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影响法律确定性的因素

大陆法系的传统理论认为确定性是法律的最高价值目标,但是法律实践的经验却表明由于受到法律语言的模糊性、法律的漏洞以及社会生活的多样等因素的影响,绝对确定的法律既不存在,也无法实现司法公正的,因此笔者认为法律解释是弥合追求法律确定性和实现司法公正之间矛盾的有效方法。     

法律推理与法律结论的确定性

法律结论的确定性问题在法律理论与实践中是一个长期争论的问题。结论的确定性是逻辑科学和法律科学从而也是法律推理追求的基本价值目标。形式法律推理是保证法律结论确定性的基本手段，而实质法律推理和非单调法律推理是必要的补充。其共同的价值目标是从不确定性中寻求法律结论的相对确定性。     

法律解释实现法律确定性的路径探究

针对许霆的行为,律师和法院对刑法同一法律条文做出了不同的解释,这一情况的出现提出了法律解释如何实现法律确定性的路径问题。法律确定性是人类追求的一种精神与现实价值,但法律确定性却受到法律对语言的依赖性和法律的经验性的挑战。这种挑战揭示了法律解释实现法律确定性所应满足的标准。目前各种试图实现法律确定性的法律解释路径都存在不同层面的缺陷,而唯有建构在判例之上的有法律效力的法律解释,才是实现法律确定性的正途。我国台湾地区的判例制度可资借鉴。     

“隐藏的法律”理论——解决司法判决确定性和正确性紧张关系的路径

由于立法者理性的有限性,由于语言表达的有限性,由于法律赖以成长的物质生活方式的变化,立法者所制定的法律不能够涵摄将要发生的所有法律事实。立法者所制定的法律是"显露"的法律,当显露的法律出现不能够适用于法律事实的漏洞时,实证主义求助于"自由裁量权"是不可取的,而应该适用"隐藏"的法律。"隐藏的法律"来源于人类的"类比思维",通过这种思维机器的加工,人类"有限的语言"能够表达"无限的意思",因为通过类比思维"机器"的转换,"有限的语言"可以符合规则地、具有效力地、随机应变地转换成"无限的语言","隐藏的法律"通过类比思维机器的转换显露出来,变成可适用的法律,以填补法律漏洞和实现个案正义。     

关于文学评论中如何辨析文本意义的确定性与非确定性问题--以中国古代文学作品为例

在文学评论中,对文本意义的阐释常存在两种观点:或认为一部作品只有一种正确的意义①,或认为有多种意义并存②.本文认为文学作品文本的意义总是多种的,不存在唯一正确的意义,但多种意义问存在着合乎逻辑关系的确定性与相互对立、矛盾的不合逻辑关系的非确定性,二者之间在某一逻辑环节存在着可通性,从而交织成一个互相联结的意义网络.文学评论的意义在于通过文本分析,将这个意义网络清晰地描述出来.     

试论声乐教学的非确定性

声乐教学是一种复杂的、很难用文字准确描述其形态的教学形式。其教学内容随意性很强,但又有"定法"。因此,声乐教学一定要遵循每个学习者声带结构的差异性特点,并促使学习者气息与音乐感觉在相互促进、影响与协调中达到较为理想的境界。同时,只有促使学习者将声带运用与歌唱内涵、学习者思维、情感相结合,才能使歌唱富有艺术表现力。     

论法律确定性与公私法的发展

法律以确定性作为自身追求的目标和表现形式。法律的确定性首先是其价值的确定性,其次是法律的形式理性。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公、私法在价值、形式理性上的确定性是不同的。自近代以来,公、私法在确定性上实现了一致。     

语言、法律与非确定性——哈特的法官自由裁量权理论研究

语言哲学为法律的研究提供了无限的空间。从日常语词分析入手,哈特探讨了法律概念的"空缺结构",强调法律语词的"意思中心"和"边缘地带",从而推导出法官自由裁量权。哈特的自由裁量权理论的实质就是语言:从语言出发,确立法律规则;在语言之中,探求法律的不确定性;最后在语言之中找到法官自由裁量权。哈特的法官自由裁量权理论对法理学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语境在意义追问中的本体论性——当代语言哲学发展对意义的合理诉求

