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贸易试验区政策对绿色经济效率影响的实证检验

文章通过DEA框架下的超效率SBM模型测算我国30个省份的绿色经济效率,运用多期双重差分模型,实证分析2010—2019年自由贸易试验区政策对试点省份绿色经济效率的影响。研究发现：自由贸易试验区政策可以改善试点地区的绿色经济效率;中介机制检验表明,自由贸易试验区政策通过激发试点地区绿色技术创新活力和降低资源依赖程度,进而提升地区绿色经济效率;异质性分析发现,自由贸易试验区政策对绿色经济效率的提升作用在中部地区、欠发达地区和资源型地区更加显著。     

长江经济带自由贸易试验区试点政策的经济效应评估

新时代新阶段新格局对推动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构筑高水平对外开放新高地提出了新要求。研究长江经济带自贸区试点政策实施的经济效应,对于更好地发挥自贸区试点的战略支点作用,促进长江经济带建设与“一带一路”推进有机结合,加快形成长江经济带全方位对内对外开放新格局具有重要意义。选取位于长江经济带的自由贸易试验区为研究对象,采用基于有限信息的政策评估方法——回归合成法,从经济增长、对外贸易、金融发展、固定资产投资、财政收入五个方面对重庆、四川、湖北、浙江、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政策经济效应进行系统量化评估。研究发现,自贸区的设立对当地的经济效应总体上是显著正向的,但是部分指标表现的显著性水平不高,经济效应基本上呈倒“U”型的变化趋势。具体来看,自贸区设立对地区生产总值、外贸进出口总额和金融机构本外币贷款余额等都有较显著的促进作用,金融体制创新和贸易便利化改革是自贸区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渠道;而固定资产投资和财政收入两个指标不够显著;自贸区政策的经济效应存在明显的区域差异性,自贸区建设基础和发展定位是其政策效果呈现差异性的重要原因,且内陆自贸区的经济效应大于沿海自贸区。结果还表明,当前长江经济带五大自贸...     

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对四川的影响

2013年9月29日,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以下简称上海自贸区）挂牌成立。建设上海自贸区是新形势下全面提升对外开放水平、以开放激发体制改革活力的重要战略举措。四川企业也积极抢滩登陆,如新希望集团有限公司、成都中美基丕基金已入驻上海自贸区,布局金融行业。     

自由贸易试验区、制度创新与地区经济高质量增长

自由贸易试验区对深化以制度创新为核心的经济体制改革和促进地区经济高质量增长具有重要意义。文章运用渐进式双重差分模型,实证检验了自由贸易试验区设立、制度创新和地区经济高质量增长三者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设立自由贸易试验区可以直接促进地区经济高质量增长,且该经济高质量增长效应与自由贸易试验区设立时间正相关;设立自由贸易试验区可以激励制度创新,从而间接促进地区经济高质量增长;沿海型自由贸易试验区对地区经济高质量增长的促进作用更显著,其制度创新效果主要表现为提高了产品市场发育水平,而内陆型自由贸易试验区的制度创新效果主要表现为提高了要素市场发育水平。     

数字金融、高技术产业集聚与区域创新绩效

强化数字金融的创新激励效应,是助力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手段。文章基于2011—2020年的省级面板数据,从影响效果、传导机制、非线性特征和空间效应四个方面对数字金融与区域创新绩效的关系进行检验。研究发现：（1）数字金融显著提升了区域创新绩效,且促进效应在南方地区、金融基础较弱的地区和数字金融发展后期更强;（2）数字金融能够通过促进高技术产业集聚,强化集聚规模经济效应和多样化知识溢出效应来间接提升区域创新绩效;（3）数字金融对区域创新的促进作用存在数字金融发展水平、研发投入强度的单一门槛效应和信息化水平的双重门槛效应;（4）数字金融可通过空间溢出效应促进周边地区创新绩效的提升。     

产业集聚规模效应对生产率影响的实证研究

文章在梳理国内外相关研究文献的基础上,通过运用绝对集中度指数,空间基尼系数和产业集聚指数对我国20个制造业行业1993年以来的产业集聚变动情况的计算,结果总体上也支持目前我国产业集聚正处于上升阶段的结论。     

