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股市的内生不确定性分析

中国股市的异常波动性不利于其健康发展。运用理性信念理论分析中国股市的内生不确定性,并对经典的CCK模型进行改进。实证分析得出内生不确定性是导致中国股市异常波动的关键性因素,在此基础上提出减缓中国股市波动的相应措施：建立完善投资者教育机制;逐步减少政府对股市的政策干预;加大信息披露监管力度,提高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的真实性;提高上市公司质量,改善市场结构。     

股市波动与政府双重金融政策目标—股市波动的博弈分析

年初的全国金融工作会议为近期的股市政策和股市运行定下了基调,那就是稳定压倒一切,而运行了十二年的中国股市却经常是大幅波动。对此,文章从剖析引起股市大幅波动的原因即双重金融政策的内在逻辑矛盾入手,指出避免股市大幅波动的对策在于建立金融政策的信用。     

中国股市的实际波动率

中国股市实际波动率实证研究表明(1)经实际波动率标准化的收益率序列接近于正态分布;(2)对数实际波动率序列的分布近于正态;(3)实际相关系数序列接近于正态分布;(4)实际波动率序列、对数实际波动率及相关系数序列均具有显著的长记忆特征;(5)不同股票的对数波动率序列之间具有显著的相关性.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宏观经济影响的实证分析

经济政策的制定、变动势必影响投资者与消费者的预期。文章采用FAVAR模型实证分析了经济政策的不确定性对中国宏观经济的影响,宏观经济信息集涵盖了投资、消费、出口等在内的共69个经济变量自2010年以来的93个月度数据。结果显示,政策不确定性对宏观经济存在反向作用关系,其中对投资和消费的冲击最大。     

金融市场联动机制与政策不确定性——基于中日股市间联动研究

通过混频数据技术(Mixed Sampling Data,MIDAS)将股市波动率和相关性分解为长期成分和短期成分,并用政策不确定性指数(policy uncertainty index)刻画长期成分,试图回答经济政策对金融市场波动与市场间联动的可能作用及其方式。以中日股市为例,研究结果表明:中国股市只受到本国政策不确定性的影响,而日本股市却受到来自中日以及全球三个维度政策的冲击;中日股市之间相关性变动可以很好地被中日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所解释,股市间相关性的变动趋势与政策不确定性的变化基本一致。为了避免金融市场受到来自国外不利冲击的影响,政府应降低其政策行为的不确定性以抵御来自市场外的冲击。     

中国股市波动率的非对称性

不同学者以相同的模型研究中国股票市场的杠杆效应,得出的结论并不一致.针对这一问题,本文借助于GJR-GARCH和EGARCH,以一定的样本为初始样本,然后逐个扩大样本容量,研究样本的变动对结论造成的影响,得出中国股票市场不存在杠杆效应的结论.     

波动率模型在中国股市中的应用研究

文章对上证综合指数收益率和深证成分指数收益率进行统计分析,运用GARCH,EGARCH,TARCH模型对其进行建模,发现股票收益率序列所存在的尖峰厚尾现象、波动聚类特性以及杠杆效应,通过比较不同的模型发现非对称模型的拟合效果最为理想;另外通过采用三种不同的损失函数评价各类模型的预测效果,结果表明,非对称模型样本外预测的能力也是最强的.     

我国经济不确定性、金融不确定性与经济波动

不确定性是经济波动的根本原因,为保持经济平稳健康发展,探究不确定性对经济波动的影响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基于拓展的SV模型测算2002—2020年我国月度经济不确定性和金融不确定性,并使用TVAR模型考察经济不确定性和金融不确定性对产出波动和价格波动的分区制影响动态。研究发现,首先,经济不确定性和金融不确定性间存在交互影响,且金融不确定性对经济不确定性的冲击力更强,但滞后性更弱。其次,相较于金融不确定性,经济不确定性对产出波动和价格波动的冲击效应更明显,在产出和价格高波动区制下冲击效应被进一步扩大。最后,在经济不确定性水平高增速情形下,金融不确定性的提升对产出波动和价格波动起到放大作用,而金融不确定性水平的增速高低基本不影响经济不确定性对产出波动和价格波动的冲击。本研究兼顾实体经济和金融市场,从不确定性视角解读经济波动现象,为制定宏观经济调控政策提供有益的实证经验和政策启示。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农产品价格的非对称性影响

