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经济与中国制造业出口结构升级

文章从全球价值链视角切入,基于2011—2020年中国省级层面数据,运用面板固定效应模型、中介效应模型和门槛模型,多维度实证检验了数字经济对中国制造业出口结构升级的影响及其内在机制。得出主要结论如下：数字经济显著促进了中国省级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提升;弘扬、激发企业家精神是数字经济促进制造业出口结构升级的重要机制,其中企业家创新精神的促进作用大于企业家创业精神;数字经济对出口结构升级的影响存在金融发展水平和对外开放水平的门槛效应,当两者超越门槛值后,数字经济能显著促进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提升。     

制造业数字化转型、客户信息优势与高质量发展

文章选取2010—2020年制造业上市公司数据,实证检验了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其高质量发展的影响以及作用机制。结果发现,制造业数字化转型能够显著提升其高质量发展水平,数字化转型通过增加客户信息优势提升了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水平,上述结论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进一步通过异质性检验发现,在创新绩效高、规模大的样本企业,以及技术引进经费与市场发展程度高的省份,制造业数字化转型对高质量发展的促进作用更显著。     

“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下产业数字化测度

基于国家统计局《数字经济及其核心产业统计分类（2021）》对数字产业的界定，文章借助非竞争型投入产出模型的结构分解技术对我国产业数字化特征进行探析。研究发现，我国经济增长主要依靠产业间循环，其次是产业内循环，而外循环的影响较弱。同时，驱动产业数字化转型的关键数字产业有所差异。数字产品制造业是推动中高技术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数字化转型的重要数字产业，数字要素驱动业与数字产品服务业是推动生活性服务业数字化转型的关键力量。数字技术应用业在产业数字化转型中表现最弱，与传统产业未形成全面关联性。     

城乡融合发展的动力与机制——基于新型城镇化试点的证据

新型城镇化是重塑城乡关系的动力引擎,对推动城乡融合发展意义重大。文章选取2011—2020年我国205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从空间融合、经济融合、社会融合、生态融合四个维度度量了城乡融合发展水平,分析了新型城镇化试点政策对城乡融合发展的影响和内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1）新型城镇化试点政策显著促进了城乡融合发展,且政策效应逐年增大;（2）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新型城镇化试点政策对中西部地区、经济基础较差和低海拔地区城市的城乡融合发展水平提升作用更大;（3）新型城镇化试点政策可以通过促进数字经济发展、改善社会就业水平来促进城乡融合。     

制造业与数字经济产业融合水平及创新效率测度

文章基于2012—2019年中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运用耦联评价法、随机前沿分析法测算制造业与数字经济产业融合度、制造业创新效率，实证检验产业融合对制造业创新效率的影响。研究发现：研究期内全国和东、中、西三大地区制造业与数字经济产业融合度不断提高，区域间呈现东—中—西的梯级差异，东北地区产业融合度呈下降趋势；研究期内制造业创新效率稳步提升，区域间呈现东—中—西—东北的阶梯分布；制造业与数字经济产业融合发展对制造业创新效率具有持续的显著的正向影响，且在区域间存在差异，东—中—西部呈现依次减弱的正向影响，东北地区呈现负向影响。     

对上海嘉定区服务业与制造业融合发展的研究

在现代产业分工中,服务业与制造业之间的融合发展趋势越来越显著,实现服务业与制造业发展的良性互动,对于推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与现实意义。本文梳理了嘉定区制造业和服务业发展的历程,分析了嘉定区服务业与制造业融合发展的特点以及制约二者之间融合发展的因素和瓶颈,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加强服务业与制造业融合发展的对策。     

数字经济、要素流动与城乡融合发展

实现城乡融合发展是城乡现代化的内在要求和生产力高度发展的必然结果，也是我国新时代解决发展不平衡问题的重要途径。数字经济的发展成为促进要素有序自由流动和资源合理分配的重要手段。为了探讨数字经济对城乡融合的影响，文章在分析数字经济对城乡融合影响机理的基础上，采用2010—2019年我国31个省份的面板数据，利用中介效应模型分析数字经济对城乡融合发展的直接效应及要素流动对我国城乡融合的中介效应。结果表明：数字经济的发展显著提高了城乡融合发展水平，对模型进行稳健性检验后该结论依然成立；数字经济通过促进要素在空间上的优化配置推动了城乡融合发展。     

