税收激励如何影响企业创新?——来自固定资产加速折旧政策的经验证据

本文借助财税〔2014〕75号、〔2015〕106号文件推出固定资产加速折旧政策这一“准自然 实验”来识别税收激励与企业创新的因果关系。利用我国上市公司2010—2017年的专利申请、终止、引用信息和财务报表数据,基于双重差分模型回归发现:数量维度上,固定资产加速折旧政策显著增加了企业研发投入和专利申请量;质量维度上,高创新含量的发明申请增长幅度大于“短平快”的实用新型和外观设计专利申请,企业专利结构改善。固定资产加速折旧政策还显著减少了授权专利的未到期终止数量、提高了发明申请的平均被引次数。拓展检验显示,该政策显著提升了处理组企业的盈利绩效与资本市场价值,且对民营企业(融资约束较重)与高资本密集度行业(加速折旧的潜在收益较大)的激励更大。研究结论表明,减税降费能够激励企业创新“提质增效”、助推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     

服务业集聚对区域资源错配影响的非线性检验

文章基于我国省级面板数据,在对各地区服务业集聚水平及资源错配程度进行统计测度的基础上,对二者间的非线性影响关系进行了一系列检验。结果显示：服务业集聚与资本错配和劳动力错配之间均存在显著的“U”型关系,考察期内我国约77%的地区服务业集聚水平处于改善劳动力错配而加剧资本错配的阶段。从分行业检验结果来看,生产性和公共性服务业集聚对资本错配的“U”型检验显著,而消费性服务业不显著;生产性和消费性服务业集聚与劳动力错配的“U”型检验显著,公共性服务业则不显著。经测算,我国约63%的地区公共性服务业集聚水平正处于加剧资本错配阶段,而所有地区的生产性和消费性服务业集聚水平普遍较低,处于改善劳动力错配阶段。基于资源配置过度和不足视角的检验结果表明,资源错配类型的不同也会对估计结果产生影响。     

要素错配视角下企业债务融资阈值与类型选择

文章基于2000—2021年沪深A股非金融类上市公司数据,从矫正资本要素错配的视角探究企业的债务融资策略及其阈值。研究发现：整体来看,企业负债水平与资本错配具有“U”型关系,当负债水平小于47.3%时,提高企业债务水平能矫正资本错配;企业的长期债务融资和银行贷款融资在一定的阈值范围内能改善资本错配,而短期债务融资和商业信用融资对资本错配则有显著的加剧作用;企业债务决策对资本错配的影响因企业性质不同而具有异质性,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负债水平对资本错配均有“U”型影响,阈值分别为41.63%和54.43%,对非高技术行业而言,企业负债水平对资本错配具有“U”型影响,阈值为47.3%。     

环境规制、土地资源错配与环境污染

文章以2013—2018年中国267个地级及以上城市为研究对象,实证研究了土地资源错配与环境污染之间的关系以及环境规制在土地资源错配和环境污染之间的调节作用。结果表明:土地资源错配与环境污染呈显著正相关关系,即土地资源错配会造成环境污染,且环境规制在土地资源错配和环境污染之间具有抑制作用。异质性分析中,运用地理加权回归模型,按照土地资源错配对环境的污染程度对城市分类,与中度污染组相比,环境规制对重度污染组的土地资源错配和环境污染之间的抑制作用更加显著;按照全国资源型城市分类,与成长型城市和衰退型城市组相比,环境规制的抑制作用在成熟型城市和再生型城市组更明显。     

新兴产业与传统产业资源错配效率的核算方法

文章以资源错配理论为基础,以“资本”、“劳动”和“中间品消耗”三类资源为具体核算对象,假定相同行业内不同企业的生产函数可由标准企业表征,且具有加总生产函数特性为约束条件,构建“资源错配效率”核算框架.对新兴产业与传统产业的资源错配情况进行实证测度,得出以黑色金属冶炼及延压加工业为代表的传统产业存在较为严重的“资金投入过度”情况,而以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为代表的新兴产业则存在较为严重的“资金投入不足”情况的主要结论.     

