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经济、经济聚集与碳排放

文章使用2003—2019年我国省级面板数据,构建动态空间面板模型、中介效应模型考察我国数字经济发展对碳排放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结果表明：（1）我国数字经济发展能有效降低碳排放强度,在东、中、西部地区的减排效应均显著。（2）碳排放具有时间依赖性和空间溢出性特征。（3）机制检验结果表明,数字经济发展促进了东部和中部地区经济集聚,并通过经济集聚的正外部性发挥积极的减排作用,但在西部地区,经济集聚减排的中介效应不显著。     

数字经济对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研究

文章在构建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评价指标体系的基础上,根据2014—2020年我国14个省份的省级面板数据,运用面板回归模型实证检验了数字经济对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效应和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1）数字经济对体育产业的高质量发展起了显著推动作用,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包括替换核心解释变量、考虑内生性问题、缩尾处理及剔除直辖市之后,这一结论仍然成立。（2）异质性分析发现,数字经济对我国东部地区、经济发展水平高的地区和文体财政支出力度大的地区的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的促进作用更显著。（3）提升技术创新水平、促进体育产业结构合理化和提高体育产业竞争力是数字经济驱动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的主要作用机制。     

政府数据开放对数字经济的影响

文章基于政府数据开放对数字经济影响的理论分析，利用我国2013—2020年的省级面板数据，通过多期双重差分模型检验了政府数据开放对数字经济的政策效应及其影响机制。实证结果表明，政府数据开放能够显著促进数字经济发展；区域创新能力、人力资源禀赋、信息技术水平在两者之间发挥着显著的正向调节作用。异质性分析表明，东部地区的政府数据开放对数字经济发展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中部和西部地区则不显著。据此，应从加速数据开放进程、提升区域创新能力、打造区域创新环境三个方面予以改进。     

平台经济赋能实体经济发展——基于空间计量模型的实证

数字经济的发展、数字强国的建设离不开平台经济的蓬勃发展,平台经济作为数字经济时代的典型业态,将对实体经济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文章从3个维度构建平台经济发展评价指标体系,使用熵值法计算各指标权重并测算出平台经济发展水平,选取2013—2021年我国31个省份的面板数据,通过构建空间杜宾模型来检验平台经济发展对实体经济的影响及空间效应。研究结果表明：平台经济发展能够促进实体经济发展,且存在显著的正向空间溢出效应。平台经济发展水平存在空间异质性,平台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地区对实体经济发展的间接促进作用更为明显。     

数字经济对劳动生产率的影响——基于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

文章基于数字经济对劳动生产率影响的理论分析，利用我国2011—2020年的省级面板数据，检验了数字经济发展对劳动生产率的影响并分析其作用路径。实证结果表明，数字经济对劳动生产率的提升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在作用路径上，数字经济可通过提高人力资本水平，进而提升劳动生产率。异质性分析表明，相对于东部地区而言，数字经济的发展对中西部地区劳动生产率的提升作用是显著的；在2015年数字经济上升到国家战略以后，其对劳动生产率的提升作用显著增强；在不同的人力资本水平下，数字经济均对劳动生产率提升产生显著的促进作用，对高人力资本的作用力度更大。     

数字经济、绿色技术创新与经济高质量发展

文章基于2012—2019年我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建立评价指标体系并测度地区数字经济与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构建面板固定效应模型实证分析了数字经济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及作用机制,并进一步采用空间杜宾模型探讨其空间溢出效应。结果表明：数字经济对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积极影响,绿色技术创新是数字经济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路径,数字经济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促进效应存在边际效应递减现象;同时,数字经济可通过空间外溢效应促进周边地区的经济高质量发展,且存在区域异质性。     

数字经济对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影响的实证检验

数字经济可以通过提升技术创新、互联网普及程度和实体经济水平,进而赋能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文章基于2015—2018年中国288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面板数据,构建综合指标体系对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进行测度,并结合各城市数字经济指数,利用2SLS等估计方法实证研究了数字经济对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结果表明：数字经济能够提高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且存在门槛效应;从传导机制来看,数字经济能够通过提升技术创新、互联网普及程度和实体经济水平促进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     

数字经济对制造业转型升级的影响

文章旨在研究数字经济发展对制造转型升级的影响及作用机理,并采用2011—2018年我国省级面板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数字经济对制造业转型升级具有显著促进作用;数字经济通过提升地区创新能力和全要素生产率促进制造业转型升级,且二者对制造业结构高级化的中介效应显著强于对制造业结构合理化的中介效应,全要素生产率的中介作用显著强于创新能力的中介效应。中介效应的异质性检验表明,相较于混合技术创新,实质性技术创新对制造业转型升级的中介效应更强,这种差别来源于数字经济对不同创新形式的差异化影响。     

