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身感受与人格生成——舍勒人格伦理学中的“志向改变”问题

在舍勒现象学的人格伦理学中,人格存在的本真样式在于人格生成,人格生成首先意味着一种真正的志向改变,它在根本上存在着一个时机的要求。舍勒意义上的自身感受恰恰构成了人格生成的一个时机。从现象学的本质结构来看,自身感受是一种人格(而非自我)的精神感受或自身价值感受。舍勒将精神羞感、敬畏、懊悔、恭顺等等都归为这种人格的自身感受,并将之视为人格自身神圣化或真正的人格志向改变的技艺和时机、或者一种人格生成的可能性。因此,自身感受的现象学描述构成了舍勒人格伦理学的一个重要面向。     

老子的“道”与“德”及其伦理设计

“道”与“德”无疑是老子哲学的核心范畴。在老子那里，“道”既是世界的本原，也是万物的本体，还是宇宙运动变化的法则或规律，而“德”，则是世界万事万物当然包括人的合“道”而行的自然品性。在老子看来，万事万物运动变化的根本规律就是“反”，由此，形成了老子与众不同的首先以“失”致“德”、然后以“德”致“得”、最后实现以“失”致“得”的伦理设计，这种基于对自然规律体认和社会人文关怀的伦理思想具有和谐人际、秩序社会的深刻意蕴，在人类伦理思想史上魅力独具，价值永存。     

宁夏旧志整理与研究述评——兼谈宁夏古文献研究

宁夏旧志最早创编于明代,传世者约36种,已点校或影印整理者28种左右。20世纪80年代开始,宁夏旧志的整理与研究工作开始受到国内特别是宁夏学者的关注和重视,发表了一批有学术价值的整理与研究成果。宁夏旧志的整理研究成果主要体现为目录提要和论文两种形式。这些成果为进一步研究宁夏旧志,深入发掘其历史文化价值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由于历史原因,宁夏古文献研究尚有很多需要深入和加强之处。     

“德”之下移:西周铭文中的“德”

现存西周青铜器铭文中的周人之"德"经历了一个从天到王再到臣的"下移"过程。这个过程是一个有层级、以"礼"为外在形式的下移过程,为"德"内化为修身的功夫提供了契机。究其原因,"德"之下移既是基于西周确立、稳固政权的需要,也是区分贵族、庶民的政治策略。     

周人之“德”为“明德”论——兼论殷周之“德”的区别

德的原始观念来源于人们对效能和能力崇拜,是古代君王通过巡省方式树立自己的权威和影响力的反映。德字之初义就是政治控驭能力和权威影响力,这种观念大概产生于部族联合体的尧舜禹时代,所以德不是周人的首创,周人只是提出了不同于商人的明德观念,以帝迁明德为自己的政治合法性依据。德作为政治控驭能力的代称包括刚克和柔克两种手段,作为刚克手段的刑罚也是原始德含义的一个方面。与周人的明德观念相一致,明刑、明罚思想也是周人明德观念的衍生思想。     

“自然的德”抑或“人为的德”——从休谟的正义性质说谈起

休谟把一切德区分为“自然的德”和“人为的德”。在《道德原则研究》中,休谟着重考察了“自然的德”与“人为的德”的发生机制以及它们之间的区别与关联。在休谟看来,无论是“自然的德”还是“人为的德”,对于人或社会都有一种直接的或者间接的快乐或利益,而正义作为一种“人为的德”,对社会无益是有益的,人们也正是出于这种利益的考虑才建立起正义法则,公共利益是正义的唯一源泉。休谟通过“自然之德”与“人为之德”的比较来阐释他的正义思想,进而确立了正义观在其道德哲学体系中的核心地位。     

宋金盟誓岁输“绿矾”解——兼论金初的尚色与德运

金天辅七年三月宋金订立誓书,约定宋朝向金国“每年并交绿矾二千栲栳”。金人为何索要大量绿矾,这个问题前人皆无解释。通过考察绿矾的生产和用途,再结合当时的历史背景进行合理推测,盖因金初金军旗帜、服饰尚黑,而绿矾正是用于染黑的主要原料,金国在答应将包含矾矿的辽西京部分地区给与宋朝,以致无法自行生产绿矾的情况下,所以才要求宋朝岁输绿矾,既为保障军需,亦为掌控这一禁榷物资。同时需要指出的是,金初军中旗服尚黑,实源自北方民族固有的尚色习俗,与中原王朝的德运之说无关,后世学者不应将此类“尚黑”现象视为“水德”表征。     

