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普惠金融、要素流动效率与经济协调发展

文章以2011—2019年省级面板数据为样本，采用FGLS模型、交互项模型、中介效应模型和面板门限模型检验了数字普惠金融发展促进经济协调发展的效应与实现机制。结果表明：（1）数字普惠金融发展能显著缩小区域经济发展差距，提升经济协调发展程度；（2）数字普惠金融发展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存在以资本要素流动和技术要素流动效率提升为渠道的传导机制，且不同区域的提升程度存在差异；（3）数字普惠金融发展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存在要素流动效率渠道的门槛效应，即随着门槛值的提高，促进数字普惠金融发展能进一步降低区域经济发展差距；（4）经济开放程度、商业环境、金融发展水平等也是影响地区经济协同发展的重要因素。     

金融科技、企业融资与信贷资源配置效率

中国利率扭曲、信贷市场不完善，导致信贷资源配置效率较低。其突出的表现为民营企业和中小企业面临信贷配给问题，而国有企业和大企业由于其国有背景和规模优势，获取信贷较为容易。近几年金融科技迅速发展，一方面科技公司涉入金融领域开始从事金融业务，另一方面，银行开始应用金融科技以提高贷款技术。金融科技催生的新兴金融产品和服务模式有助于增加对民营企业和中小企业的信贷供给，减少了信贷市场存在的“所有制歧视”和“规模歧视”,有可能提高了信贷资源配置效率。基于2011—2020年省级层面数据，探讨金融科技发展对信贷资源配置效率的影响及其理论机理。研究结果表明，金融科技发展能够显著提升信贷资源配置效率。机制分析表明，金融科技发展提高了金融机构搜集信息和处理信息的能力，有效降低银企信息不对称，缓解民营企业和中小企业融资困难，进而提高信贷资源配置效率。异质性分析表明，金融科技发展提高信贷资源配置效率的作用仅在政府调控程度高的地区、金融抑制程度低的地区和中西部地区显著。本研究从理论上丰富了信贷资源配置效率影响因素的研究，拓展了金融科技经济后果的研究，为推进金融科技发展以提高信贷资源配置效率提供了理论基础、经验证据...     

金融开放背景下商品金融化的经济缓冲效应检验与机制分析

文章基于金融机构商品投资决策机制的微观视角，通过构建包含商品金融化因素的DSGE模型，考察商品金融化在不同金融开放程度和金融市场效率下的经济缓冲效应。研究发现，适度的商品金融化在商品价格外生冲击下具有经济缓冲效应，而过度商品金融化将引起资本投资收益率下降，导致投资持续负增长和经济波动加剧；金融开放的调节机制和金融市场效率的稳定机制分别非对称地影响商品金融化的经济缓冲效应。其中，在越接近完全金融开放的环境下，商品金融化的经济缓冲效应越显著；而越低的金融市场效率会导致商品金融化的经济缓冲效应越不稳定。     

数字金融、技术创新与共同富裕

扎实推进共同富裕是“十四五”期间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目标，如何把握促进共同富裕的着力点是当前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文章基于技术创新的视角，系统分析了数字金融促进共同富裕的内在理论逻辑，并运用我国30个省份2011—2020年的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了数字金融对共同富裕的影响。研究发现：我国各省份共同富裕水平普遍较低，但总体呈上升趋势；数字金融发展能够显著促进共同富裕，并且对中西部地区的贡献超过东部地区；机制检验结果表明，数字金融能够通过提升技术创新水平来促进共同富裕；数字金融对共同富裕的影响存在边际效应非线性递增的特点。     