数字经济、产业集聚与黄河流域制造业高质量发展

文章基于2011—2020年黄河流域城市面板数据,运用固定效应模型和中介效应模型,实证分析数字经济、产业集聚对黄河流域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机理。结果表明：数字经济有效推动了黄河流域制造业高质量发展,产业集聚从中发挥了积极的调节作用,黄河下游地区数字经济的赋能作用明显高于中上游地区。应通过完善基础设施、改善产业生态、优化政府职能、创新体制机制,有序推动黄河流域制造业步入数字经济发展新时代。     

数字经济与城乡融合发展：内在机理与实证分析

文章从空间、经济、社会、生态4个维度诠释了城乡融合发展的内涵要义并构建了多维度城乡融合发展评价指标体系,基于2011—2020年的省级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了数字经济对城乡融合发展的影响效应和传导机制,探索数字经济助推城乡融合发展的实现路径。结果表明：数字经济的快速发展能够促进城乡融合发展助推农业农村现代化,且对数字经济发达地区的正向驱动效应更强烈;从区域异质性看,东部和中部地区数字经济对城乡融合发展具有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而西部地区数字经济对城乡融合发展的正向促进效应不显著;在作用机制上,数字经济通过助推城乡空间融合、经济融合、社会融合和生态融合助推城乡融合发展。     

国内国际“双循环”有效联动测度及其应用研究

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重点在以国内大循环为主，有效联动国内国际“双循环”。通过对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双循环”相关重要讲话的深入学习和已有文献的详细梳理，结合可获得数据，科学论证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指标体系。通过构建模型，设定核心变量“双循环交互项”,从宏观和微观两个视角测度国内国际“双循环”有效联动能否有效激发全要素生产率，并在微观层面验证技术创新这一中介效应，解决“双循环”领域宏观和微观层面实证研究的可操作性问题。研究表明：首先，通过熵值法构建的内、外循环发展水平存在着明显的地区差异，即东部地区较高，中西部地区依次递减。其次，在宏观层面的实证检验中，“双循环”有效联动对东部地区的促进作用较中西部地区更为显著；在微观层面的实证研究中，总体上“双循环”有效联动提升了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对国有企业和规模较大的企业有着更显著的促进作用。最后，将科技创新作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和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中介变量，验证了“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可以通过技术创新作用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这一路径。     

数字经济促进经济增长的城市异质性研究

中国正处于数字经济快速发展时期，数字化是打造经济高质量发展新引擎的现实需求。同时，中国城市众多，城市之间经济增长水平存在较大差异，不同城市从数字经济获得的经济增长效应也可能不相同。区域协调发展需要保持城市间经济发展水平差异可控，因此，数字经济的经济增长效应存在怎样的城市异质性还关系到城市发展的协调问题。从集聚经济和“涓滴极化”理论出发，在理论上探讨了数字经济对经济增长的直接效应和溢出效应存在城市异质性的逻辑。基于2013—2018年中国城市面板数据，构建双重固定效应面板模型，研究发现信息基础设施、数字产业化和数字金融对城市生产率的均值回归系数显著为正。在基准模型上施加分位数约束和引入空间滞后项，构建面板分位数模型和分位数空间杜宾模型估算数字经济不同维度对城市经济增长在不同分位点处的回归系数，研究发现，宽带互联网、数字产业化和数字金融更偏向提升中小城市本地经济水平，移动通信更偏向提升大城市本地经济水平；数字产业化对经济水平的空间溢出表现为涓滴效应；信息基础设施只对大城市经济水平具有正向空间溢出，并未对中小城市经济水平产生积极的空间溢出，甚至构成阻碍作用。实证结果表明，数字经济是控制城市经...     

数字经济、创新绩效与经济高质量发展——基于中国城市的经验证据

文章基于2011—2019年我国283个城市的面板数据,实证考察了数字经济发展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及传导机制。结果显示,不论是用差分GMM还是系统GMM估计方法,数字经济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均显著为正。进一步研究表明,数字经济发展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具有明显的异质性:对中西部地区的影响高于东部地区;对中小城市的影响高于大城市和超特大城市。中介效应分析的结果表明,数字经济发展通过促进创新绩效提升来驱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数字经济发展对企业创新持续性的影响

基于数字经济发展和企业创新理论，文章利用2012—2020年省级数字经济发展指数以及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经验数据，实证检验了数字经济发展对企业创新持续性的影响，并探讨了双元创新能力与制度环境在二者关系中的影响效应。结果表明：数字经济发展能够显著提升企业创新持续性水平；探索式创新和利用式创新能力均能够显著提升数字经济发展与企业创新持续性之间的正向关系，并且在两者关系中起到显著的中介作用；制度环境能够对数字经济发展与企业创新持续性的影响关系起到有效调节作用，且在制度环境好的地区更显著；进一步分析则表明数字经济发展对企业创新持续性的赋能作用在东部地区更显著。     