德与德不形——略论庄子道德哲学语境下的“德”之内蕴

庄子以游心于德之和为基点,以德兼于道为理路,以辩德之本末,以论德之立修,以别德形关系,不仅表达了他对当时之世的不满与批判,而且也揭露了当时世人的伪善与狡诈。当然,在庄子崇尚自然无为的哲学语境下,也洋溢着对自然素朴之世的向往与对单纯和谐社会的企慕。尽管我们有时会认为庄子的这些理想在残酷的现实面前是乌托邦式的诉求,但是我们却无法漠视他建立的形而上的道德哲学体系。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道”与“德”

本文试图通过对＂道＂与＂德＂各自所代表的涵义及其在历史上的发展和衍化进行分析,同时与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进行对比研究,从而探索中国古代哲学思想发展的脉络,取其精华,弃其糟粕,为中国古代哲学思想提供一些新的诠释。     

中华传统“义”德的历史底蕴和现代弘扬

作为中国传统道德体系中的一个重要因素,“义”德蕴含了“衡量人们行为的准则”“导引人们的正向价值目标”以及“体现侠义道义精神”等。传统“义”德的伦理要求,主要体现在如何处理义与利、义与忠、义与孝等人伦关系实践中。自春秋以来,“义”德在社会中不仅是统治者治国的纲维,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的保障,亦是正人君子结交的原则,涵育个体人格的依据。传统“义”德不仅可以指导个人价值选择,为社会道德建设提供宝贵资源,同时也为我国处理国际关系提供了重要的价值理念。弘扬传统“义”德,须与时俱进,弃糟扬精,并与道德建设相结合,将其纳入社会主流价值体系的构建和时代新人（特别是青少年）培育的实践中,丰富其时代内涵,方能赓续其永恒价值。     

晏几道与纳兰性德之比较——兼论二人词作中的生命意识

在词学史上宋代词人晏几道与清代词人纳兰性德均属纯情词人,晏几道对纳兰性德的词创作有着较大的影响。文章比较了两位同人在身世、秉赋、个性、才情、价值取向等方面的许多相同与相似之处,并探析了二人词作中通过描述“梦境”而传达出的生命意识,一种对生命本体的忧思。     

晏几道与纳兰性德之比较——兼论二人词作中的生命意识

在词学史上宋代词人晏几道与清代词人纳兰性德均属纯情词人,晏几道对纳兰性德的词创作有着较大的影响.文章比较了两位词人在身世、秉赋、个性、才情、价值取向等方面的许多相同与相似之处,并探析了二人词作中通过描述"梦境"而传达出的生命意识,一种对生命本体的忧思.     

中西文化比较视域下“德”与virtue对译研究——兼论“多元一体翻译法”

在中国文化中,德是大家族社会中人的行为规范系统。德的语义内涵承载了个人的社会担当和家族责任,体现了中华文化仁爱的内在精神。Virtue是西方利益集团社会结构中统治阶级宰制全民的言行评价标准。个人尊崇此标准并以之为言行导向,体现出统治阶级对公民的规约。因此,德与virtue不能贸然对译。在中华思想文化术语外译实践中,译者应在中西文化比较前提下,采用多元一体翻译法,准确而完整地阐释德的语义内涵,重建译语文本中德的语义系统,让中华文化的美丽精神走向世界。     

“乐”的道德象征意义——《乐记》“乐以象德”观的伦理思考

《乐记》所言之"乐"并非只是单纯的艺术形式。从深层次看,它是具有道德象征功能的文化形态。"乐"作为道德的象征载体,可以对个体人格修养和社会伦理秩序发挥重要的作用。正因这种道德内核,"乐"的价值得以提升,成为一种造就完善人格的重要修养途径;同时也备受君主、圣贤的推崇,被视作维持社会伦理秩序不可或缺的道德教化手段。     

