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省域数字经济的发展水平与空间收敛性分析

科学把握各地区数字经济的发展水平及其禀赋差异，对于推动中国经济结构提质转型，实现数字中国建设目标具有重要意义。基于此，依据数字经济的内涵特征以及地区数字经济的发展实践，从数字基础、数字产业、数字融合和数字环境四个维度构建指标体系，使用改进的指数法测度并评估中国各省份的数字经济发展水平，进而采用聚类分析法揭示其空间发展格局。研究发现，2015—2020年，中国各省份的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均呈现增长趋势。广东的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最高，青海暂居末位，并且落后型省份在数字经济测度的各项维度指标中均不具备优势。从整体来看，中国数字经济发展基本形成了东部省份集体领先、中部群体次之、东北和西部区域相对落后的俱乐部式阶梯递减的空间分布特征。但在发展速度上，省域数字经济的年均增速高达10%以上，并且中西部地区的增速已经明显快于东部地区，形成集体追赶趋势。使用空间面板误差模型对省域数字经济的发展趋势做进一步分析显示，长期内，各地区数字经济发展通过省际之间的经济交流及空间溢出效应而形成收敛趋同现象，这一结论在条件收敛和绝对收敛模型以及变换空间权重矩阵的设定后均成立。研究结果表明，为构建区域数字经济动态互促的良性发...     

城市数字经济对共同富裕的影响机制及作用效果

文章采用2011—2020年我国270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面板数据，从数字基础设施、数字产业发展、数字普惠金融三个维度测算出数字经济发展指数，同时从富裕度、共同度、可持续度三个维度测算出共同富裕指数，并研究城市数字经济对共同富裕的影响机制及作用效果。结果显示：（1）城市数字经济发展会正向影响共同富裕。从三个维度来看，数字基础设施、数字产业发展、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都能够促进共同富裕的实现，而且数字产业发展对于共同富裕的影响最大。（2）数字经济通过产业结构升级、区域创新能力和社会消费效应影响共同富裕，其中产业结构升级的中介效应为6.01%，区域创新能力的中介效应为1.79%，社会消费效应的中介效应为5.74%。（3）在基础设施完善、城镇化水平高以及创业活跃度高的城市，数字经济发展对共同富裕的促进作用更强。     

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测度

文章以新阶段新发展理念为指引，立足于“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个维度，选取34个指标构建省际可比的经济高质量发展评价体系，运用CRITIC-TOPSIS法对中国31个省份2008—2019年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进行测算与分析。研究发现：中国整体的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显著提升，但分维度、分地区发展水平差异较大；地区间创新、开放维度差异较大，协调和绿色维度相对均衡，共享维度高低错落。各区域内泰尔指数变化显示：东部地区各省份的经济高质量发展差距大，且呈扩大趋势；中部地区与东北地区各省份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差异较小，且相对稳定；西部地区各省份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内部差距逐渐缩小，发展失衡得到有效控制。根据指数平滑法得到的2025年预测值，各省份经济高质量发展指数均得到提升，区域差距还可能进一步扩大。     

数字经济驱动中国传统产业创新发展研究

研究数字经济驱动传统产业创新发展,有助于促进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对于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数字产业集群具有重要价值。在梳理经典研究脉络的基础上,从数字化基础设施、数字化应用状况、数字化发展环境和数字金融发展四个维度综合选取了13个二级指标,构建中国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指标体系,运用主成分分析法测算出2011—2020年中国数字经济的发展指数。遵循“数字化赋能—多重驱动—创新变革”的逻辑思路,运用面板固定效应模型、中介效应模型等多种计量模型就数字经济对传统产业创新发展的驱动效应、传导路径和区域异质性影响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第一,数字经济发展能够显著提升传统产业创新能力,用广义矩估计法进行内生性检验、用外生冲击等四种方法进行稳健性检验后该结论仍然成立。第二,从驱动路径来看,数字经济通过助力传统产业转型升级、促进普惠金融发展以及拉动消费需求,对传统产业创新发展产生了积极性影响,产业结构、金融发展和消费需求的中介效应占比分别为8.89%、11.09%和21.02%,可见这三个变量中消费需求的中介作用更为明显。第三,数字经济对传统产业创新发展的驱动效应存在区域异质性,数字经济显著促进了东部...     

