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人”与汉代西域民族关系

“译人”在汉王朝与匈奴争夺西域控制权的历史过程中曾经有突出的表现.“译人”们以西域为舞台的活跃表演,成为考察汉代边疆与民族问题必须予以重视的历史文化现象.汉与匈奴以及西域政权民族事务与外交事务处理方式的若干特点,也可以因此得以说明.西域“译人”的贡献,亦充实了中国翻译史的早期记录.     

“四皓”故事与道家的关系

曾经对于汉初政治史走向发挥重要作用的"四皓",若干迹象表露出与道家的特殊关系。"四皓"活动的"商山"地方久有楚文化的影响,而早期道家学说正是以楚地作为最初的文化基地。张良以对"四皓"的熟悉和理解,启动了这四位老人参与上层政治生活的表演。而张良本人形迹有明显的道家色彩,后来又被看作道教文化系统中神仙信仰的典范。张良的文化立场,使得处于秦岭留坝山中的张良庙成为道教胜地。除了与张良关系亲密而外,"四皓"自身也确实表现出与早期道教文化特征十分接近的品格。作为隐逸之士"四皓"表演道具的"紫芝",可以看作和神仙方术有关的一种文化象征。一些传统道教典籍中,记录了"四皓"的文化形象。后人或将道教文化范畴中具体的养生技术的发明权归于"四皓"名下。在道家文献体系中,也曾经有作为著作家的"四皓"的席位。在高帝和吕后的时代,黄老学说已经逐渐影响上层政治生活。按照司马迁的说法,"休息乎无为"的政治导向在吕后时代已经确定。注意这一历史现象,似乎也不宜忽略张良和"四皓"曾经发生的作用。     

钱钟书“诗心论”的历史美学价值

钱钟书之"诗心论"着眼于"史"、"诗"之本体,既论史有"诗心",又云史诗有别。史有"诗心",明史"文"重"律"之义,"文求宫商",史文亦当如诗文可咏可诵;诗之"持"谓"止",史不仅求"律"亦当重"止",把握好史实与情感的分寸,遵守"史法",正是历史科学追求的崇高境界。钱钟书论史与诗通,但知史有"诗心",尤须知史、诗有别:史重求真,诗则虚构。以"历史美学"为视角,钱钟书"诗心论"对于历史学研究具有深刻而丰富的启迪意义。     

文学地理视野下的“齐地庶女”与“东海孝妇”

作为文学母胎之一的地理环境,能给文学丰厚的滋养,使文学在横向运动中发展前进。从"齐地庶女"到"东海孝妇",其人物形象的一系列变化,就是在不同地理环境、不同历史时期的传播过程中体现的。同时,文学作品也反作用于人文环境。东海孝妇虽然产生于郯城,但具有地域性和超地域性的特点,已经成为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用文学地理的理论在视角和方法上对"齐地庶女"和"东海孝妇"探本溯源,可以取得不同于既往研究的成果。     

“空间”概念与近代北京城市史研究

在世界范围内的城市史研究中,"空间"曾被视为是一个单纯承载使用功能的地理场所,或者一种纯粹的客观存在。但随着近几十年来众多学科方法的交汇与融合,尤其是列斐伏尔、福柯、哈维等人的相关理论贡献与冲击,"空间"被赋予了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多重内涵,成为一个带有复合意义的概念。在近代北京城市史研究中引入"空间"维度,可以进一步丰富研究方法,转换研究视角,从而实现研究疆域的拓展与理论性的提升。     

“天下观”:中国单一制选择的历史基因

一国拓展和确定其疆域边界的依据深刻影响着一国宪法体制对国家结构形式的选择。当代中国根据历史传承"天下观",形成了统一中华民族认同,并以此人群范围划定了国家的地理疆域。中国历史上,"天下"和"国家"常在同一意义上被混同使用;但"天下"并不以既定地理疆域为界,它随儒家文化的辐射范围扩展,并随之将国家权力贯彻到所辐射的范围之内。这种国家权力结构形式的构建逻辑是教化。故此,"天下"在疆域边界的扩展时,形成了自上而下的授权模式,这是我国当代选择单一制的历史基因。     

