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经济、知识溢出与区域高质量发展

文章在测度数字经济和区域高质量发展综合指数的基础上，运用空间计量模型探讨了数字经济与区域高质量发展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数字经济对区域高质量发展在空间上有显著的“倒U”型影响，该影响存在明显的空间溢出效应且间接效应大于直接效应。通过偏微分分解发现，在科研人员溢出空间权重矩阵下，直接效应检验结果显示数字经济与区域高质量发展之间的“倒U”型关系并不明显，而间接效应和总效应检验结果显示，二者之间存在显著的“倒U”型关系；在科研资本溢出空间权重矩阵下，间接效应和总效应检验结果显示，数字经济对区域高质量发展有显著的“U”型影响，而直接效应的影响不显著。拓展性分析显示，东部地区数字经济对区域高质量发展存在显著的促进作用，中部地区数字经济对区域高质量发展存在显著的“U”型影响。     

数字经济发展对城乡收入差距影响的实证检验

文章基于2001—2020年我国31个省份的省级面板数据，运用面板数据模型分析了数字经济发展对城乡收入差距的非线性影响，并采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2018）数据进行了微观层面的检验。研究表明，数字经济发展与城乡收入差距之间存在“倒U”型关系；在充分考虑回归结果稳健性的问题后发现，现阶段数字经济发展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主要原因是微观层面上数字经济发展对农村居民的增收效应要大于城市居民。调节效应检验发现，网络基础设施建设和农村普惠金融发展都可以显著地调节数字经济发展与城乡收入差距之间的“倒U”型关系。     

数字经济、环境规制与产业转型

文章把数字经济和环境规制纳入同一分析框架,探讨了数字经济、环境规制及二者的耦合效应对产业转型的影响,并基于2011—2021年的省级面板数据,构建面板固定效应模型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表明：数字经济对产业合理化具有显著的负向促进作用,对产业高级化具有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环境规制与产业合理化之间存在“倒U”型关系,与产业高级化之间存在“U”型关系;数字经济与环境规制的耦合效应对产业转型的促进作用具有区域异质性。鉴于此,应加快发展数字经济,重塑生产方式和消费方式,同时应调整环境规制强度,激励产业绿色转型,助力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     

数字经济、技术创新与区域经济增长

文章从数字经济的协同渗透效应和挤出效应出发，结合技术创新的溢出效应进行理论分析，利用2016—2019年我国31个省份相关数据，验证了数字经济与技术创新、区域经济增长之间的“倒U”型曲线关系，以及技术创新的中介效应。结果表明：适度发展数字经济有利于促进技术创新并以此拉动区域经济增长，且数字经济对技术创新和经济增长的影响存在显著的区域异质性。     

中国城乡消费差距的拐点判定及其增长效应

本文利用1992-2012年我国29个省区的面板数据,采用固定效应模型实证研究了城市化对城乡消费差距的影响、以及城乡消费差距对经济增长的作用。结果显示：城市化是引致城乡消费差距变动的核心变量,且城市化导致中国的城乡消费差距呈现出先增后减的“倒U型”趋势,“倒U型”拐点大致发生在2003年,东部地区城乡消费差距的“倒U型”趋势显著于中西部地区。上世纪90年代初期以来,我国的城乡消费差距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着长期稳定关系,城乡消费差距拉大对经济增长产生了负面效应,且这种负面效应在东部要比中西部表现得更为显著。可见,我国的城市化、城乡消费差距和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着依次影响的关系,且这种影响关系具有时段差异性和区域异质性。     

内循环视域下老龄化对居民消费的动态影响研究

经济内循环是指国内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等社会生产过程，其中消费环节则是经济内循环的战略基点，而中国的老龄化程度正在不断加深，老年人口数量的持续增加将会对居民消费产生重要影响，因此，研究内循环视域下老龄化对居民消费的动态影响，运用动态优化模型进行数理分析，发现老龄化对居民消费的影响随收入提升呈现倒U型动态变化；运用2010—2018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面板数据进行计量分析，首先，分别采用面板模型和Heckman两步法进行初步计量回归，发现老龄化总体上抑制了居民消费，对消费率进行分解后发现，老龄化可以推动居民的消费结构升级，具体来看主要是通过促进医疗保健费用，抑制文教娱乐和交通通讯费用来实现的，因此，老龄化促进消费结构升级的效果是“浅层次”的；其次，通过面板门槛模型并采用不同的老龄化标准进行设定，以及根据不同的收入类型和收入区间进行门槛回归，分别设定控制时间和不控制时间效应，发现老龄化随着收入变化对消费的影响呈现倒U型，由此验证了本文动态优化模型推导的结论；最后，通过稳健性检验发现计量结果十分稳健。     