数字金融与实体企业金融投资行为

数字金融作为数字技术与传统金融融合所产生的一种新金融业态，不仅完善了金融体系，也改变了企业的融资环境和投资行为。基于2011—2019年上市实体企业数据识别并探讨了数字金融对实体企业金融投资行为的影响、机制、动机及经济后果。研究表明：数字金融促进了实体企业金融化，经过内生性处理和稳健性检验后结论依旧成立。机制检验表明数字金融缓解企业融资约束，助推了实体企业金融投资行为，进而提升金融化程度。异质性分析发现数字金融覆盖广度对企业金融化的影响不显著，使用深度和数字化程度则显著提升了企业金融化水平；数字金融的企业金融化效应仅存在于非国有企业、小规模企业；只有在传统金融发展水平和互联网普及率高的城市，数字金融对企业金融化的影响才显著为正。进一步，基于“数字金融—加剧金融化—抑制主业发展”逻辑链条，发现企业的套利动机驱动了数字金融的企业金融化效应，数字金融不仅抑制了企业的实业投资和主业业绩，还削弱了数字金融的就业提升效应。文章拓展了企业金融化驱动因素和数字金融经济后果的研究，有助于企业和政府政策制定者深刻认识数字金融对企业长期发展乃至宏观经济发展潜藏的负面效应，研究结论为金融供给侧改革和推进金融服...     

数字金融对企业投资效率影响的实证检验

文章基于企业投融资视角,分析了数字金融发展对企业投资效率的影响,并对其机制进行检验。将2011—2018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与数字金融发展情况的数据进行匹配发现,数字金融发展通过缓解企业融资约束促进企业投资效率提升,这一效应在投资不足样本中表现得更明显。相比国有企业,数字金融发展对民营企业投资效率的促进作用更显著。考虑到不同地区市场化水平的差异,发现数字金融对企业投资效率的提升作用在市场化水平低的地区更显著,并基于多种稳健性检验证实了结论的稳健性。     

中国金融发展对农民收入影响的统计检验

文章基于协整理论、误差修正模型和格兰杰因果检验,根据中国1978-2009年的时间序列数据,实证分析了中国金融发展对农民收入的影响。结果表明：人均资本存量、金融机构信贷水平、货币化程度都对农民收入有显著的影响,且影响力次第减弱,而资本市场的发展对农民收入的增加有轻微的抑制作用,但这种抑制作用并不显著。     

正规金融、非正规金融与家庭创业——基于Logit和PSM模型的研究

基于CFPS2016的数据,采用Logit模型分析正规金融与非正规金融对家庭创业决策的影响,发现正规金融与非正规金融均显著促进家庭创业决策,且二者存在显著的替代效应。采用PSM模型进一步分析正规与非正规金融对家庭创业绩效的影响,研究表明:正规金融虽然整体上显著促进了家庭创业绩效,但对农村、中西部地区以及从事农业生产和无稳定收入来源的家庭创业绩效的作用仍十分有限;非正规金融对家庭创业绩效的作用非常有限且不显著。     

科技金融、技术创新与经济高质量发展

文章基于2005—2020年我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运用空间计量模型实证检验科技金融与技术创新对我国经济增长质量的总体影响。研究表明,科技金融提升了我国经济增长质量与效益,技术创新也发挥显著的积极影响,同时技术创新与科技金融的深度协同也能够促进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分析发现,科技金融与技术创新协同发展可以通过影响全要素生产率与市场运行效率、社会福利水平与共享经济成果、自然资源利用率与生态环境污染三个维度促进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同时通过作用于经济结构与市场体系、国民经济素质与人力资本两个维度抑制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而对于经济增长的稳定性与持续性影响并不显著。分区域观察,科技金融与技术创新的互动融合能够显著促进我国东部地区和西部地区经济增长质量的提高,但却抑制了中部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     

数字普惠金融、创新驱动与共同富裕

文章基于我国2011—2020年的省级面板数据，利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和中介效应模型，从创新驱动视角分析数字普惠金融影响共同富裕的内在机制，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有利于促进共同富裕，并且存在维度异质性和区域异质性，数字普惠金融的使用深度和数字化程度均能促进共同富裕，东部地区数字普惠金融的促进作用最明显；创新驱动在数字普惠金融与共同富裕的关系中起到中介作用，即数字普惠金融通过提升创新驱动能力促进共同富裕；城市化水平在数字普惠金融对共同富裕的促进作用中起到正向调节的作用，即城市化水平越高，数字普惠金融对共同富裕的促进作用越明显。     

