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乾嘉考据学派的历史作用及批判继承问题

一考据与考据学派之间的区别考据(或称考证)是封建社会的学者治学使用的一种方法,也是他们在著述时采用的一种体裁,它并不始于乾嘉时代,也不是始于清初;汉人说经,解释一字多至数万言,已启繁琐的风习;①宋代虽兴起道学,但考经证史的学者和著作还是相当的多;②明朝王学盛行,空谈心、性,成为朝野风尚,考据之作,仍大有人在;③清初顾炎武等人提倡实用之学反对宋明理学,也用考据的方法来论证他的进步学术思想与政治主张。关于考据不是属于那一时代所专有这一点,考据学派的学者们自己也知道。早在阎百诗据《吕氏春秋》子夏辨三豕渡河事,称为圣门考校之     

让德行回归学术

讨论中国传统学术与当代学术的关系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我们可以大体梳理一下中国传统学术的发展脉络。据相关学者考证,先秦时期除了作为最早学术分类的“六艺”外,还存在着“孔门四科”这样的分科性学术门类。即德行、言语、政事、文学。是孔子教授门徒的四种学术科目。钱穆说：“言语如今言外交,外交政事属政治科,文学则如今人在书本上传授知识。但孔门所授,乃有最高的人生大道德行一科。”到明清时代,开始由考试科目或书院讲授科目．逐渐向近代意义上的学科演化,形成了所谓“儒学四门”——义理之学、考据之学、词章之学与经世之学。曾国藩明确将“孔门四科”与“儒学四门”联系起来,他说：“为学之术有四：日义理,日考据,日辞章,日经济。义理者,在孔门为德行之科,今世目为宋学者也。考据者,在孔门为文学之科,今世目为汉学者也。辞章者,在孔门为言语之科,从古艺文及今世制义诗赋皆是也。经济者,在孔门为政事之科,前代典礼、政书,及当世掌故皆是也。”（以上考证参见左玉河《从“孔门四科”到“儒学四门”——对中国传统学术分类的一种简略考察》）     

对传统解释方法的批判与反思

本文揭示了汉代所开创的那个解释传统的完全错误的性质及其完全错误的逻辑发展 ,指出作为这个解释传统之理论基础的假借之学和考据之学本质上是一种逃亡之学 ,它不仅逃离了作为它的解释对象的先秦本文的内在思想逻辑 ,而且也逃离了先秦本文的语言文字本身 ,从而使之成为与本文完全无关的东西     

如何应用与看待考据

考据一称考证,是自汉以来学者所普遍使用的一种整理文献的技能或方法,至清而成为专门之学——考据学。关于考据的兴起、发展以至成为专学等问题,我已在《清代考据学述论》(《南开》学报1983年第3期)一文中有所论述。现再就考据的基本方法及如何看待这一门学科略陈臆说。 (一)     

袁枚批判乾嘉考据诗风的反封建意义

袁枚对乾嘉考据诗风的批判态度与他对乾嘉考据学风的态度紧密相联.他没有主张诗歌要绝对排斥考据,认为只要适量和切入得好,考据可以入诗,考据诗也是诗歌大家庭中的一员.但他反对将大量考据内容放进诗中,反对以考据家的眼光来评诗、注诗.他对乾嘉考据诗风的批判,不仅维护了"诗本性情"的审美传统,也是对以"经术"和"文治"相标榜的封建专制文化的鲜明抵制.     

岑仲勉对陈寅恪之学术批评及其内在问题

20世纪学术史上,岑仲勉与陈寅恪同被称为中古史研究的两位大师,然岑仲勉对陈寅恪之学术却有一番激烈批评。辨析二者的研究思路和学术方法可以发现,此番批评标志现代文史考据之学内部文献考据与历史考据两条进路的分野。时人以岑仲勉缺乏陈寅恪式的＂大判断＂来评点其唐史研究,其实恰忽略了陈寅恪从史料考据逼出＂大判断＂的运思特征,从而实际落入以＂理论阐释＂来指责史料考据的窠臼,与此相应的也抹杀了岑仲勉文献考据这一研究路径的学术意义。     