自贸试验区设立对数字经济发展影响的实证检验

文章基于2010—2020年中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采用多期DID模型检验自贸试验区设立对数字经济发展的影响及作用机制,并借助反事实分析法进一步探究政策效应的强度差异。研究发现：（1）随着自贸试验区的设立,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得以提升,具体可通过贸易便利、技术创新和监管服务三条路径发挥作用。（2）自贸试验区设立对数字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会受财政依赖程度的影响,更多地取决于政府财政支出的相对规模;沿海型自贸试验区相比内陆型自贸试验区,其设立的“数字效应”更为明显。（3）未来应以广东、福建、河南、四川、浙江等为抓手,差异化打造数字自贸区建设标杆。同时,创新经验复制推广的样区可重点考虑贸易便利化方面、技术创新层面和监管服务领域。     

数字金融对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效应与机制检验

文章测度了我国251个地级及以上城市2011—2019年的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通过构建面板回归模型和中介效应模型,实证分析数字金融对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结果表明：数字金融对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显著促进作用,其中覆盖广度仍是现阶段作用发挥的主要途径。机制分析结果显示,提升创新创业活跃度、促进居民消费水平是数字金融释放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红利的重要机制。     

产业协同集聚对区域创新效率的空间溢出效应

文章通过引入产业关联系数对产业协同集聚水平的测算方法进行修正,并基于2000—2017年的面板数据,通过空间杜宾模型实证分析了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协同集聚对区域创新效率的空间溢出效应。研究发现：我国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协同集聚水平呈现阶段性波动特征,且协同效应不断加强,共聚趋势逐渐弱化;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协同集聚对区域创新效率的影响呈“倒U”型,且存在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地理邻近地区产业协同集聚的扩散效应大于回流效应,但经济距离阻碍了产业协同集聚的外溢效果。     

国家高新区设立、创新要素集聚与区域创新绩效

文章以国家高新区的设立为准自然试验,基于2001—2019年我国283个地级市的数据,采用渐进式双重差分法实证检验国家高新区设立对区域创新绩效的影响。结果表明,国家高新区设立显著提升了区域创新绩效,这一结论在经过PSM-DID、安慰剂检验等稳健性检验后仍然成立。机制检验结果表明,创新要素集聚是国家高新区发挥创新效应的重要途径,国家高新区通过创新人才集聚和创新资本集聚两种渠道助力区域创新。拓展性分析结果表明,国家高新区政策存在正向空间溢出效应,即设立国家高新区对相邻城市创新绩效有显著正向影响。     

产业集聚对创新活动空间差异的影响——基于中国制造业数据的实证研究

从空间角度探究中国制造业创新活动差异的形成原因。在产业集聚知识外溢的假设前提下,主要考察中国国家行业标准分类3位码下161个产业的两种产业集聚结构（专业化和多样化）对区域产业创新活动的影响,此外还验证了多样化的产业集聚结构在不同的市场化水平和技术密集程度下对区域产业创新活动的影响。     

数字经济发展与城市创业活跃度因果关系的识别

文章将大数据综合试验区试点政策作为一次外生冲击,基于2011—2019年我国268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面板数据,采取多期双重差分法识别数字经济发展与城市创业活跃度间的因果关系。研究发现：数字经济发展显著提升了试点城市的创业活跃度,且在经过PSM-DID、安慰剂等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结论依旧成立。进一步分析发现,数字经济发展的创业激励效应存在城市区位和规模异质性,大数据战略仅对东部和中部城市以及一、二、三线城市创业活跃度具有显著促进作用,但对西部城市和四、五线城市的影响并不显著。机制分析表明,技术创新效应和营商环境优化效应是数字经济发展激发城市创业活跃度提升的两条重要传导路径。     

数字经济发展对创业活跃度的空间溢出效应研究

数字经济作为引领经济发展的新引擎,其数字化、平台化等特性打破了传统经济发展的区域和空间障碍,对区域创业活跃度产生了深远影响。选取2011—2019年省际面板数据,从数字经济科技创新、数字经济基础建设、数字化人才培养、数字化产业发展及数字普惠金融五个维度测度数字经济综合发展水平,运用空间杜宾模型实证检验数字经济对创业活跃度的影响。研究的主要结论有：数字经济的发展呈现出显著的空间异质性,东部地区数字经济发展速度较快,中部与西部地区发展相对较缓;数字经济对创业活跃度存在空间溢出效应,主要表现在正向的直接效应和总效应两个方面;数字经济五个维度变量对创业活跃度影响的空间效应性质存在差异,数字经济基础设施建设及数字化产业发展对创业活跃度存在空间溢出效应,数字经济科技创新对创业活跃度存在空间虹吸效应,数字化人才培养及数字普惠金融对创业活跃度的空间溢出效应不显著。研究认为应加大中西部地区数字经济的发展力度,平衡各地区数字经济的发展水平,加快数字化产业转型,释放数字红利;推进数字新基建的建设力度,合理配置各地区数字经济资源;推进传统产业与数字技术的深度融合,搭建新型就业平台,促进创业活跃度。     