房地产市场波动、宏观审慎政策有效性与双支柱调控

房地产市场波动对经济波动具有显著影响，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对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将家庭购房按揭贷款和房地产开发商抵押贷款嵌入带有金融中介的动态随机一般均衡（DSGE）模型，分析房地产市场波动对宏观经济的影响和传导机制，讨论宏观审慎政策调控房地产市场的有效性并评估双支柱调控效果。研究发现：住房偏好冲击驱动房价上涨，拉升银行杠杆，扩张信贷，积累金融风险；一旦风险显现，来自银行内部的金融冲击通过恶化银行资产负债表，收紧信贷约束，造成经济波动。本文选取两类住房金融监管工具进行逆周期宏观审慎政策实验，结果表明：最优贷款价值比政策和最优资本充足率政策对房价均可积极调控，但对信贷调控力度存在差异；宏观审慎政策对不同家庭福利存在取舍，社会福利通过卡尔多-希克斯效率增进。基于拓展的政策前沿曲线分析可知，宏观审慎政策通过降低顺周期信贷波动减轻了房地产市场波动对宏观经济的冲击，并与货币政策形成合力，提高了经济和金融稳定性。本文为厘清房地产市场波动的传导机制、研判宏观审慎政策调控房地产市场的有效性以及健全双支柱调控框架提供了政策启示。     

数字金融、高技术产业集聚与区域创新绩效

强化数字金融的创新激励效应，是助力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手段。文章基于2011—2020年的省级面板数据，从影响效果、传导机制、非线性特征和空间效应四个方面对数字金融与区域创新绩效的关系进行检验。研究发现：（1）数字金融显著提升了区域创新绩效，且促进效应在南方地区、金融基础较弱的地区和数字金融发展后期更强；（2）数字金融能够通过促进高技术产业集聚，强化集聚规模经济效应和多样化知识溢出效应来间接提升区域创新绩效；（3）数字金融对区域创新的促进作用存在数字金融发展水平、研发投入强度的单一门槛效应和信息化水平的双重门槛效应；（4）数字金融可通过空间溢出效应促进周边地区创新绩效的提升。     

高技术制造业金融支持效应研究

采用面板数据模型方法,实证检验广东金融发展水平对高技术制造业发展的影响.实证分析结果表明,银行信贷水平和资本市场规模与高技术制造业的增长之间存在负相关关系.高技术制造业金融支持效应欠佳的原因在于,广东金融体系的发展主要表现为总量规模的扩张,功能和效率并未同步提升.经验分析所蕴涵的政策含义是,应提高金融发展的效率,形成将金融资源向高技术制造业适当倾斜的配置机制,促进高技术制造业的发展.     

数字鸿沟视角下数字金融对高质量发展的影响

近年来，中国数字金融飞速发展并显著促进了高质量发展，但是数字金融的发展仍然受到“数字鸿沟”的制约。基于2011—2019年的省级面板数据分析了数字金融对高质量发展的影响效应以及基于数字鸿沟视角的调节机制。研究表明：数字金融及其三个维度对高质量发展呈现显著的正向影响，以上结论在考虑内生性及稳健性检验之后仍然成立；地区和结构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数字金融对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在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和互联网普及率低的地区更为显著；从数字鸿沟的视角分析调节机制，数字鸿沟在数字金融对高质量发展的影响中起到显著的调节作用，其中接入鸿沟起到抑制调节作用，而使用鸿沟和能力鸿沟则起到强化调节作用。研究结果为数字金融赋能高质量发展政策的制定以及避免数字金融中的数字鸿沟问题提供决策参考。     

不同资金来源对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效应分析

除农民自己的支出外,农村经济主要资金来源有财政安排的各项农村投资、各级财政安排的农业支出,以及商业银行的各项存贷款。文章用C-D模型为基础实证了各种资金来源对农村公共产品的影响。结果表明,农村投资对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影响明显,而现有商业银行存贷款对农村公共产品影响最不显著。这意味着金融机制支持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空间较大,金融机构应调整投向,改善金融产品与服务,提高风险容忍度,同时应增加金融机构激励,提供更多金融风险分摊机制。     

数字普惠金融能促进包容性增长吗?