文化政策视野下的清代汉学

清代汉学在清初批判宋明理学的思潮中形成,考据之风笼罩了有清一代,乾嘉之际达到鼎盛。通过考据,清代学者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了一次全面的清理与总结,这种集大成式的发展,集中体现在对古籍的整理、求实的治学精神、科学的治学方法等方面。究其原因,与清朝笼络与镇压的两手文化政策有着直接的关系。到了晚清,汉学的盛极而衰,说明清代汉学存在一定的局限,反思其弊端,对我们今天的文化建设有着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戴震义理之学的历史评价及近代启蒙意义

戴震在对经典考据及经典诠释的基础上建构了其义理之学的思想体系。从清中后期学界的评价中 ,可以看出其义理之学是中国传统思想向近代思想转化的重要桥梁 ,以及其具有的近代启蒙价值和意义。     

关于史料的鉴别

一、鉴别的传统史料工作一开始就是鉴别史料。如果没有一番鉴別,在搜集史料时,根本无法进行工作。史料收集到手之后,更须仔细考据,提供给历史科学研究者利用。考据工作包括:鉴别史料、考订记事、校勘文字三个方面。这三个方面是相联的,互有影响,不便分割。在这篇文章中,主要谈谈鉴別史料的问题。鉴别史料,我国有悠久的历史。远在春秋时期,就有关于这方面的传说。例如:“有隼集于陈侯之庭而死,楛矢贯之,石努,其长尺有咫。”经过孔丘鉴別,认为“隼     

继承与发扬考据之学的实事求是精神--杨润根《对传统解释方法的批判与反思》辨正

清儒认为 ,学问可以归为三类 :义理之学、文章之学和考据之学。义理之学即哲学 ,文章之学即文学 ,考据之学即考证古代历史文化、名物典章制度、文字音韵训诂之学。从古人治学的最高目标说 ,义理之学是一切学问的统帅 ,戴震说过 :“有义理之学 ,有文章之学 ,有考核之学。义理者 ,文章考核之源也 ,熟乎义理 ,而后能考核 ,能文章。”〔1〕从治学的过程和方法说 ,考据之学是义理之学和文章之学的基础、方法 ,戴震的学生段玉裁就说 :“玉裁窃以谓义理、文章未有不由考核而得者。”〔2〕二人的意见不但不矛盾 ,而且相互补充。考据之学的位置和重要…     

王夫之的考据学

王夫之具有丰富的考据学思想,并采用了一系列颇有借鉴意义的考据方法考订文献,从而取得相当大的成绩,这使他得以跻身于明清之际的考据大家之列。考据之学也是他义理之学的基础,其别开生面的义理的取得,即得益于他深厚的考据学功底。     

楚辞与楚辞学

《楚辞》一书,既非出自一人之手,也不出于一个时代,它是不同的时代和不同的人们逐渐纂辑增补而成的。《楚辞》的上源是复杂、多元的。《楚辞》与《诗经》在艺术形式上的差别主要体现在意境、情调、抒情技巧、比兴象征上。楚辞学的研究规律是:每一种学术派别、研究方法的出现,总是与当时的文化学术思潮相联系。任何摆脱时代制约的努力,往往正是时代思潮的反映。由于20世纪70年代以后楚简、秦简、汉简、楚帛书帛画、楚国青铜器及铭文的大量发现,这种地上之文献与地下之文物相互印证的方法很快被楚辞学界所接受和运用,沿袭多年的文献考据之法、义理评论之学,升华为地上文献与地下文物相印证,传统考据与西方理论相结合,形成了文字、文献、礼制、民俗、民族、考古、历史、哲学、宗教等多学科的融合。     

杨慎、顾炎武考据学对贬宋论的推衍

杨慎、顾炎武都是学识渊博、著述丰富又擅长考据的大学者,他们运用博证之法考察宋玉及其作品,一方面沿袭前人尊经重道标准来衡量宋玉,另一方面进一步将是否有益于"天下治道"作为衡量作品的标准,他们不对传世的宋玉作品的真伪作考证,而是在结合博采同类材料加以类比的考据中展现古今之变、治道之要,大谈宋玉及其赋作对后世作品的渊源及不良影响,并将之推衍到社会政治的影响,放大了宋玉辞赋对国家兴亡的消极影响和作用,流露出明显的贬低宋玉及其作品的倾向.这种考据虽然有助于辩章学术、考镜源流,但忽视了宋玉赋作对发展扩大中国文学内容风格及艺术形式多样性所作出的贡献,得出的结论也是主观臆测和失实歪曲的.     