文章将月度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指数、季度面板数据相结合,基于混频面板模型考察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农产品价格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冲击在季度中不同月发生,农产品价格变化存在非对称性,即农产品价格对季度中第一月不确定性冲击为负向响应,对第三月不确定性冲击为正向响应;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冲击在季度中同月发生,各省份农产品价格变化方向基本一致,但是响应强度存在非对称性,开放度越高、农林牧渔总产量越低、消费者预期越高的省份农产品季度价格对季度中第三月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冲击即期增幅越剧烈,融资能力越强的省份农产品季度价格对季度中第一月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冲击即期下降幅度越小。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汇率风险传染的影响研究

伴随着汇率改制和人民币国际化进程的推进,外部冲击沿汇率渠道向中国金融市场蔓延的概率不断上升。从风险防范的角度出发,基于汇率风险传染的网络特征,采用一种融合网络结构信息的变系数模型,以人民币为代表节点研究经济政策不确定性(EPU)对汇率风险传染的影响。研究发现,EPU是影响人民币溢回效应的关键因素;全球EPU和中国相对EPU愈高,人民币受到的风险传染愈强;在EPU产生的影响中,全球EPU和风险来源市场相对EPU是矛盾的主要方面,中国相对EPU的影响相对微弱。这意味着,中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下行尚不能成为人民币汇率日益自由化浮动下限制汇率共振的重要力量。在全球EPU呈现上升态势的世界经济环境下,人民币汇率改制仍应坚持循序渐进的原则。     

中国股市波动率与收益率的因果关系研究

文章以上证综指2000年到2008年高频数据为例,基于Dufour、Taamouti(2010)测量短期和长期因果关系的方法构建了一个关于收益率与波动率的向量自回归线性模型,用来测量和比较了中国股票市场收益率和波动率之间的动态杠杆效应、波动率反馈效应等因果关系.实证结果表明我国股票市场无论是对已实现波动率还是对二次变差前三天都有较强的动态杠杆效应,而波动率反馈效应在所有的时间跨度上都可以忽略不计,并且收益率和波动率之间的瞬时因果关系在有些时间跨度上较显著.     

中国股市与宏观经济波动的转移性检验

针对杨雪莱(2006)提出的非系统风险转移观点,文章采用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对1992-2011年上证A股市场958只股票形成的系统波动、非系统波动与宏观经济波动及三者间相互关系进行了实证检验。分析发现,近年来我国股市波动处于历史较低水平,但与宏观经济波动的双向影响关系并未通过显著性检验。然而,宏观经济波动对已成为股市波动主要成分的非系统波动具有显著的影响力。而且,股市系统波动与非系统波动互为Granger原因,并且在短期内可能通过宏观经济波动实现相互转移。     

基于灰色经济计量模型的我国股市波动率实证研究

针对我国股市收益率具有长期记忆性的特点,综合灰色预测理论和经济计量模型,建立了基于灰色模型的分整广义自回归条件异方差模型(GM-FIGARCH).选取上证A股、深证A股的日收益率进行分析,采用修正R/S分析检验其长记忆性,利用GM-FIGARCH模型对其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我国A股市场波动率普遍存在长记忆特征,投资者可以利用历史数据来预测未来股市的波动并据此获取投机利润.利用GM-FIGAKCH模型可获得较好的预测效果.     

