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与黄庭坚诗歌创作的差异

苏轼和黄庭坚都是宋代诗坛代表人物,黄庭坚师从于苏轼,按常理说二人的诗歌创作应是相似的,但通过两人流传下来的诗可以看出,他们在诗歌创作上有着明显的差异。这种差异在二人的诗歌特点上表现得尤为明显,同时也有其深层的原因。     

苏轼在黄州

苏轼(一○三六——一一○一)字子瞻,号东坡,四川眉山人。他是北宋比较关心民间疾苦,富有爱国精神的著名文学家。他同王安石都主张革新,但在改革什么,如何改革的问题上存在较大分歧,他是反对王安石变法的。在王安石变法期间,一些元老重臣因反对新法纷纷离开朝廷,王安石不得不重用一些“新进勇锐之人”,其中也混进了一些野心家、投机派。自熙宁四年(一○七一)起,苏轼离开朝廷,出任杭州通判,密州(山东诸城)知州、徐州知州。元丰二年(一○七九),苏轼改知湖州(今浙江吴兴),他在《湖州谢表》中说,神宗“知其(自指)     

洛学、新学、蜀学异同论

本文认为 ,二程洛学与王安石新学和苏轼蜀学 ,并非都是完全对立的 ,而是有异有同。三家经过相互驳难 ,相互吸收 ,相互促进 ,才形成了各具特色的学派风格。二程洛学与王安石新学在维护统治集团的政治利益上 ,都希望变法改革 ,来挽救由于北宋王朝积贫积弱而引发的社会危机局面。只是在具体方法上出现了分歧 ,王安石变法的总目标是富国强兵 ,总方针是“理财”、“通变” ;二程则认为应该通过行仁政、重礼义、重教化的办法调整社会关系 ,缓和社会矛盾。王安石主张“兴利” ,二程主张“尚德” ,二者产生矛盾。二程加入反对变法的行列。但在态度上是比较温和的。他们在学术上 ,都为儒学的哲学化、儒经的义理化做出了贡献。在宋明新儒学的发展史上占有一定地位。二程洛学与苏轼蜀学之争是保守派内部的派系之争 ,他们都反对新法。他们的争论主要是表现在学术上的性情之辩 ,苏轼主张性情统一论 ,二程则主张性善情恶论。洛学、新学、蜀学经过长期的争论 ,最终是洛学派中的程朱理学取得了官方哲学的地位。     

宋诗中的长题对其诗歌接受的影响研究——以苏轼诗歌为中心

由于宋代科举考试对诗赋的贬抑及诗人自身欲寻求诗歌艺术的突破等原因,一部分宋代诗人的诗歌创作往往随性而抒发,表现之一就是诗歌的题目相当冗长。但由于传播的便利性原则的规律使然,这些长题在一定程度上对其诗歌在当时和后世的接受有不利影响,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人们对宋诗的印象。苏轼就是这些喜用长题的宋代诗人中的典型代表,尽管诗歌长题是苏轼"以文为诗"的一种艺术拓殖,但长题还是对这部分诗歌传播接受的不利影响甚大;尽管如此,从在宋代及之后的元明清的苏轼诗歌接受过程来看,苏轼诗歌也在不同的声音中成就着自己独特的艺术成就。     

苏轼"和陶诗"二题

苏轼“和陶诗”在意象展开的方式上与陶诗有所不同 ,但在精神境界和意境层次上与陶诗是相通的 ;苏轼和陶不是“敛才就陶” ,他所追求的不止是诗歌艺术的完满 ,更重要的是精神境界的完成。     

“尖叉韵”考论

"尖叉韵"或称"尖叉",作为险韵的代称,源于苏轼七律《雪后书北台壁二首》。该组诗末句分别押"尖"、"叉"二字,这两个字都属于险韵。该组诗并不是押险韵最高难度的标志,但由于苏轼的巨大影响力,后世文人大量唱和,才使得尖叉的险韵特点凸显出来,进而超出了苏轼雪诗及其所用险韵的特定指代,成为代指险韵的独立词汇。这一情况出现并完成于清代。"尖叉韵"与"白战体"都产生于苏轼的咏雪诗歌,他们从押韵和表现手法两个角度体现了苏轼的才力与艺术创新,并赢得后世的广泛推崇与积极唱和,是后世效法苏轼诗歌的典型例证。     