数字经济对企业创新影响的统计检验

文章使用2011—2020年中国上市企业微观数据，从前沿技术差距视角探讨数字经济对企业创新的影响，重点分析前沿技术差距对数字经济与企业渐进式创新和突破式创新之间关系的差异化作用。结果显示：数字经济能够显著促进企业两类创新发展；前沿技术差距对企业创新的影响呈“U”型，尤其对企业突破式创新的作用效果更强；前沿技术差距导致在企业和数字技术的互动和融合时产生差异，进而对数字经济创新效果的作用呈现先增强后减弱的“倒U”型影响，对渐进式创新的影响作用更强。     

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研究

文章从收入水平和收入结构双重视角分析了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并基于2013—2020年我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了二者之间的影响关系。结果显示：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对城乡收入差距、城乡工资性收入差距的影响均为“倒U”型；在区域异质性方面，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对西部地区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显著为正，而对城乡工资性收入差距的影响显著为负，但是对于中部地区而言，这种作用效果却恰好相反；门槛效应显示，城镇化、受教育程度在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对城乡收入差距、城乡经营性收入差距的影响中存在不同效果的门槛效应。     

基于半参数模型的Kuznets“倒U假说”再检验

为解决Kuznets＂倒U假说＂检验中参数模型设定误差问题,采用非参数方式考察经济增长对不平等的非线性影响,而控制变量采用了局部线性的设定方式,从而建立了一个可用于检验＂倒U假说＂的半参数模型。通过半参数模型,对中国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经济增长与收入不平等之间的＂倒U假说＂进行了再检验,并将检验结果与参数模型进行对比。实证结果表明：城镇居民Gini系数与人均GDP的关系呈近似＂倒U型＂曲线且处于上升的趋势;农村居民Gini系数与人均GDP的关系呈现弱的＂U型＂关系,拒绝了＂倒U假说＂。     

中国制造业要素配置效率的测算、变化机制与政府干预效应

本文利用改进的APG模型框架对中国各省份地区制造业部门生产效率增长进行分解和测算,并针对导致中国制造业要素配置效率低下的动因进行深入分析。主要的发现是：技术效率和企业净进入是推动中国制造业生产效率增长的主要来源,而要素配置效率对中国制造业生产效率增长的贡献非常有限,由此验证要素市场的发展滞后是造成中国经济增长乏力的重要内在因素。进一步的检验发现是,地方政府对要素市场的干预是造成制造业要素配置效率低下的主要动因,这种干预效应总体上呈现倒U型关系。更为细致的分解结果表明,政府干预对于资本要素配置效率的作用效应呈倒U型关系,而对劳动要素配置效率呈U型关系。这些检验结果均证明,全面推进要素市场的市场化导向改革,减少政府干预对微观经济部门的扭曲性影响,是维持中国制造业生产效率可持续增长的重要改革措施。     

影子银行对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影响机理与传导机制

影子银行体系与系统性金融风险密切相关。文章基于2008—2022年我国16家上市商业银行的面板数据，运用ΔCoVaR方法测算商业银行系统性金融风险水平，实证检验影子银行业务对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影响效应及传导路径。结果表明，影子银行规模控制在合理的范围内能够分散系统性金融风险冲击，当影子银行规模超过拐点时，对系统性风险具有集聚传染效应；影子银行业务对系统性金融风险的“U”型影响主要通过期限错配和稳定程度两种路径传导，而通过信贷水平和非利息收入两种传导途径则呈“倒U”型关系；商业银行个体微观特征和外部货币政策调整，导致影子银行业务对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影响存在异质性。     

数字金融能力对家庭消费升级影响的实证

探讨数字金融能否以及如何影响家庭消费升级,对于当前我国扩大内需、提振经济乃至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具有重要现实意义。文章基于2017年和2019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数据,在构建数字金融能力评分的基础上,实证检验了其对家庭消费总额及消费结构的影响。结果发现,数字金融能力的提升,能够通过优化资产配置与缓解融资约束两种渠道促进家庭消费升级。同时,异质性检验结果表明,该影响效应对于低财富水平家庭表现更加突出。     

政府公共支出对居民消费需求影响的动态演化

 内容提要:本文从我国居民的消费特征出发,在诠释政府公共支出对居民消费影响的机理以及模型建立的理论基础上,利用时变参数模型来探寻二者之间关系的动态演化。研究表明：从总量上看,政府公共支出对全国、城镇和农村居民的消费都具有挤入效应,但是这一挤入效应呈现先上升后下降的“倒U字型”趋势。从结构上来看,投资性支出和民生性支出对全国居民消费产生了挤入效应,而消费性支出产生了挤出效应。具体到城乡之间,投资性支出对城镇居民消费产生挤入效应,而对农村居民消费经历了一个先挤入再挤出的过程;消费性支出对城镇居民消费产生挤出效应,对农村居民消费则经历了一个先挤出再挤入的过程;民生性支出对城乡居民的消费均始终具有挤入效应。     