中国区域数字产业发展的平衡性分析

基于2012—2018年的省域数据,从资本投资视角出发,采用LMDI模型将中国区域数字产业发展的总效应分解为数字产业资本投资规模效应、效率效应和地区结构效应三个维度;采用σ收敛模型和绝对β收敛模型对中国区域数字产业发展及其三个维度的平衡性进行分析;采用条件β收敛模型对中国区域数字产业的平衡发展路径进行分析。结果表明:中国区域数字产业发展主要依靠资本投资规模扩张的粗放型发展方式,资本投资效率和地区结构是短板,区域数字产业发展不平衡;中国区域数字产业发展及其三个维度存在σ收敛和绝对β收敛;中国区域数字产业发展及其三个维度存在条件β收敛。促进区域数字产业三个维度的平衡,提高区域经济发展水平、人力资本水平、基础设施建设水平、财政支出水平、科技创新水平和对外开放水平能够驱动中国区域数字产业的平衡发展。     

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对高技术产业创新绩效影响的实证检验

文章基于2010—2021年中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借助固定效应模型与中介效应模型探究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与高技术产业创新绩效的内在关联。研究结果表明：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对高技术产业创新绩效具有正向影响,且这一作用存在动态持续性;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对东部地区、知识产权保护力度较大地区与成熟型地区高技术产业创新绩效的促进作用更为显著;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主要通过提高要素配置效率、推动产业结构升级、促进产业空间集聚的渠道对高技术产业创新绩效产生促进作用;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对高技术产业创新绩效提升的影响具有空间溢出效应。基于此,提出适度超前布局数字基础设施、打造区域产业联动网络、推进高技术产业“聚链成群”的对策建议,为扎实推进高技术产业创新绩效提升提供助益。     

西部承接东部地区产业转移的实证分析——以陕西省为例

欠发达地区积极主动地承接发达地区的产业转移,已成为其加快经济发展的重要途径.采用区域产业静态和动态集聚指数测算出东部地区五省一市具有转移趋势的产业和陕西省的区位优势产业,在此基础上确定出陕西省承接东部地区产业转移的对接行业.结果表明,东部五省一市目前劳动密集型产业对外转移趋势明显,陕西省的优势产业主要是重工业及资源型工业.陕西省应利用自己的产业基础和优势,找准产业承接的行业对接点.     

我国东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格局比较分析

近年来，从GDP、工业、固定资产投资、财政收入等多个领域增速比较分析看，我国区域经济增长格局已实现由“东高西低”向“西高东低”转换，而且这种经济增长格局将成为一段时期内的常态，符合我国经济发展战略。但中西部地区经济增长面临可持续性问题，东部沿海地区经济转型发展的压力明显增大。建议中西部地区利用“成本洼地”优势和抓住产业梯度转移机遇实现经济科学崛起，东部地区则依靠体制机制、人才、创新等优势实现经济加速转型。     

数字经济、人工智能制造与劳动力错配

文章基于2013—2019年中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先运用模拟退火优化投影寻踪模型测算中国数字经济发展指数,再采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和广义空间两阶段最小二乘法验证数字经济和人工智能制造对劳动力资源错配的影响效应。结果表明,2013—2019年我国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整体呈现稳中有进的趋势,年均增速为11.8%。尽管数字经济发展先行区主要位于东部沿海地区,但近年来西部地区各省份年均增速较高,已形成"东部领跑,西部追赶"的空间分异格局。数字经济能显著缓解劳动力错配,人工智能制造在其中发挥着重要的中介作用,这一结论经过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     

中国技术不平衡的统计测度与分解

文章利用中国各省1998-2012年的面板数据,从省际、东中西部和八大经济区域三个维度用测度不平衡的相对指标基尼系数、Theil-L指数和Theil-T指数测度了中国技术不平衡,并同时运用Theil指数组群分解方法,从东中西部和八大经济区域两个维度对中国技术不平衡进行分解.测度和分解结果表明:中国技术不平衡发展现状较为合理,从动态角度来看,中国技术不平衡在过去16年间呈现出下降趋势.整体技术不平衡主要由区域内差异所造成,区域间差异贡献较小,八大经济区域间技术不平衡程度较东中西部间技术不平衡程度高.     

数字普惠金融能促进包容性增长吗?