资源错配测算与产出损失研究:以贵州省为例

近年来,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的不断完善,要素市场的重要性随之凸显,资源错配也逐步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资源错配是由于市场中对土地、人力、资本等一系列资源的分配不当所导致的资源运用不合理、不完善。文章以贵州省为例,对相对扭曲系数、产出缺口和产出变动分解等不同情况下的资源错配进行测算,并运用面板数据探究资源错配的影响因素。研究发现:贵州省对于资本资源具有较高的依赖性,各市州劳动错配程度高于资本错配程度且多数市州倾向于资源配置不足,市州间资源错配导致的产出缺口不断扩大,产出份额变动与投入要素价格扭曲对产出起到抑制作用,政府过度干预将导致资本错配与劳动力错配的程度加深。为此,提高劳动力质量、推进基础设施建设等措施有助于改善资源错配。     

产业协同集聚的资源错配效应研究

利用2003－2016年中国280个地级市的数据,分别测算了产业协同集聚指数、资本错配和劳动力错配指数,采用差分GMM方法考察产业协同集聚对资源错配的影响。结果发现：产业协同集聚的提高,会显著降低资本错配和劳动力错配指数;分地区的回归发现,东部地区产业协同集聚改善了资本错配,对劳动力错配负向作用不显著,中部地区产业协同集聚会改善资本错配,但会恶化劳动力错配,西部地区产业协同集聚则加剧了资本错配,但可以缓解劳动力错配情况。进一步作用机制分析表明,产业协同集聚水平的提高,会显著提高金融业的专业化分工,进而改善资本错配,同时会提高劳动力成本,改善劳动力错配。文章的政策含义是通过产业协同集聚,可以提高金融业的专业化分工和劳动力成本,进而缓解资本和劳动力的错配,提高经济效率,促进经济增长。     

生产性服务资源环节错配对高技术产品出口的影响分析

本文以修正Antràs et al（2012）模型为切入点,首次构建了生产性服务资源环节错配的测度方法,进而以WIOD数据库中发展中国家为样本首次细致分析了生产性服务资源环节错配对高技术产品出口的作用机理。研究发现：首先生产性服务资源环节错配系数对发展中国家高技术产品出口的作用力呈现倒U型,生产性服务资源环节错配不利于发展中国家高技术产品的出口,这一结论在分位数回归、控制内生性、分时间段和分产业等条件下依然稳健;其次中国生产性服务资源环节错配系数在所有样本国中最高,中国生产性服务资源过于偏向上游原料环节导致了上述现象的出现,这使得中国生产性服务资源处于“偏离最优值较远的低效扭曲使用”状态;最后高等教育、企业经营环境和经济效率均对高技术产品出口具有较为显著的促进效应,而“资源诅咒”使得丰裕的资源禀赋对高技术产品出口表现出一定的负效应,空间型贸易地理优势和契约型贸易地理优势均有助于高技术产品的出口,金融危机则对高技术产品出口产生了较为显著的负向冲击。     

资源型城市的要素错配问题更严重吗？

随着我国经济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提高生产要素配置效率成为当前的重要任务之一。本文首先对现有要素错配测算方法进行改进,在资本和劳动要素的基础上加入能源投入要素,推导出要素价格的绝对扭曲系数和相对扭曲系数,从错配程度和错配方向两个层面构建了一个新的要素错配测算框架;进而,以2003—2018年城市层面数据测算了我国254个地级市的要素错配程度和错配方向;最后,根据资源型城市的类型对其进行比较分析。定量分析结果发现：从城市平均水平来看,能源要素错配问题最严重,劳动要素的错配程度次之,资本要素的错配程度最低,大部分城市存在资本和能源要素配置过度、劳动要素配置不足问题;与非资源型城市相比,资源型城市的要素错配问题更严重,劳动、资本和能源三种生产要素的错配程度均较高;其中,成熟型城市存在过度使用资本和能源要素的情况,而衰退型城市则面临着资本要素配置过度和劳动力配置不足的双重困境。     

所有制结构、研发资源错配与研发回报率的相互关系——基于2005-2007年中国工业企业的经验数据

从研发资源错配的角度,以2005-2007年中国工业规模以上(微观)企业层面数据为样本,运用计量回归方法和数值模拟技术,研究了企业所有制结构与研发资源回报率之间的关系。研究表明,非国有企业的研发资本回报率比国有企业高,表明非国有企业受到较强的研发资源约束。数值模拟显示,当消除不同所有制企业之间的研发资本错配现象,把更多的研发资本从研发效率较低的国有企业重新配置到研发效率较高的非国有企业,可以使中国工业的研发产出提高2.9%⁶.4%。     