多变量随机波动率模型及在中国股市的应用

文章在一维随机渡动率(SV)模型基础上,通过扩展,建立了多个多变量随机波动率(MSV)模型.首次将MSV模型大规模应用于中国沪深两市指数周收益率数据,利用MCMC方法进行模型估计,选用DIC准则进行模型比较,得出拟合程度最好的MSV模型.结果显示,加入波动率单边Granger因果关系的MSVGt-AR(1)模型对沪深两市的拟合能力最好.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环境责任影响的实证检验

文章以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数据为研究样本,对外部宏观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企业环境责任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会对企业环境责任履行产生显著的抑制效应,此效应在国有企业和重污染企业中表现得更为明显。环境规制的强化将削弱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环境责任的抑制作用。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增加将通过加剧企业融资约束进而抑制企业环境责任的履行。     

中国股市波动性研究

文章运用GARCH模型族对上证指数和深证成指收益率的波动性进行研究,分析了我国股市波动性的特点。通过比较发现,对于沪、深两市股指收益率的波动性,EGARCH(1,1)模型和EGARCH(1,1)-M模型都能很好地拟合,同时还对两市股指收益率的波动性进行了预测分析。     

政策不确定性、投资与经济增长的互动关系分析

不确定性的研究大多集中于经济的不确定性,关于政策不确定性的研究比较欠缺.文章从政策不确定性着眼,首先分析了政策不确定性对投资与经济增长的作用机理,进而采用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指数及相关数据,例证了政策不确定性、投资与经济增长之间的互动关系,以期能为当前中国经济发展趋势提供一些建议,为我国经济健康持续增长提供必要的理论依据.     

预期引导、政策冲击与股市波动——基于文本分析法的异质性诊断

防范股票市场异常波动是维护金融稳定和防控金融风险的关键一环。货币政策实践中,预期引导与政策冲击对股市波动的实际影响和传导机制迥然不同。现有文献对两者之于股票市场波动 的异质性影响多有讨论,但分歧明显。基于2005年到2019年中国人民银行各季度《货币政策执行报告》和《货币政策大事记》,本文分别构建表征货币政策预期引导强度和实际操作频度的代理变量,对上述指标之于同期A股市场主要行业指数的波动性影响做了多维诊断和系统梳理。研究发现,第一,预期引导效应和政策冲击效应对于股票市场波动性的影响存在显著异质性特征,预期引导有助于平抑市场波动,而频繁调控则会放大股市波动。第二,预期引导的明确性会制约其对股市波动的平缓作用,货币调控意愿的表达越明确,越有助于平抑股票市场波动;而更坚决的“严厉型”表述比态度相对温和的“温和型”表述能够更显著地平抑股票市场波动。第三,实际操作频度对股市波动的放大作用受制于具体调控方向,宽松型调控的频率上升仅会小幅放大股市波动,而紧缩型货币调控则会大幅抬升股市波动性。由此,从平抑股市异常波动、维持金融稳定的角度出发,强化货币政策的预期引导比相机抉择的频繁调控更为重要;在预期引导过程中,应当增强调控意愿表达的明确性和坚决性,以限制其对金融市场运行带来的扰动。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风投类型与企业创新

文章以我国2007—2019年A股上市公司相关数据,实证检验了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创新的影响,在此基础上重点探究了风险投资及其类型是否会改变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研发投入和创新产出的抑制作用,并进一步探究了影响路径。结果表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显著抑制了企业研发投入和创新产出,但当企业有风险投资介入时,企业研发支出提升、专利申请数增加,且这一影响仅存在于具有政府背景风险投资介入的企业中;进一步研究发现,这一影响的路径是风投机构能够有效缓解企业面临的融资约束,同时增强企业承担风险的能力,从而缓解经济政策频繁变动对企业创新的负向影响。     

中国股市收益率和波动率的长记忆性检验

运用修正R/S和V/S两种分析方法,选取两大盘指数(上证综指和深证成指)以及20只个股为样本,对其收益率和收益波动率序列的长记忆性进行大范围的比较研究.结果表明:对于收益率序列两大盘指数存在长记忆性,且深市强于沪市,而个股普遍不具有长记忆性;对于收益波动率序列,无论是大盘指数还是个股均存在显著的长记忆性,并且,三个收益波动率序列的长记忆性由强到弱依次为修正对数平方收益率、绝对收益率和平方收益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