语言哲学内部的语用学和哲学诠释学转向,使语境成为意义追问的基础。但语境并非传统哲学所谓的本体,只是在意义生成变化与理解过程中具有本体论性质或意义,表明了语境对意义的最高约定。这有助于消解传统哲学的本体论发问方式,祛除逻辑语形、语义分析的知性思维的制限,表明了当代语言哲学发展对意义的合理诉求。     

孔子思想对中国古代法律确定性的影响

学界对于中国古代法是否具有确定性一直争论颇多。一般书本中往往将儒家和法家的论争归结为人治与法治或曰礼治与法治之争。然而礼法之争中,儒家之"礼",与法家之"法",都非现代语意上的礼制与法制,更不可能等同于现代意义上的法治。此文旨在从儒家经典中对儒家代表人物孔子的思想的阐述为出发点,讨论孔子对法律的确定性的认知及由此产生的影响。     

民法性质民法实践之间对应关系研究

民法性质与民法实践之间有着多方面的相互反映关系,民法的性质在民法的实践中势必得到全面的展示,而民法的实践带有深刻的民法性质的烙印。民法的生活性与民法的开放实践、民法的自治性与民法的灵活实践、民法的自然性与民法的自主实践、民法的原始性与民法的情感实践、民法的整体性与民法的综合实践之间都有着多方面、多层次的相互对应关系。     

试论宋代元宵词的情感意蕴及时代特征

在十二三世纪的中国,元宵节是众多节日中最热闹、最平民化的一个。在宋代随着词作者的文人化和城市化,以表现城市生活风貌为主的元宵词成了宋人透过繁华表述各自不同内心感受和思考社会人生的载体。而北宋、南宋、宋亡之后的元宵词情感意蕴的差异,又鲜明地展示了宋代士人真实的心路历程。     

宪法学与公法学的关系——从立法政策学看公法学的制度价值

以传统意义上的公法作为法学的研究对象，仅仅在立法政策学的意义上是可行的。对公法问题的研究可以帮助立法机关进行科学的立法规划和建立起系统化的立法体系，但前提是必须以宪法作为立法机关享有立法职权的法律依据，因此，宪法作为根本法，本身是公法的理论和制度前提，它既包括了公法的正当性，又涉及到私法的正当性．基于宪法与公法的不同法律特性，宪法学应当尽量地以解决实际生活中出现的宪法问题为主线，尽量减少宪法学自身的抽象性，避免使宪法学的范畴与公法学的范畴相混淆。     

基于语义相对论之翻译确定性与不确定性解读

语言与思维不可分,语言的差异是思维方式差异的表现形式。另一方面,语言是文化的组成部分,二者关系密切,文化差异必然导致文化语义的不同。文章从语义相对论的角度探讨了不同语言之间互译的确定性与不确定性。同时基于语义相对论的适用范围对比了英汉语在词汇、语法和句法现象上的不同之处,最后指出文化语义对翻译的影响。     

明代徽州民间财产继承方式和国家继承法的冲突与整合

继承制度由唐朝形成律法规范,至明弘治以后,该制度发生了极大的演变。具体到明代的徽州,可窥其一斑。继承方式的多样性、复杂性,是传统观念变迁与商品经济共同作用的结果。针对部分与国家继承法相冲突的继承方式,明政府在民间实行里老制、宗族乡约化等整合措施,在一定时期内对地方基层社会的稳定和伦理建构起了重要作用,却无法从根本上解决民间继承方式与继承法不一致的矛盾。     

法律的困惑

我国现行法律给人予太多的困惑,如劳动法管不到农民工,婚姻登记管理条例违反婚姻法关于结婚条件的规定,交通法规大幅度减免机动车事故责任,赔偿责任违背重在保护弱者权益的立法精神,生产安全事故责任人刑事责任倚轻的规定,违背公平公正原则等,已经日益成为社会和谐的消极因素,应该引起人们足够的重视.     

确定性的终结与个体自由

伴随着确定性的终结,个体自由不仅是至高无上的价值观,而且也是个体无法逃避的命运。然而,我们在获得自由的同时却失去了安全感;世界被感知为极其不确定的、不可控制的和令人可怕的。个体自由需要集体/社会的保护,但是,我们决不应“为了社会的目的”而牺牲个体自由。      

李龙教授在法学理论和法学教育方面的建树

依法治国 ,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 ,必然要求法学理论为良性的法律运作提供理论支撑和行为指引。李龙教授在这方面成就斐然。本文从人权、法治、宪政和法学教育四个方面对李龙教授的学术思想和教育思想进行宏观阐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