立方法,文章在区分类推之结构与功能的前提下展开.类推的特别结构是:它以一项调整与待决案件相似事实的既有规范(类推基础)为出发点,通过一般化得出一项适用范围更广的规范,从而将待决案件涵括其下.类比"推理"并不符合严格的逻辑要求,其法律确信度取决于类推基础的一般化是否足以令人信服.应与类推结构相区分的是它的功能,它作为证立手段,既服务于狭义的法律适用,亦可作为法官进行法律续造的手段.一直以来,默示类推与明示类推都是德国联邦最高法院民事判决中的证立形式之一,大多数类推的适用与拒绝都是以结果导向为前提进行目的衡量的产物.区分类推的结构与功能同样有助于解决刑法和行政法领域的类推问题.     

合理性的证成与反思——论哈贝马斯普遍语用学理论中的“合理性”

哈贝马斯认为合理性是一种内嵌于能够得到充分证明的行为方式中的具有语言能力和行为能力的主体素质。合理性的内涵涉及一整套的有效性要求,这些有效性要求需要某种论证理论来加以阐明。从哈贝马斯的普遍语用学的理论视域来看,合理性的证成具有精致的理论自洽性,但是他企求建立一种合理性的判定与证成理论,更多地表现出一种乌托邦式的理论构想色彩。     

三段论推理在法律论证中的运用

法官作出判决的过程并非如传统涵摄推理模式所显示的那样直接.拉伦茨的"确定法效果的三段论法"也未能从根本上摆脱传统涵摄推理模式的某些缺陷.在法律论证理论中,为保证裁判的合理性与可接受性.必须重构使三段论完整所需要的要素.跟传统涵摄推论模式不同,法律论证的优势在于,具有比较清晰的规则和形式来使法律决定正当化.当然,三段论逻辑形式在法律论证中的运用也有一定的局限性.     

法律修辞与逻辑

论者通常把修辞与逻辑对立起来,很少论及二者如何统一于论证过程,而在法律领域尤其需要这种统一.法律的学科特点在于其推理前提的开放性和结论的封闭性,因而在法律推理过程中,需要通过修辞将开放的前提集合论证为可接受的封闭性前提集合,也需要通过逻辑根据封闭的前提得出必然的结论.文章通过对法律推理过程及其特点的分析,论证了法律修辞与逻辑的统一性,即逻辑是修辞,是最具说服力的一种修辞;修辞也是逻辑,是在无法直接进行演绎推理时所备选的逻辑.其目的都在于提高法律推理结论的可接受性.     

从非形式逻辑到人工智能与法——加拿大哲学家道格拉斯·沃尔顿访谈

道格拉斯·沃尔顿是加拿大著名哲学家,加拿大温莎大学推理、论证与修辞学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是国际论证理论研究的主要代表人物,在论证理论、法律论证以及人工智能与法等领域做出杰出贡献。他不但开拓了非形式逻辑和论证理论,特别是论证方法、对话理论、论证形式和谬误理论的研究;而且率先把这种基础理论研究的结果应用于法律论证和人工智能与法的研究之中,特别是在法律证据推理、法律论证理论和人工智能与法的形式系统等研究中取得重要成果。本文是笔者数年之前对他的一个访谈,他对论证理论、法律逻辑以及人工智能与法等方面的相关论述至今仍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举证时限制度的证成及体系化——兼评新《民事诉讼法》第六十五条

2013年新民事诉讼法开始实施,举证时限制度规定在第六十五条,由司法解释正式迈向法律的位阶。该制度自引进以来便备受争议,当下研究的重点是:一方面要正确理解与适用。探究制度的正当性,平衡制度内在的价值冲突。另一方面应认识现有规定的缺陷,再行完善。本文旨在证成举证时限制度;立足于诉讼程序整体,进行体系化修改;合理设计多元化失权缓和机制;确定法院释明的范围;由法院指定首次举证期限和协商确定补充举证期限。     

论期待可能性的体系定位及运作机理

在刑法发达史上,规范责任论取代心理责任论之过程,就是期待可能性理论不断丰富发展之过程。它既是责任根据转变的关节点,又是阶层体系合理细化的标志物。我们借鉴期待可能性理论并非照单全收,而是在尊重人类智慧的基础上,结合我国既有理论,吸收其合理成分以充实社会危害性理论,使其作为社会危害性理论与法规范之间的桥梁与纽带。期待可能性理论在我国刑法规范中的功能具体表现为前置判断、犯罪证成、量刑斟酌、后置检验。     

“以小说为证”与中国古代小说文体之形成

在中国早期的小说观念下,小说多依附于子、史,几乎都是“为证”式的,非为小说而小说,故虽名为小说,实以证理为主要,兼有证教、证才、证诗、证地等,小说被视为“证据”或论证的手段.大体而言,唐前重小说“所证”,唐及后世重为证的小说文本本身.过分突出“所证”,小说本身的故事处于依附地位,妨碍了小说文体的独立;反之,作为“证据”本身及“论证”过程超越于所证,小说文体之独立性也就慢慢得以呈现.     