包容性增长是经济发展追求的主要目标，是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战略举措。数字普惠金融能否利用科技创新优势促进包容性增长，对中国社会更平衡、更充分发展至关重要。基于熵权法构建了中国30个省份的包容性增长总指数及经济可持续增长、收入分配和机会公平分指数，分析了中国不同地区的包容性增长现状，并从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和覆盖广度、使用深度、数字支持服务程度角度研究了数字普惠金融对包容性增长的影响。研究发现：中国包容性增长水平呈现“东—中—西”依次递减趋势，东部地区水平高、增速慢，中西部地区水平低但增速快，各地区包容性增长之间虽存在较大差异，但这一差异随着时间的变化而呈现缩小趋势。数字普惠金融对包容性增长有明显的正向影响，数字普惠金融能有效促进中国收入分配和机会公平。相比于东部地区，中西部地区数字普惠金融对包容性增长促进作用更为明显；在东部地区数字普惠金融主要是通过提高创新水平来促进包容性增长，在中西部地区主要通过提高创新水平和提高人力资本来促进包容性增长。研究有助于正确把握中国包容性增长的内在变化规律，科学认识数字普惠金融对包容性增长的影响机制和传导路径，对制定高质量的国家发展战略，促进经济高质量...     

数字经济与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基于新发展理念视角的分析

文章借助CRITIC-熵权法测算了2012—2020年我国28个省份的数字经济和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水平,实证分析了数字经济对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效应,并借助面板门槛回归模型、空间杜宾模型等对影响效应特征进行探析。结果表明：数字经济能显著地提高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水平,且边际提升效应会随着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文化产业规模和产业集聚度的提高而递增,随着消费水平和消费结构的升级而先增后减。同时,这种提升效应具有非均衡性,在创新、协调、开放和共享四个维度中,仅对创新和共享有显著促进作用;在三大地区中,对东部地区的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作用效果最强,而对中部地区未见显著影响;在空间上,对本地区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正向作用显著,而对关联地区的文化产业空间溢出效应不明显。     

长三角区域创新集聚的比较分析

国家“十二五”规划提出,东部地区率先发展,要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调整经济结构和自主创新中走在前列。长三角作为东部经济发展较为成熟的地区,区域经济合作与发展已进入新的发展阶段,但还存在产业层级有待提高、城市发展定位与分工不合理、自主创新水平需要提升等问题。因此,长三角要加快构建区域创新体系、积极推动区域创新集聚、培育区域创新合力,促进区域经济进一步发展。     

数字经济对区域旅游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

数字经济正成为经济复苏的新动能，是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力量。为探究数字经济与旅游发展之间的内在逻辑，基于中国数字普惠金融指数，构建293个地级市2011—2020年的面板数据集，验证数字经济对旅游经济增长的作用机理，并探讨盗窃犯罪的中介作用。实证结果证明，数字经济对区域旅游经济增长具有正向促进作用，中介机制检验发现，数字经济可以通过降低区域盗窃犯罪率进而实现区域旅游经济增长，表明数字经济可以通过提升消费者的出行安全进而影响旅游人次和旅游收入。基于数字经济对旅游发展的地区差异和旅游发展基础设施差异展开讨论，异质性分析发现在中西部地区，数字经济对旅游增长的影响更为显著，表明在中西部地区，数字经济建设能弥补旅游产业发展中存在的地理位置和市场劣势，提升旅游吸引力。此外，旅游资源禀赋越高的地区，其数字经济的发展越能提升区域旅游发展水平，表明旅游资源禀赋是决定区域吸引力的重要因素，数字经济的发展能够为其带来“锦上添花”的作用；而旅游接待能力越弱的地区，其数字经济的发展越能提升区域旅游发展水平，数字经济与旅游接待能力之间存在互补效应。     

数字经济发展对创业活跃度的空间溢出效应研究

数字经济作为引领经济发展的新引擎,其数字化、平台化等特性打破了传统经济发展的区域和空间障碍,对区域创业活跃度产生了深远影响。选取2011—2019年省际面板数据,从数字经济科技创新、数字经济基础建设、数字化人才培养、数字化产业发展及数字普惠金融五个维度测度数字经济综合发展水平,运用空间杜宾模型实证检验数字经济对创业活跃度的影响。研究的主要结论有：数字经济的发展呈现出显著的空间异质性,东部地区数字经济发展速度较快,中部与西部地区发展相对较缓;数字经济对创业活跃度存在空间溢出效应,主要表现在正向的直接效应和总效应两个方面;数字经济五个维度变量对创业活跃度影响的空间效应性质存在差异,数字经济基础设施建设及数字化产业发展对创业活跃度存在空间溢出效应,数字经济科技创新对创业活跃度存在空间虹吸效应,数字化人才培养及数字普惠金融对创业活跃度的空间溢出效应不显著。研究认为应加大中西部地区数字经济的发展力度,平衡各地区数字经济的发展水平,加快数字化产业转型,释放数字红利;推进数字新基建的建设力度,合理配置各地区数字经济资源;推进传统产业与数字技术的深度融合,搭建新型就业平台,促进创业活跃度。     