胡仔与严羽诗学观之比较——以《苕溪渔隐丛话》与《沧浪诗话》为视角

《苕溪渔隐丛话》是宋代三大诗话总集之一,《沧浪诗话》是宋代三大诗话别集之一。胡、严二人都对宋代诗学进行了全面总结和深刻反思。他们的诗学观既有相合处：如推崇诗骚、汉魏、晋、盛唐,追求诗歌的整体美与含蓄美,注重创新等;也有差异处：对宋诗的批评态度不同,二人提出的师法对象有别,以体派论诗的精深度有别等。他们促进了宋代诗学批评理论体系自身的建构。     

王先谦诗歌简论

王先谦是近代著名学者,诗歌造诣也颇为精深。在创作上,他留下一千三百首诗歌,内容丰富全面,主要学习杜甫、苏轼,风格与二人比较接近。在理论上,他强调诗歌的感化功能,要求诗歌反映现实,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他还选编有《诗义标准》,为初学者开示作诗准的。其创作与理论在当时都独树一帜。     

流寓视野下惠洪对苏轼的接受——以海南为中心

诗僧惠洪于北宋文士中极为推崇苏轼,在其流寓生涯中,不止一次地通过诗文称引苏轼。海南之行,面对巨大的生存危机与心理困境,惠洪曾亲自寻访东坡行迹,创作多首补苏轼之遗的诗歌,追随与效仿苏轼的诗歌风格与人格精神,对苏轼的接受表现出非常明显的特征与深刻的内涵。在相似的人生经历下,以佛禅思想为接引,惠洪与苏轼完成了一场穿越时空的对话。     

论苏轼创作的发展阶段

北宋三位举足轻重的大作家欧阳修、王安石和苏轼都活了六十六岁,这真是历史的巧合。就苏轼现存集子来看,他最早的一篇文章是嘉祐二年(1057)应试时所作的《刑赏忠厚之至论》,时年二十二岁;最早一批诗作是嘉祐四年(1059)再次赴京途中父子三人合编《南行集》里的四十首作品,时     

王安石与“三苏”的恩恩怨怨

王安石与苏洵、苏轼、苏辙同为唐宋八大家,同为北宋时期著名文人和士大夫。因为性格和素养有别,苏洵看不起王安石;因为王安石领导熙宁变法,苏轼上奏反对,苏辙是先拥护后反对,而王安石对苏轼兄弟给予挤压排斥。他们之间所产生的恩恩怨怨,体现出北宋士大夫的为君王忧和为天下忧的士大夫精神,也体现不同政见者之间的意气性格,由此可感知历史的厚重与性格的迥异。     

评王安石变法期间的“顽固派”

王安石变法期间,一大批著名人物如司马光、韩琦、欧阳修、苏轼等等,都在不同程度上反对王安石的新政。如何评价这些反对派,历来存在争议,本文现拟就此问题试作评价。一王安石变法是在北宋日益因循守旧弊病百端的历史条件下,由宋神宗支持与领导,王     

宋代江西文学家的诗创作——以欧阳修、王安石、黄庭坚、杨万里为中心

在宋代诗歌发展史上,江西是一个非常特殊的区域,正所谓"西江诗在宋朝抑何盛也"。欧阳修、王安石、黄庭坚、杨万里是宋代江西诗人的主要代表,他们在诗创作上的艺术特色、杰出成就以及在诗歌史上的重要影响,都可以揭示出宋代江西在诗歌发展过程中的重要地位和贡献。     