中国财政性教育支出与经济增长关系研究

文章通过建立VAR模型,运用脉冲响应分析和方差分解实证分析了我国教育财政投入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检验结果表明我国教育投资支出的增加和经济增长之间存在长期的协整关系,并且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是引起教育投资增加的granger原因,教育投资支出仍然对GDP变化有一定的影响作用.经济总量的增长会给教育投资支出带来同向的冲击,经济增长对教育投资支出的冲击具有明显的促进作用和较长期的持续影响效应.但是教育投资支出的增加对经济增长的冲击影响较弱,我国教育投资利用率低,教育不公平现象导致的人力资本质量偏低,由此导致教育投资支出对经济增长的带动效应还未充分发挥出来.     

数字普惠金融对相对贫困的改善效应检验

数字经济通过降成本、可达性、信息完备、服务灵活等优势促进普惠金融政策的深化，助推改善相对贫困。文章借助分位数回归模型，选择2011—2019年的样本数据实证检验数字普惠金融对相对贫困的改善效应。结果表明：（1）数字普惠金融有效促进了相对贫困状态的改善，但改善效应存在分布差异，依相对贫困深度呈现“倒U”型特征；（2）数字金融覆盖广度和数字金融使用深度对相对贫困影响系数的波动幅度较大，数字化程度的波动幅度相对较小；（3）数字普惠金融对相对贫困的改善效应存在区域异质性，主要体现在西部地区数字普惠金融更好地为相对贫困程度低的居民改善了生活状态，东部地区数字普惠金融对相对贫困的影响极为有限，中部地区数字普惠金融对相对贫困程度最高居民生活的改善效果相对较弱，但与西部地区相比明显较强。     

人情支出与城镇居民家庭消费——基于地位寻求的实证分析

本文首次基于地位寻求理论和中国实际,在跨期效用最大化假设下导出了人情支出模型,并利用微观数据对中国城镇家庭的人情支出行为以及人情支出与消费的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1)中国城镇家庭在人情支出上存在显著的地位寻求特征。（2）人情支出对消费既有促进效应又有挤出效应,且后者明显大于前者。     

透视内蒙古城镇居民家庭教育支出现状与问题

随着经济的飞速发展,除了社会对教育的支持和推崇日见升高,作为社会单元的居民对受教育的问题也越来越重视。本文对教育私人成本即我区城镇居民教育支出隐含着多深的承受力,给予详尽的分析。一、我区城镇居民教育支出的现状近年来,全区在家庭其他消费欠旺的情况下,家庭教育消费     

中国工业行业劳动力技能短缺的统计测度及影响因素分析

文章采用2010—2019年中国工业及分行业面板数据，对我国工业行业劳动力技能短缺情况进行了测度，并借助多项logit模型从外部和内部两个方面，实证检验了工业行业劳动力技能短缺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中国工业行业劳动力技能在2015年之后开始呈现短缺趋势，且主要集中于高技术产业；物价变动、劳动力年龄结构与工业行业劳动力外部技能短缺呈“U”型非线性关系，劳动力工资与工业行业劳动力外部技能短缺呈“倒U”型非线性关系；劳动力技术性贬值、劳动力技术型资本投资与工业行业劳动力内部技能短缺呈“倒U”型非线性关系，劳动力经济性贬值与内部技能短缺呈“U”型非线性关系。     

中国经济增长与能源消费:基于内生结构模型的实证研究

文章通过建立内生结构模型,用1997～2006年中国大陆各省、直辖市的Panel Data,从动态系统的角度分析了经济增长与能源消费的关系.结果表明:(1)中国经济的规模效应有利于能源消费弹性系数的下降.(2)经济增长与能源消费不存在倒U关系.(3)防止经济过热可能有助于减少能源的消费水平.(4)第二产业发展与能源消费弹性关系不显著,而第三产业发展则与能源消费呈显著的负向弹性关系.     

城镇居民月度收入、消费与价格指数的协整分析——以江苏省为例

消费支出受到收入、价格指数的共同作用。为了研究城镇居民月度家庭可支配收入、城镇居民月度家庭消费性支出与消费价格总指数三者之间的关系,以江苏省月度数据为例,进行平稳性检验、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协整检验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