阎若璩《尚书古文疏证》的学术价值及其思想史意义

阎若璩<尚书古文疏证>摧毁近两千年经学迷幕,清代汉学公推其为典范之作.其学术成就的影响力大大超越了考据学所能企及的上限,开创了清代辨伪疑经之风气.促成清代学术的转向,底定了朴学压倒理学,汉学取代宋学的学术趋向.阎若璩所实践的学术样式,所标定的学术规格,是一种明晰的汉学家法,认为考据是学术的基本尺度,经学不在于义理之醇正而在于文献考据之正误得失.     

半个亭林,“半之中又失其半焉”——胡适、钱穆对顾炎武学术思想的阐发

钱穆、胡适对顾炎武学术思想的不同阐发,是他们治学思想歧异的具体反映。胡适主张治学只在求真,强调考据之学;钱穆主张学当经世,考据当以义理为归宿,反对考据与义理两分。     

乾嘉考据学源起之新探

关于乾嘉考据学术之根源,争论颇多,梁启超等将开创之功归于清初顾亭林等大师,钱穆等则将之追溯到明代中晚期.对于钱穆等的看法,有的学者认为明代考据仅限于个人的雅好,远没有成为一种学术的代称.但实际在明代中后期,汉学运动已经风起云涌,在经史子集等方面皆已发乾嘉学术之先声,此时的诗歌注释也在注释方法、注释内容及注释思想等几方面充分体现出清代考据学的特征.     

自学成才的明史专家黄云眉先生

黄云眉先生师宗先祖黄宗羲浙东经世之学,融汇义理、考据、辞章三种学问途径,将文、史、哲结合在一起。以史学为中心,通过考辨突出表现其史学求真与史识创见兼具的治学特点,从而经世致用。二百余万言的巨著《明史考证》,积先生四十年之功,既是超越乾嘉的考据名作,又是一部明史研究的专门论著,更蕴含着先生强烈的民族情怀和经世追求,必将成为永传后世的不朽经典。黄云眉先生也是一位杰出的教育家,程千帆、冯其庸、卞孝萱等一大批著名学者皆为先生之高足。     

章学诚"六经皆史"说探赜

在乾嘉考据学风盛行时期,章学诚由于自身条件限制,没有跻身于考据学派,而是另辟途径,进行历史编纂学的研究.他承袭传统的"六经皆史"的命题,主旨是辨析史学著述源流,区分史学著述体裁,兼论利弊得失,目的在于廓清史学的发展源流,并非是要把"六经教条,从神圣的宝座拉下来",更不能称之为"乾嘉后思想解放之源泉."     

徐复观的考据观和考据方法述论

徐复观对乾嘉汉学和以胡适为代表的新考据派在治学上的态度立场、价值关怀等持批判态度。徐氏认为考据虽可解决细微局部的问题,但崇尚考据的学风,使许多学者丧失思考力,造成思想上的贫乏,导致学术经世功用缺失,无益于社会现实和文化思想问题的解决。他以思想史的路径切入到对中国文化问题的探讨,主张思想与考据相结合,在治学上反对悬空立论,强调以考据作为治思想史的起点。在考证方法上,他提出文献线索考证法和思想线索考证法,而此两种方法都是建立在穷其思想源流、发展演变的视角基础上的。     

清代乾嘉时期的官方史学与私家史学

清代乾隆、嘉庆时期,是中国传统学术文化发展的重要历史阶段,不仅官方史学繁荣鼎盛,私家历史考据也精深广博,在编纂史书、理论阐发、历史考据、文献整理等方面皆超越往代,是传统史学大清理、大总结的阶段。近代以来,学术界在评价乾嘉学术时,多称其时考据学独领风骚,事实上,所谓的"乾嘉史学",应当是官方史学与私家史学的总合,而不能仅仅关注私家之历史考据。官方与私家史学之间,有挤压,也有竞争,但以相互补益为主,史学思想与历史观念也趋向于一致。但是,这种"盛世"史学的繁荣,却增强了传统史学思想体系拖延转型的力量,并不利于长时段史学的发展。中国近代史学的产生,之所以滞后于鸦片战争多年,原因之一即在于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