产业集聚的动态报酬递增机制及其实证分析

本文是在斯密关于分工促进经济增长这一经典理论思想的基础上探讨在产业集聚的空间组织状态下的动态收益报酬递增机制。产业集聚之所以能够促进这一动态收益报酬递增机制的运转,原因在于产业集聚的空间组织系统能通过完善的内部组织和信息系统实现动态收益报酬递增机制中的创新临界点的提前,从而实现持续的技术进步和分工不断演进,进而完成动态收益报酬递增机制的正反馈效应。     

数字经济对城市现代服务业空间集聚的影响与异质性检验

文章从专业化集聚和多样化集聚两个维度研究数字经济对城市现代服务业空间集聚的影响。在理论分析数字经济对现代服务业集聚可能产生的正、负向影响基础上,基于我国2015—2018年283个地级及以上城市数据展开实证研究。结果显示：数字经济显著抑制了现代服务业专业化集聚,但推动了多样化集聚的发展;分位数回归结果表明,随着服务业集聚分位点的上升,数字经济对服务业专业化集聚的抑制作用呈递减趋势,对多样化集聚的推动作用呈递增趋势;异质性检验表明,在东中部地区和数字金融发展水平较高的地区,数字经济对专业化集聚的抑制作用较小,而对多样化集聚的推动作用较大;传导机制分析表明,数字经济通过扩张市场潜力影响现代服务业的空间集聚。     

数字经济、产业集聚与黄河流域制造业高质量发展

文章基于2011—2020年黄河流域城市面板数据,运用固定效应模型和中介效应模型,实证分析数字经济、产业集聚对黄河流域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机理。结果表明：数字经济有效推动了黄河流域制造业高质量发展,产业集聚从中发挥了积极的调节作用,黄河下游地区数字经济的赋能作用明显高于中上游地区。应通过完善基础设施、改善产业生态、优化政府职能、创新体制机制,有序推动黄河流域制造业步入数字经济发展新时代。     

经济集聚驱动数字经济发展的机制路径与演化特征研究

现阶段中国正处于数字经济规模扩张和价值创造的历史窗口期,释放数字经济增长潜能需要进一步厘清数字经济发展的底层逻辑。基于经济增长理论和2011—2019年287个城市的面板数据,从理论和经验两个层面分析了经济集聚赋能数字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结论表明,经济活动在空间上的集聚有利于数字经济的高速发展,而且这种积极作用在时间线上呈现显著的、积极的动态特征,并在未来具有持续强化的趋势。此外,研究发现,在经济集聚驱动数字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密集使用的技术、资本、劳动等要素起到了非常显著的中介作用,构成了经济集聚驱动数字经济发展的关键传导机制,并且经济集聚对数字经济发展的驱动效应在不同区域间、不同分位数层面存在显著差异性。另外,经济集聚对数字经济发展的驱动效应并非是完全中性的,而是会在城乡收入结构层面产生轻微的扭曲,建议从完善新型城镇化战略、破除要素流通壁垒等方面进行政策优化。     

论人力资本集聚的经济效应

文章借用产业集聚的概念,创造性地分析了人力资本集聚的经济效应。分析了人力资本与劳动力的本质区别与联系;扩展了舒尔茨的人力资本影响理论,将影响因素进一步扩展为内外部环境;定量论证了人力资本集聚的速度加快了区域经济的快速增长,这种空间上的集聚效应与知识地方化的程度高度相关。     

我国金融产业集聚效应影响因素分析

文章采用2008～2010年我国31个省市的面板数据,对影响我国金融产业集聚的主要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首先采用聚类分析对我国金融产业区域发展现状进行了探析,其次,我们建立了金融集聚指数与经济基础、对外开放、人力资本、金融创新、投资因素之间关系的模型,利用因子分析的方法对金融集聚指数进行了度量。     

分销业集聚对制造业集聚的影响:地区与行业层面的实证

以往文献在研究制造业集聚的影响因素时通常围绕对外开放、规模经济、要素禀赋、城市化等展开,却忽略了一个重要的因素,即分销业集聚.文章从分销业集聚切入考察其制造业集聚效应.结果表明,从全国范围来看,分销业集聚对制造业集聚呈现明显的正向影响.但针对东中西部地区的回归结果却表明,在东部地区,分销业集聚对制造业集聚的正向影响非常显著,但在中西部地区,这一影响并不显著.进一步的研究显示,正是不同地区的产业选择差异导致了分销业集聚之制造业集聚效应的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