构建国内经济大循环制度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

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首先需要解除制度约束,建立与之相适应的新制度体系。文章基于消费、投资、创新三个维度揭示了构建国内经济大循环的理论内涵,提出了国内经济大循环的四个主要制度影响因素：行政干预约束与市场经济制度供给、企业家精神繁荣约束与营商制度供给、“人的城镇化”约束与城乡融合制度供给以及国际环境约束与开放型经济新体制供给。并构建经济内循环综合指数,实证检验了制度对经济内循环指数的影响,结果表明,市场经济制度水平、营商制度水平、城乡融合制度水平对各地的经济内循环指数产生了显著的正向影响。     

长江经济带数字金融对经济包容性增长的影响及其门槛效应研究

发展数字金融是实现经济包容性增长的重要战略举措。文章基于2011—2020年长江经济带108个城市的面板数据，运用EBM-GML指数测度经济包容性全要素生产率，实证考察长江经济带数字金融对经济包容性增长的作用。结果表明：数字金融显著促进了经济包容性增长，且促进作用主要来自数字金融使用深度与数字化程度的扩张；数字金融对经济包容性增长存在基于经济发展水平和城镇化率的双重门槛效应，存在基于基础设施建设水平的单一门槛效应，跨过门槛值后，数字金融对经济包容性增长的促进作用更为显著。     

数字经济与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基于新发展理念视角的分析

文章借助CRITIC-熵权法测算了2012—2020年我国28个省份的数字经济和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水平,实证分析了数字经济对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效应,并借助面板门槛回归模型、空间杜宾模型等对影响效应特征进行探析。结果表明：数字经济能显著地提高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水平,且边际提升效应会随着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文化产业规模和产业集聚度的提高而递增,随着消费水平和消费结构的升级而先增后减。同时,这种提升效应具有非均衡性,在创新、协调、开放和共享四个维度中,仅对创新和共享有显著促进作用;在三大地区中,对东部地区的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作用效果最强,而对中部地区未见显著影响;在空间上,对本地区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正向作用显著,而对关联地区的文化产业空间溢出效应不明显。     

供需双循环测度与中国经济平稳增长

本文基于新发展格局“经济循环”的内涵特征构建了一个理解双循环的分析框架，从企业间中间产品供给循环和对企业的最终产品需求循环视角测度了我国供给端和需求端双循环，并通过结构分解分析（Structural Decomposition Analysis,SDA）方法探究了双循环视角下我国经济的平稳增长。研究发现：我国经济发展呈现出以国内循环为主体的显著特征，国内循环占比超过74%。供给端双循环中，内资企业间循环和内外资企业间循环占比在上升，而国内外企业间循环占比在下降，但仍在我国经济发展中扮演重要角色；需求端双循环中，国外对国外企业的最终产品需求对经济发展的重要性仅次于我国对内资企业的最终产品需求。SDA结果表明，国内循环发挥了经济增长的稳定器作用，国内循环效应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始终保持在76%以上，尤其是需求端我国对内资企业的最终产品需求和供给端内资企业间循环的贡献度表现突出。和内资企业一样，外资企业也在促进内外经济循环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表现为内外资企业间循环不仅拉动了我国的经济增长，更是促进我国经济平稳增长的关键因素。本文的研究丰富了对于构建新发展格局的认识，也为解释我国经济的平稳增长提供...     

数字经济与中国制造业出口结构升级

文章从全球价值链视角切入,基于2011—2020年中国省级层面数据,运用面板固定效应模型、中介效应模型和门槛模型,多维度实证检验了数字经济对中国制造业出口结构升级的影响及其内在机制。得出主要结论如下：数字经济显著促进了中国省级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提升;弘扬、激发企业家精神是数字经济促进制造业出口结构升级的重要机制,其中企业家创新精神的促进作用大于企业家创业精神;数字经济对出口结构升级的影响存在金融发展水平和对外开放水平的门槛效应,当两者超越门槛值后,数字经济能显著促进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提升。     

中国省域数字经济的发展水平与空间收敛性分析

科学把握各地区数字经济的发展水平及其禀赋差异，对于推动中国经济结构提质转型，实现数字中国建设目标具有重要意义。基于此，依据数字经济的内涵特征以及地区数字经济的发展实践，从数字基础、数字产业、数字融合和数字环境四个维度构建指标体系，使用改进的指数法测度并评估中国各省份的数字经济发展水平，进而采用聚类分析法揭示其空间发展格局。研究发现，2015—2020年，中国各省份的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均呈现增长趋势。广东的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最高，青海暂居末位，并且落后型省份在数字经济测度的各项维度指标中均不具备优势。从整体来看，中国数字经济发展基本形成了东部省份集体领先、中部群体次之、东北和西部区域相对落后的俱乐部式阶梯递减的空间分布特征。但在发展速度上，省域数字经济的年均增速高达10%以上，并且中西部地区的增速已经明显快于东部地区，形成集体追赶趋势。使用空间面板误差模型对省域数字经济的发展趋势做进一步分析显示，长期内，各地区数字经济发展通过省际之间的经济交流及空间溢出效应而形成收敛趋同现象，这一结论在条件收敛和绝对收敛模型以及变换空间权重矩阵的设定后均成立。研究结果表明，为构建区域数字经济动态互促的良性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