数字化水平、公共政策对共同富裕的影响——基于长江经济带的实证

文章基于长江经济带11个省份2011—2021年的数据，构建固定效应模型和中介效应模型，实证检验了数字化水平、公共政策对共同富裕的影响。结果显示：数字化水平、公共政策促进了共同富裕水平的提升；公共政策对共享性影响不显著，对长江上游和中游共同富裕的影响不显著；在公共政策作用于共同富裕的过程中，数字化水平发挥着部分中介效应。因此，应当促进长江经济带全流域协调发展，提升共同富裕整体水平；充分发挥公共政策的再分配和再提升作用，提升共享水平；不断促进数字技术与公共政策的融合，促进共同富裕水平提升。     

企业数字化转型与资本配置效率

在数字经济时代，数字化转型已成为企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路径。在此背景下，研究数字化转型与企业资本配置效率之间的内在逻辑关系，对于推动企业进行数字化转型和促进企业实现效率变革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为此，以2008—2020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借助Python爬虫技术和文本分析法构建企业数字化转型强度衡量指标，并对企业数字化转型与资本配置效率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企业数字化转型能够显著提高其资本配置效率。上述关系在通过更换核心变量、工具变量法等稳健性检验后均成立。异质性检验发现，数字化转型对企业资本配置效率的影响存在异质性特征，其中在行业竞争度较高的企业、代理冲突较严重的企业、高科技企业以及规模较小的企业中，数字化转型对企业资本配置效率的提升作用更显著。拓展性研究发现，企业数字化转型对资本配置效率的正向影响会进一步促进企业价值的增长。因此，企业应当充分把握数字化变革的发展机遇，积极实施数字化转型战略，营造良好的信息环境，使得数字化转型能够与企业发展导向深度融合，推动企业运营管理水平的提升，进而促进企业实现效率变革和价值增长的双重目标。政府应着力构建和完善企业数字化转型的...     

珠三角现代服务业与先进制造业融合发展趋势研究

广东省作为中国经济发展的排头兵,必须要作为融合发展的先行区。基于此背景,文章以最优化理论为基础,实证研究了珠三角地区的先进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的融合发展趋势,结论表明珠三角地区以往的经济发展模式已经出现停滞不前的迹象,必须通过现代服务业与先进制造业的融合发展来突破产业发展中所面临的瓶颈,并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数字经济对三重价值链协同发展的影响

探析数字经济如何影响我国各省内、国内与全球价值链协同发展，对于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具有重要现实意义。本文基于世界投入产出表、中国多区域投入产出表构建嵌入式世界投入产出表，并以此为基础对数字经济规模及价值链耦合协调度进行测算。研究发现，数字经济促进了各省份省内价值链、国内价值链与全球价值链协同发展，价值链关联度和生产技术水平是该影响的中介变量。在异质性方面，服务业数字产业化以及制造业产业数字化促进各省份协同参与三重价值链的作用更显著，数字经济对各省份价值链后向耦合协调度的促进作用大于前向耦合协调度，在东中部省份以及农业采选业服务业中的促进作用更显著。我国应抓住经济发展新机遇，借助数字经济优势促进各省份协同嵌入省内价值链、国内价值链和全球价值链以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     

数字金融与实体企业金融投资行为

数字金融作为数字技术与传统金融融合所产生的一种新金融业态，不仅完善了金融体系，也改变了企业的融资环境和投资行为。基于2011—2019年上市实体企业数据识别并探讨了数字金融对实体企业金融投资行为的影响、机制、动机及经济后果。研究表明：数字金融促进了实体企业金融化，经过内生性处理和稳健性检验后结论依旧成立。机制检验表明数字金融缓解企业融资约束，助推了实体企业金融投资行为，进而提升金融化程度。异质性分析发现数字金融覆盖广度对企业金融化的影响不显著，使用深度和数字化程度则显著提升了企业金融化水平；数字金融的企业金融化效应仅存在于非国有企业、小规模企业；只有在传统金融发展水平和互联网普及率高的城市，数字金融对企业金融化的影响才显著为正。进一步，基于“数字金融—加剧金融化—抑制主业发展”逻辑链条，发现企业的套利动机驱动了数字金融的企业金融化效应，数字金融不仅抑制了企业的实业投资和主业业绩，还削弱了数字金融的就业提升效应。文章拓展了企业金融化驱动因素和数字金融经济后果的研究，有助于企业和政府政策制定者深刻认识数字金融对企业长期发展乃至宏观经济发展潜藏的负面效应，研究结论为金融供给侧改革和推进金融服...     