包容性增长是经济发展追求的主要目标，是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战略举措。数字普惠金融能否利用科技创新优势促进包容性增长，对中国社会更平衡、更充分发展至关重要。基于熵权法构建了中国30个省份的包容性增长总指数及经济可持续增长、收入分配和机会公平分指数，分析了中国不同地区的包容性增长现状，并从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和覆盖广度、使用深度、数字支持服务程度角度研究了数字普惠金融对包容性增长的影响。研究发现：中国包容性增长水平呈现“东—中—西”依次递减趋势，东部地区水平高、增速慢，中西部地区水平低但增速快，各地区包容性增长之间虽存在较大差异，但这一差异随着时间的变化而呈现缩小趋势。数字普惠金融对包容性增长有明显的正向影响，数字普惠金融能有效促进中国收入分配和机会公平。相比于东部地区，中西部地区数字普惠金融对包容性增长促进作用更为明显；在东部地区数字普惠金融主要是通过提高创新水平来促进包容性增长，在中西部地区主要通过提高创新水平和提高人力资本来促进包容性增长。研究有助于正确把握中国包容性增长的内在变化规律，科学认识数字普惠金融对包容性增长的影响机制和传导路径，对制定高质量的国家发展战略，促进经济高质量...     

资本要素市场扭曲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及其机制研究

高质量发展离不开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资本要素市场。本文基于2004—2020年我国省级面板数据，分析资本要素市场扭曲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效应及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我国各地区资本要素市场扭曲程度和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存在明显的地区差异；资本要素市场扭曲显著抑制经济高质量发展，且相较于资本配置过度，资本配置不足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抑制作用更大；资本要素市场扭曲通过技术创新显著抑制经济高质量发展，且通过自主创新渠道的抑制作用大于模仿创新和技术引进渠道。本文的研究结论为改善资本要素市场扭曲、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有益的政策启示。     

中国数字供应链金融发展水平及演变测度

文章立足2016—2021年中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构建中国数字供应链金融发展水平评价指标体系，利用泰尔指数、自然间断点分级法和莫兰指数法测度数字供应链金融发展水平。研究发现：研究期内，中国数字供应链金融发展水平呈逐年递增态势，但四大地区和五大经济带之间存在显著异质性，差异依次来源于地区间差异、地区内差异；在空间层面，数字供应链金融发展水平呈现“东部—中部—西部”及“沿海地区—内陆地区”依次递减趋势，且在大部分地区内处于较低发展水平。由此，应扩大数字供应链金融规模、改善数字供应链金融发展结构、提升数字供应链金融资源配置效率与优化数字供应链金融发展环境，以此赋能数字供应链金融高质量发展。     

共同富裕视域下数字金融对城乡消费差距空间收敛的影响研究

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居民消费水平显著提升。与此相对，城乡二元结构体制下的消费差距问题也渐趋凸显，如何在保障消费存量的前提下缩小城乡消费差距是形成城乡协调发展格局、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一环。基于2012—2019年省级面板数据构建空间自回归模型，检验数字金融对城乡消费差距的空间收敛效应。实证结果表明，城乡消费差距存在显著的绝对β收敛以及条件β收敛，并表现出正向空间溢出效应，而数字金融对其收敛作用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此外，在区域异质性研究中发现，数字金融对中西部地区城乡消费差距的收敛作用要显著优于东部地区。值得注意的是，数字金融对城乡消费差距的收敛作用在不同层次的消费品中存在显著差异，与促进基础消费品类城乡消费差距收敛不同，其对高级消费品类城乡消费差距收敛呈现抑制效应。机制分析表明，数字金融将通过创富和共享两类渠道促进城乡消费差距收敛。尽管如此，城乡消费差距的收敛进程仍面临一定掣肘。为此，中国在推进数字金融发展的同时，应尽快完善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普及居民金融知识；在健全区域合作、互助机制的同时，需注意消费内部层级差异，积极落实租售同权政策；在保障数字金融助推渠道畅通的同时，要进一步助力资金研...     

数字金融能力对居民家庭收入脆弱性影响的实证

在经济恢复势头不够强劲、劳动力市场修复迟缓等不确定性因素的冲击下，如何增强家庭风险防范与管理能力，缓解家庭收入脆弱性是一个亟待研究的现实问题。文章基于2015年、2017年、2019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在运用迭代主因子法测算数字金融能力的基础上，采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和中介效应模型实证检验数字金融能力对居民家庭收入脆弱性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结果显示：数字金融能力能够有效缓解居民家庭收入脆弱性，投资多样化和风险承担是其缓解效应发挥的重要途径。异质性分析发现，数字金融能力对东部、城市地区居民家庭收入脆弱性的缓解作用更为显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