陈垣与中国佛教史研究的现代转型——运用王国维创立的“新历史考证学”方法研究中国佛教史

"新历史考证学"方法的创立,是中国史学近代化的重要标志之一。本文分析陈垣对山西云冈石窟寺的研究、对《大唐西域记》的研究、关于《四十二章经》译撰时代的讨论、清初宫廷与禅宗史的研究,是运用"新历史考证学"方法研究佛教史的典范,从而确立他在中国佛教史研究从传统走向现代转型过程中的地位。     

“记录历史”与“创造历史”——论斯诺《西行漫记》的历史诗学

《西行漫记》的"文学性"不应仅仅在"文学修辞"或"文学形式"层面加以理解,它还指涉"历史"的"诗学"特性,表现为对历史的认知、理解与预示。这部作品使红军、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道成肉身",成为可辨识、可理解的现实政治力量,不仅仅表达和改变了"世界的中国观",而且形塑了一代中国人的"世界"观,并进一步建构了中国人的"国家认同"与"阶级认同"。这部以"记录历史"为名的作品既是"历史"的一部分,同时还成为创造"历史"的重要力量,深刻地影响了现代中国的历史进程。《西行漫记》生动地再现了长期被忽略的文类"非虚构写作"所具有的"文学"意义,并帮助我们再思"历史"的"文学性"。     

重建“遗忘之场”

胡恒认为,"集体遗忘"并非是"集体记忆"的结果,它还是其开端和动机。"集体遗忘"的几种形态都与空间相关,都涉及事件、地点。尤其是记忆介质在场的"遗忘",它直接将历史拉入现实。这使得记忆研究成为探讨历史与当下之间关系的通道。     

叠加与凝固——重思中国文化史的重心与主轴

"中国"以及"中国文化"的复杂性促使我们在探索并重写"中国文化史"时,必须反思其重心和主轴到底是什么这个基本问题。这包括:第一,即使仅仅是汉族的中国文化传统,也是由各种源头不同、性质不同的文化杂糅起来的,不宜采取"一脉单传"的方式来书写中国文化史。第二,由于古代中国的文化在历史上曾经历了若干次"叠加"与"凝固",中国文化史的主轴正应当在于书写这一凝固与叠加的复杂过程。第三,由于现代中国继承了传统中国,特别是清帝国复杂的族群血缘、领土疆域与文化传统,因此,什么文化才是"中国的"?这一点需要中国文化史格外重视。第四,由于中国经历了晚清民初的历史巨变,文化传统处在"断续"之间,那么,当前中国"认同"的文化基础是什么,即成为绝大的问题。因此,中国文化史特别需要关注"民族"、"疆域"、"宗教"以及"认同"等问题,尤其是需要讨论,在历史中,"中国"如何型塑"文化","文化"如何塑造"中国"这样一个重心,并由此设定其叙述的主轴。     

“养老”·“教养”·儒家“教化”

虽然以往一些论著已经注意到"教养"这一说法的出现与上古中国庠序中的"养老"有关联,但对这"养老"的具体内涵的解释却并不准确。文章对"养老"的内涵重新作了分辨,并进而考察了先秦儒家在春秋战国之际对"教养"内涵的改造,从而找出了"教养"之所以后来与人的人格修养关联在一起的人文逻辑线索。通过对"教养"原意的追溯,论文揭示了先秦儒家教化的独特品格与其对于人的生命成全的重大意义。     

论《易》中之“和”

<易经>是早期中华民族智慧的结晶.<易经>认为世界万物皆由阴阳两种不同元素组成."阴阳和谐"是事物变化发展的前提和基础.阴阳变易,整体和谐,才得以化生万物.<易经>之"和",是中国"和"文化的源泉,在中华数千年文明的历史进程中,"和"文化对于维护社会稳定,增强民族凝聚力,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今天我们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和"文化仍然是值得我们借鉴和吸收的重要文化资源,"和"的智慧和哲学在当代仍然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从"悖论性结构"到"现代转型"--兼评孔范今的文学史观