数字经济驱动中国传统产业创新发展研究

研究数字经济驱动传统产业创新发展,有助于促进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对于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数字产业集群具有重要价值。在梳理经典研究脉络的基础上,从数字化基础设施、数字化应用状况、数字化发展环境和数字金融发展四个维度综合选取了13个二级指标,构建中国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指标体系,运用主成分分析法测算出2011—2020年中国数字经济的发展指数。遵循“数字化赋能—多重驱动—创新变革”的逻辑思路,运用面板固定效应模型、中介效应模型等多种计量模型就数字经济对传统产业创新发展的驱动效应、传导路径和区域异质性影响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第一,数字经济发展能够显著提升传统产业创新能力,用广义矩估计法进行内生性检验、用外生冲击等四种方法进行稳健性检验后该结论仍然成立。第二,从驱动路径来看,数字经济通过助力传统产业转型升级、促进普惠金融发展以及拉动消费需求,对传统产业创新发展产生了积极性影响,产业结构、金融发展和消费需求的中介效应占比分别为8.89%、11.09%和21.02%,可见这三个变量中消费需求的中介作用更为明显。第三,数字经济对传统产业创新发展的驱动效应存在区域异质性,数字经济显著促进了东部...     

基于投入产出技术的物流业数字化程度测度

文章根据国家统计局2022年《社会物流统计调查制度》和《数字经济及其核心产业统计分类（2021）》对物流业和数字经济产业范围的界定,编制了2012年、2017年、2018年和2020年包含物流业与数字经济产业的投入产出表,在此基础上运用非竞争型投入产出模型的结构分解技术区分产业内与产业间关联性,以数字经济对物流业的溢出和反馈效应测度物流业数字化程度,并分析了物流业数字化程度的变化趋势。研究发现,物流业整体的数字化程度不断提升;数字产品制造业对物流业数字化的贡献度最高,随后是数字产品服务业、数字要素驱动业,数字技术应用业贡献度最低;4个物流业部门的数字化程度由高到低依次是贸易物流业、交通运输业、仓储业和邮政物流业,其中贸易物流业和交通运输业的数字化程度受数字产品制造业影响最大,邮政物流业受数字要素驱动业影响最大,仓储业受数字产品服务业影响最大。     

数字经济对区域旅游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

数字经济正成为经济复苏的新动能，是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力量。为探究数字经济与旅游发展之间的内在逻辑，基于中国数字普惠金融指数，构建293个地级市2011—2020年的面板数据集，验证数字经济对旅游经济增长的作用机理，并探讨盗窃犯罪的中介作用。实证结果证明，数字经济对区域旅游经济增长具有正向促进作用，中介机制检验发现，数字经济可以通过降低区域盗窃犯罪率进而实现区域旅游经济增长，表明数字经济可以通过提升消费者的出行安全进而影响旅游人次和旅游收入。基于数字经济对旅游发展的地区差异和旅游发展基础设施差异展开讨论，异质性分析发现在中西部地区，数字经济对旅游增长的影响更为显著，表明在中西部地区，数字经济建设能弥补旅游产业发展中存在的地理位置和市场劣势，提升旅游吸引力。此外，旅游资源禀赋越高的地区，其数字经济的发展越能提升区域旅游发展水平，表明旅游资源禀赋是决定区域吸引力的重要因素，数字经济的发展能够为其带来“锦上添花”的作用；而旅游接待能力越弱的地区，其数字经济的发展越能提升区域旅游发展水平，数字经济与旅游接待能力之间存在互补效应。     