论官的“得”与“德”

“得”“德”相通是中国传统伦理的基本理念，也是权利义务关系的基本表达。“得”“德”统一就是权利与义务的统一，这是官德的基本问题。“得”“德”相悖必然导致权力的异化，导致官德的沦丧     

试论上古汉语中的兼词“诸”

本文以兼词“诸”为例,证明兼词在古汉语虚词中自成一类。文中笔者讨论了“诸”的几种用法:相当于“之于”的语法结构和语法功能;用于句尾,相当于“之乎”,表疑问或反问语气;在一些句子中,“诸”用在不及物动词之后,只能训释为“于”;有时,“诸”与“乎”连用,“诸”只有代词作用,失去了语气词作用。     

“德”“法”结合——党建的又一重要理论

"德"法"结合,是新时期江总书记对于党建理论的重大贡献."德"法"之所以要紧密结合,在于他们有共同的基础和目的;在于他们各有其特点;在于二者的相互关系;还在于法律不是万能的;同时,二者的结合,也是时代的迫切要求.只有"德"法"结合,党的事业才能蒸蒸日上.     

格义、反向格义中的是是非非——兼论气本论不是唯物主义

文章讨论了当代中国哲学研究中格义、反向格义的三个错误.其一,当代中国哲学中,用形上一词来解释metaphysica,这可以看作格义上的错误.如果认定气论是中国思想主根,形上指形式、质料这对范畴出现之前,因而与之对应的西文是pre-form(或pre-matter);形下则指形式、质料这对范畴出现之后,即post-form(或post-matter).Mataphysica在亚里士多德那里讨论万事万物是其所是的第一原因是形式还是质料,在气论看来,当属形下问题,因而译为形而上学是错误的.其二,唯心一词源自佛学"万法唯心(造)",故而无论形式(ideal、eidos、form)还是质料,均为法相,生于心.这就是说,唯心之原义是破idealism.可见用这个词译idealism是开了佛学的玩笑.其后再行反向格义,用唯物主义称呼气论(气本论),这是把气看作了质.今依亚里士多德思路,译idealism为形本论,相应地materialism译为质本论.气居形上,为pre-form或pre-matter;质与形归属形下.故而视气本论为唯物主义不当.其三,牟宗三对康德智性直观学说的批评,属反向格义;涉及怎样理解康德哲学中的bewut.牟宗三批评康德把自由看作公设,主张自由是呈现,根据在于有智的直觉.其实,康德讲自由为公设时,自由概念取存在体义.而在这个概念取心之能力义即看作纯粹实践理性时,则为呈现义.康德认为人没有智性直观(intellektuelle Anschauung),牟宗三坚称人有智的直觉,实则牟氏所谓智的直觉在康德哲学中的对应概念当是bewut.牟宗三论智的直觉,主要依据是良知反观(或返照).bewut义为观照,则反观(返照)义当对应selbstbewut.     

“立法诗”与“悲剧诗”——霍布斯与修昔底德对观

西方政治大传统中始终存在两种小传统之间的纠结、张力甚至对抗,它们在政治史上分别表现为：梭伦-克里斯提尼一系通过共和立法确立政治秩序的努力,与庇西特拉图-伯里克利一系通过僭主-“第一公民”的个人品质确保政制有效运转的主张,在观念上则表现为法权与意志、法治与人治、制度与强力之间的一致与冲突。两种传统互为表里、彼此彰显,才是西方政治秩序中“正义”与“力量”彼此支撑的关键,也是一切政治秩序的普遍理想。在《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中,修昔底德以委婉的叙事笔法对僭主-“第一公民”传统做了实质性的肯定,而霍布斯则将修氏上述努力提升至现代立法科学层面。本文将霍布斯与修昔底德对观,旨在：一方面通过霍布斯的“理论之眼”,洞察修氏著述中对僭政-“第一公民”传统的揭示以及其中所隐含的政治教诲;另一方面在于通过修昔底德的政治教诲,探索推进我们理解霍布斯公民科学的新的历史坐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