九十年代,孔范今把20世纪中国文学放在“历史的悖论性结构”中来把握,探求“文学的补偿性调整与发展”。在此基础上,近年他进一步提出了以“现代转型”为观照视角的文学史观。他的文学史观秉持学理性的学术立场,力求达到历史与逻辑的统一,体现出动态性、超越性、包容性的理论姿态,真正使“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在“复式结构”中得以多方位的整体性还原。     

"个人"与"整体"之间:"新时期"文学中的"英雄悲剧"

作为对当代文学英雄叙事传统的承接和延续,"新时期"文学"英雄悲剧"的叙事必然遭遇重构"个人"与"整体"关系的多重挑战;同时,与"受害者"和正剧英雄的形象相比,悲剧性"英雄"的塑造提出了更高的人格建构要求."新时期"英雄悲剧的叙事不同程度地陷入叙事矛盾导致的文本困境,尖锐地暴露了个人自我的成长在具体历史语境中的两难处境,也预示了当代文学英雄叙事传统的落幕.     

从“写象”到“写心”——试论“平民小说”与“士人小说”

“平民小说”与“士人小说”概念的重新提出和定义,并用以宏观关照宋元以来的中国古代小说：《金瓶梅》以前的小说多是“平民小说”,明清之际小说主流转向“士人小说”,直至近代。以“四大奇书”为代表的明代小说的“平民小说”性质。清代“士人小说”的流变及特征。     

析"无言"的天与"言说"的上帝

从语言哲学、诠释学和宗教现象学等视域加以分析,中国传统文化中"无言"的天与西方基督教中"言说"的上帝存在着以下不同:由于天"无言",使其所指隐含着多义性和随意性,而由于上帝"言说",使其所指被限定为独一的位格神;"无言"的天"出场"的时间性极其模糊,而"言说"的上帝"出场"则具有清晰的时间性;人与"无言"的天之间是"我与它"的共生关系,而人与"言说"的上帝之间则是"我与你"的对话关系;"无言"的天更多的是"直观地"启发人,而"言说"的上帝则往往"临在地"启示人;对于"无言"的天,人主要通过感悟和体会去认知,而对于"言说"的上帝,人只能借助信仰和激情去体认;"无言"的天以"道说"而澄明,"言说"的上帝则因其话语不断"冥化"而隐蔽.     

在"情""色"与"爱国"之间——论清末民初"英雌救国"小说的性/政治意识

清末民初的"英雌救国"小说有着深深的"性政治"情意结,其中的"情""色"叙事,基本上是被限定在民族革命国家命运的排他主义的框架中才可能存在.政治历史处境中的"情""色"被空前突出,民族革命的权力把"英雌"的"情""色"内涵紧紧地制约在"救国"的既定轨道上.     

关于名称和本质的若干思考

本文从现代名称理论的历史及具体争议入手,在对国内外有关研究成果进行比较研究的基础上,论证名称理论与本质主义的密切关系,阐明明确认识本质主义论争对于正确把握现代名称理论的重要意义,并就学界研讨中的一些相关问题进行讨论。     

"大志"与"王法"辨

法律经常被解释为人类的意志 ,不同的志向可以创造不同的法律。中国古代的法律向称“王法”。“王法”的设立是基于帝王之志 ,而所谓帝王之志 ,不过是一种无穷大的私心 ,力图由一个人、一家人或一种宗派势力垄断政权、把持天下、包揽一切资源的产物。真正的王法真正的儒者宽恕之道 ,用现代术语来表述 ,就是要保障每个人的权利 ,实现公平和正义。     

中庸之“中”探微

中庸之“中”字的涵义是全面的，也是自成系统的，与其相关的“执中”、“中和”、“时中”等概念均由“中”字衍生而来。在“中”与道德的关系上，中国儒家所言“中庸”是“至德”，而古希腊中庸思想的集大成者亚里士多德则认为中庸是区别于自然界的人事界之“中”，是最高的善。中庸以适度为原则，但它不容易达到。人的行为必须以理性为指导，才能达到中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