数字乡村赋能农民增收：效应与机制——基于县域的实证

数字乡村建设作为乡村振兴的战略方向，对农民增收有着重要影响。文章基于2018—2020年1127个县域的面板数据，构建回归模型考察数字乡村建设对农民增收的影响。结果表明：现阶段数字乡村建设对农民的增收效应主要通过乡村数字基础设施建设、经济数字化和生活数字化来实现，乡村治理数字化的增收效应尚不明显；对农业县、经济欠发达以及财政支持力度较弱县域的农民增收作用更为明显。此外，数字乡村建设具有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且溢出效应明显大于直接效应。中介效应的检验结果显示，数字乡村建设可以通过激发县域内生动力，提升县域创新水平实现农民增收；调节效应检验结果表明，人力资本水平高的县域可以更好地推进数字乡村建设对农民收入的提升。     

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区域制造业技术进步的影响

利用DEA-Malmquist指数法分析2000—2013年中国29个省份(海南、西藏除外)制造业TFP技术进步,探究生产性服务业的集聚对制造业TFP技术进步的影响,研究表明:生产性服务业的专业化与多样化集聚带来的马歇尔和雅各布斯外部性是引起制造业技术前沿推进的重要原因;生产性服务业的集聚经济对区域制造业的技术创新作用具有异质性,其中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集聚的溢出效应对西部制造业TFP技术进步的影响明显,而信息技术产业、金融业以及科学技术服务业集聚产生的雅各布斯外部性对东部制造业影响更大。     

服务开放、技术创新与城市服务业效率

服务业创新发展对于加速推进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作用。文章以2006—2019年中国地级及以上城市的数据为样本,基于2016年起实施的服务贸易创新发展试点的准自然实验,使用双重差分法实证检验了中国服务开放对城市服务业效率的影响,并进一步讨论了服务开放影响服务业效率的作用机制。结果表明,中国服务业开放显著提高了城市服务业效率,试点城市的服务业效率提升约15.4%,在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该研究结论依然成立。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服务开放对服务业效率的正向影响会随着城市服务业发展水平的提高而减弱。通过影响机制研究发现,技术创新能力提升是服务开放提高城市服务业效率的重要作用渠道。     

泛粤港澳大湾区制造业数字化生产效率时空分异及驱动力研究

泛粤港澳大湾区是中国区域重大战略与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的重要叠加区，定量评估该区域制造业数字化生产效率的时空特征及发展驱动力，对深入研究制造业数字化与区域协调发展之间的互动机制具有重要理论与现实意义。采用超效率SBM模型和ESDA分析2010—2019年泛粤港澳大湾区制造业数字化生产效率的时空特征，并借助地理探测器技术进一步研究影响制造业数字化生产效率时空分异的驱动力。结果表明：2010—2019年泛粤港澳大湾区制造业数字化生产效率呈现出逐步下降的趋势；对该区域内不同城市群组团数字化生产效率进行测度，表现为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组团的制造业数字化生产效率逐步提高，而非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组团的制造业数字化生产效率逐步下降。泛粤港澳大湾区制造业数字化生产效率在空间结构上呈现出明显的“中心—边缘”特征；在低生产效率边缘区域分布有若干高生产效率节点型城市，表现出显著的“集聚性”和“极化”特征；数字化生产效率较高的城市对周边城市具有正向外部效应。经济发展动力、互联网发展动力、移动互联网发展动力、服务业支撑力和信息技术投入驱动对泛粤港澳大湾区制造业数字化生产效率的解释作用较为显著，驱动力之间的交互作用对数字化...     

数字普惠金融与现代服务业高质量发展——基于服务消费视角的研究

文章基于现代服务业发展的规模、结构与效益,结合“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构建现代服务业高质量发展评价指标体系,采用主成分分析法测算了2011—2020年我国30个省份的现代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综合指数,结合北京大学数字金融研究中心编制的数字普惠金融指数,实证检验了数字普惠金融对现代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能显著促进现代服务业高质量发展,这种促进作用在东部地区表现得更为明显,在中西部地区则并不显著。此外,数字普惠金融对现代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具有阶段性特征。中介效应分析结果显示,数字普惠金融可以通过提升居民人均服务消费支出和优化居民消费结构推动现代服务业高质量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