中国数字经济发展综合评价与预测

文章结合数字经济的内涵和外延,分别从数字基础设施、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等方面构建了数字经济发展水平量化指标体系,基于熵值法测度了中国2010—2018年数字经济发展趋势,并建立灰色预测模型对2019—2028年的数字经济发展走向进行预测。研究结果表明:2010—2018年,中国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增长了4.4倍,年均增速达到50%,2019—2028年,中国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增速将不断提高,预计2028年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将是2018年的5倍。因此,我国要进一步推动新型数字经济基础设施建设,加快传统产业的数字化转型,积极发展电信业等数字产业,以保障我国数字经济快速发展。     

基于最新统计分类标准的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测度

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数字经济已经成为经济增长的"新引擎"。但由于缺乏权威的产业统计分类标准,学者们一直面临"数字经济研究缺乏数字依据"的尴尬境地。文章基于国家统计局公布并实施的《数字经济及其核心产业统计分类(2021)》中的分类标准,对各省份统计年鉴的数据进行重新整理,利用熵权法构建数字经济发展指数,测度了我国30个省份的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分析了各省份数字经济发展的差异以及时空特征。研究发现,2009—2019年我国数字经济产业发展迅猛,各项子产业都取得了长足的进步。相比较而言,数字要素驱动业发展速度略低于其他三个子产业;数字经济发展存在着明显的区域不平衡。东中部地区的数字经济发展状况明显优于西部地区,南方优于北方,而且区域不平衡有持续扩大趋势。     

中国省际数字经济核心产业集聚度、非平衡性与动态演进

文章在测算2012—2017年中国省际数字经济核心产业规模的基础上，采用区位熵对各省份数字经济核心产业集聚度进行了测算，使用核密度估计、Dagum基尼系数及探索性空间分析方法，分析了各省份数字经济核心产业集聚度的动态演进历程、地区差异及空间效应。研究发现：中国数字经济核心产业规模不断扩大，多数省份数字经济核心产业集聚度不断提升；从演进历程来看，东部地区呈现集聚度减小趋势，中西部地区呈现集聚度上升趋势，数字经济核心产业集聚度分化程度有所改善，但整体分化格局并未扭转，区域间差异是导致我国数字经济核心产业集聚度产生地区差异的主要原因；省际数字经济核心产业集聚度空间分布情况较为稳定，东部地区沿海省份呈现高值集聚，中西部地区多数省份呈现低值集聚，少数省份异军突起，与邻近省份表现出极化效应，呈现高低集聚趋势。     

数字经济与科技创新的协同效应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研究

当前,中国经济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数字经济与科技创新是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两个重要途径。解决中国数字经济与科技创新发展存在的不平衡问题,是推动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而数字经济与科技创新的协同效应是否推动了中国经济朝着高质量方向发展,尚缺乏有支撑的理论和经验证据。本文立足于耦合协同的研究视角,基于2011—2020年中国省域面板数据,从理论和实证两个维度验证数字经济与科技创新的协同效应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路径。首先构建了测算数字经济与科技创新协同效应水平的耦合协调度模型,其次利用固定效应模型和中介效应模型实证分析了协同效应影响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作用机制,最后构建反映区域间创新要素流动的空间权重矩阵考察协同效应的空间知识溢出效应。研究发现：第一,中国数字经济与科技创新的协同效应和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显著的空间集聚特征,总体上看,协同效应地区差异较大,东部地区明显优于中、西部,但这一差距在逐渐缩小。第二,协同效应明显促进了地区高质量发展水平的提升,并且其作用效力强于二者单独对经济高质量发展产生的影响,产生“1+1>2”的协同效应,已成为新科技革命时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     

我国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的测度及其减缓路径分析

文章以经济发展不平衡的测度方法设计为基础，对缩小地区发展不平衡的具体方案进行了实施效果研究。以全要素生产率（TFP）和人均GDP为研究变量，融合不同测度方法的互补优势，构建经济发展不平衡指数（EIDI）、Theil-L指数和Zenga指数分别测算了2004—2019年地区经济发展的不平衡程度，发现三大地区和全国的经济不平衡呈现先减少后扩大的演变态势，证实了2004—2016年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缩小的研究结论。对Theil-L指数进行分解，发现三大地区之间的差距是引起不平衡的主要原因，且东部地区与西部地区之间的差距对总不平衡的贡献度最大，东部地区与中部地区之间的差距次之。进一步研究发现，减少东部地区与中西部地区之间差距是实现地区经济均衡发展的最优路径，且不平衡程度平均可减少8.24%；缩小区域内差异是促进地区经济均衡发展的潜在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