政府税收激励主导下的创新成功扩散——杭州市高新技术企业税收优惠调查

自主创新是提升企业竞争力和国家竞争力的关键,国家对高新技术企业的税收优惠是推动自主创新所支付的代价之一,那么,高新技术企业享受的税式支出规模究竟有多大、效果如何就是衡量政府推动自主创新的公共政策之实际效率所必不可少的评判标准。关于税收优惠促进企业R&D的效果,程华借鉴国外的实证分析指出,短期来看税收优惠的价格弹性小于1,长期弹性接近1,肯定了税收优惠政策对企业研发的促进作用(程华,2006);浙江省科学技术协会在专题研究中也证实税收优惠政策对浙江省企业研发支出有激励作用,但2003年税收科技减免的幅度偏小(浙江省科协,20…     

融资约束下营运资本管理与企业绩效关系检验

文章选取154家房地产上市公司为样本,以利息保障倍数作为融资约束分组标准,运用多元线性回归方法对营运资本管理与企业绩效的关系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较高融资约束下,存货周转率、应收账款周转率、应付账款周转率的提高有利于提高企业绩效;较低融资约束下,营运资本的管理对企业绩效的影响不显著.     

提高资源生产率的绿色税收效应研究

文章基于资源生产率指标开展促进绿色经济发展的税收效应研究,通过绿色税收总量协整方程分析、绿色税收结构VAR模型分析,分析我国现有的绿色税收总量和结构存在的问题,给出提高资源生产率的绿色税收政策建议,为我国今后公共财政的绿色转型提供合理的理论支撑和策略指导。     

货币政策、股权激励与企业债务融资——基于A股上市公司的实证研究

经理人股权激励下的企业债务融资行为是公司治理领域很重要的研究问题之一。选取中国A股非金融类上市公司于2008—2014年间的经验数据,实证检验经理人股权激励对企业债务融资的影响以及货币政策变动对以上关系的调节作用,结果表明:经理人股权激励能够提高企业的债务融资水平;较之货币政策宽松期,紧缩时期经理人股权激励对债务融资的正向影响更加明显;货币政策的调节作用体现于长期债务融资,因此对中国新兴与转轨特殊背景下的股权激励监管有着很强的指导价值。     

基于资源约束的项目计划层次与进度调整

本文针对现行企业的项目计划中没有考虑到关键资源的约束,脱离于实际情况。提出了一种项目计划层次架构以及如何在关键资源约束下对项目计划和进度进行调整的方法。该方法可以根据关键资源可供的时间表调整其项目步骤甚至关键任务的时间表。     

基于企业集团内部资本配置的激励契约模型研究

文章运用激励契约模型分析了企业集团总部和分部在信息不对称和线性契约下的最优努力水平,研究结果对设计报酬契约、提高激励效率等方面具有重要的应用价值。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环境责任影响的实证检验

文章以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数据为研究样本,对外部宏观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企业环境责任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会对企业环境责任履行产生显著的抑制效应,此效应在国有企业和重污染企业中表现得更为明显。环境规制的强化将削弱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环境责任的抑制作用。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增加将通过加剧企业融资约束进而抑制企业环境责任的履行。     

股权激励制度福利化的综合评价与实证检验

在我国股权激励制度正逐渐成为一种越来越重要的公司治理机制,但是关于股权激励方案福利化的倾向也越来越严重.为了探求股权激励方案福利化倾向的原因,文章利用2006--2013年的数据,通过建立股权激励制度福利化的综合评价指标,运用有序选择模型实证检验了大股东掏空水平与企业在选择股权激励制度时的偏好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发现:大股东掏空水平越高的企业越有可能选择偏福利型的股权激励方案.     

不完全契约下企业-员工价值冲突与专用性资源投资激励

企业-员工不完全契约关系以及员工各任务之间可能的激励不相容使员工绩效衡量与企业产出目标不完全-致,导致企业与员工之间存在价值冲突.基于委托-代理模型阐述员工绩效衡量与企业产出的分歧,说明绩效衡量的关键在于将员工贡献与其难以估价的投入相联系,引导员工付出有价值的行动.文章构建员工专用性能力资源投入激励机制,以甄别员工的潜在价值,并提出晋升机制可有效解决企业-员工专用性资源投入的双边激励问题.     

政府补助与中小企业技术创新：基于融资约束的调节效应

文章选取2009—2021年中小板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分析政府补助对中小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以及融资约束的调节效应。研究发现：政府补助显著促进了中小企业的技术创新投入和技术创新产出,尽管存在“寻补贴”与逆向选择现象,但并非中小企业主流行为;总体而言,融资约束显著负向调节政府补助与中小企业技术创新间的关系。进一步研究发现,存在高管政治关联的企业、面临的创新环境较好的企业,其融资约束的负向调节作用不明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