法律类型理论和类推方式研究——以考夫曼类型理论为起点的认识论探究

考夫曼的类型理论提出了一些令人耳目一新的观点:规范是一种类型的概括;规范与事实的联结方式是类推方式;该理论建立在事物的本质基础上.但是考夫曼没有进一步追问一个为什么,这也是许多学者对其理论进行诟病的原因之一.由于类型具有可归约化的特征,人类认识具有类型化的倾向;由类型组成的命题可以化解事实命题与规范命题之间的鸿沟;类推方式的证明是确保结论命题似真的证明途径之一.因此在法律发现、法律推理和法律论证等法律适用过程中,建立在以事物共相基础上的类型理论以及类推方式,带给我们一种全新的思维和方法进路.     

法律运行的道德保证

法律区别于道德的特征在于强制性,而守法本身却无强制性,守法需要自觉的道德认同。法律贵在运行,而法律运行主体的道德水平是法律得以正确实施的基本保证。法律道德的生成需要经历道德服从、道德情绪和道德意志等复杂的过程。只有充分理解道德对法律运行的保证作用,正确分析法律道德的生成过程,深刻把握社会主义法律道德的生成环境,才能使社会主义法律得以有效运行。     

无谓的辩解

2006年8月15日,即将下台的日本首相小泉纯一郎第六次参拜了靖国神社。日本首相参拜靖国神社,不仅极大地伤害了曾遭受日本军国主义侵略和掠夺的国家人民的感情,为当代日本与周边国家关系的发展设置了更大障碍,而且使和平正义和国际公理受到了公开的羞辱,给东亚人民创建和谐、繁荣的国际社会的努力增添了巨大困难,同时也使日本的国际形象和人民的根本利益受到了严重损害。对此必须给以严厉谴责。     

全球经济及其理论辨析

由关贸总协定、世界贸易组织、世界银行、欧共体、美洲自由贸易区等国际协定和跨国公司体现的世界经济一体化是由私有化进程和打破区域垄断的自由主义经济目标推动的不可逆转的趋势。在这一过程之中经济和经济学成了世界的结构信息。经济学的两个预设———自私自利的经济人和人的世界———非人世界的二元论是全球经济的深层理论基石。经济人的实践活动造成贫富不均 ,二元论把人溺爱成肆无忌惮地破坏环境的动物。人类应该冷静思索这一新的世界形势 ,提出合理对策     

企业文化基因的理论证成研究

受生物基因理论启发,将企业类比于生命体,将企业文化研究定位于文化基因框架下,这具有理论创新性和时代性。目前,国内外学者对文化基因与企业文化基因理论的研究已初具规模。大家普遍认同,文化是一种具有基因色彩的遗传因子,文化基因是把人类长期积累的共识传承延续的基本单位;而企业文化基因则是被有机整体所认可,自觉或无意识地遵循着,且长期多维性地传承的文化和企业价值观。二者均具有传承复制和变异的特性。这一理论构建为企业文化研究导出一条直观、可循规律的思考路径。     

财富异化的历史正当性及其社会风险

财富异化不仅体现为财富分配的异化,还体现为创造财富的劳动主体的异化。在私有制范围内,财富异化具有一定的、暂时的历史正当性。在当代中国,由于私有经济的存在,由于全球范围内资本这一财富的“伪善形式”还在充当着现代社会生产的灵魂和能动主体,财富异化也是不可避免的,潜藏着极大的社会风险。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走向更高级社会形态的必经炼狱。     

Economic Modeling Triggers More Efficient Planning: An Experimental Justification

Consider a firm as an organization that needs to efficiently coordinate several specialized departments in an uncertain environment. Decision making involves collective planning sessions and decentralized operational processes. In this setting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role of economic modeling through an experimental game. Results support the idea that economic modeling favors higher performance. Economic modeling facilitates the emergence of common knowledge and the decomposition of a group decision problem into individual decision problems that are meaningfully interrelated. This paper was presented at the Porquerolles Summer School on Cognitive Sciences, September 2001.     

Stretching the Truth: Elastic Justification and Motivated Communication of Uncertain Information

Although both cognitive and motivational factors can influence the communication of uncertain information, most of the work investigating the communication of uncertainty has focused on cognitive factors. In this article, we demonstrate that motivational factors influence the communication of private, uncertain information and we describ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elasticity (i.e. uncertainty and vagueness) and motivated communication. We report results from four experiments that demonstrate that motivated communication is not purely opportunistic. The values people report are constrained by the elasticity of private information even when the costs and benefits of misrepresenting information are held constant. Perceptions of justifiability mediat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elasticity and motivated communication, and we explain our results in terms of the self-justification process.     

民间金融的理论证成、民生诉求及秩序重构

在民生话题受热议的背景下,事关民生福祉的民间金融已然成为不可规避的争论焦点,亟须从理论、民生等多维视角审视民间金融的现存价值及功效。民间金融蕴含着雄厚的理论根基,其存在与发展不仅是理论深化和制度演进的产物,更为保障民生之诉求。因此,应对民间金融秩序的混乱化,迫切需要重构民间金融法律秩序,国家亦应积极地做出回应,力求民间金融领域乃至整个社会秩序的和谐与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