宋人学杜论略

在唐代地位不甚高的杜甫在宋代却备受推崇,王安石、苏轼、黄庭坚、陈与义、陆游、文天祥等大批文人学士,从思想、艺术上学习杜甫,取得了很大的成就。     

王安石议政诗的政见与"诗"性

王安石议政诗的政见多以议论出之,"以议论为诗"是王安石诗歌艺术的重要特征之一。但他的议政诗是作"诗",而不是写政论,没有因政见的阐发而改变诗"带情韵以行"的审美特质。他在议政诗的创作中经常调动各种艺术手段,强化"议"的情感力度,使其许多作品成为独具艺术风貌,诗歌艺术价值颇高的优秀诗篇。     

试论黄庭坚题画诗的艺术特色

黄庭坚是宋代著名的文学家.在诗坛上,与当时文坛领袖苏轼齐名,世称“苏黄”.诚然,从总的方面说,黄庭坚的文学成就是无法与苏轼比肩的.但他的诗歌创作自有其特色,对后世,尤其是对南宋诗歌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这种影响在一些方面,在某种程度上甚至超过了苏轼.许多人学习他,竟然形成一个声势浩大的流派,这便是人所共知的“江西诗派”.作为“江西诗派”宗主,黄庭坚在唐诗盛极难继的情况下,勇于探索,独辟蹊径,以独特的艺术构思和语言技巧,为诗歌的发展增添了异彩;使诗歌在     

苏轼岭海养生诗研究

岭海时期,苏轼创作大量养生诗歌,时人对之研究较少。究其创作成因,可归为宋儒重医的时代因素、岭海特殊的地缘因素、"龆龀好道"及晚年衰残的现实因素共同使然。就苏轼岭海养生诗所表达内容递擅考索,可将之归为三个表达向度:一则借风物抒旷达之怀;二则以炼丹消出处生死之悲;三则躬耕和陶达天地境界。岭海时期,苏轼不仅在实践上实现了人生的自我救赎,且在养生诗的艺术创作上进入了精深华妙的新境界,养生诗歌具有"寓意于物"的美学旨向;大量使用长题、题序进行诗歌艺术功能的开拓;冲淡隐逸的道家美学特征。     

论东坡诗的讽刺艺术

在苏轼现存的２４００多首诗中,语涉讽刺者大约可占三分之二。其讽刺时政的诗篇,有些是露骨的讽刺;有些则是隐而不露,但其中蕴涵着“精悍道古”式的辛辣幽默。在其一部分赠答诗中,值得注意的是苏轼在表现对亲友的真挚情感的同时往往也借助讽刺的手法,从而使这类诗带有亲切而幽默的情调。其语带自嘲的诗篇亦占相当数量。用事讽刺是苏诗重要的讽刺手法,而大量运用比喻进行讽刺尤为其最大特色。运用反语和对比进行讽刺也是其常用的手法。上述讽刺手法往往互为交错或同时并用,妙趣天成。我们应该把苏轼诗歌讽刺艺术的渊源追溯到庄子。苏诗的讽刺艺术集前人讽刺艺术之大成并发扬光大,是我国诗歌史上讽刺艺术的一座高峰。     

宋代文学首次学术讨论概述

1985年9月,在成都召开了全国宋代文学首次学术讨论会。会议比较集中在宋诗的一些重要问题上展开争鸣:一、宋诗的分期问题有三种意见,仿唐诗体例分为四期;按风格流派分为十一派;按历史顺序分为六期。二、宋诗的特点与评价:宋诗约为唐诗的三倍或四倍。历来绌宋诗者甚多。但这是一种偏见。宋诗自具有其特色,可以看作与“唐音”相对待的“宋调”。至于谁最能代表宋诗艺术特色的问题,则有三种意见:江西诗派;苏轼和黄庭坚;欧阳修、王安石、苏轼、黄庭坚都能共同体现宋诗特色。三、北宋诗文革新运动的评价:对欧阳修所领导的诗文革新运动,有的持肯定意见,但     

苏轼与王安石在《尚书》诠释上的分歧——以他们的哲学思想为视角

在对《尚书》的诠释中,苏轼从应物合乎情理性所要遵循的标.准情本论出发,用从众的观点批判了王安石从智性出发而以为精英分子可以违众自用的思想。王安石的《尚书新义》过分渲染了刑罚的作用,而苏轼认为治国决不可以过度依赖刑罚甚至重刑,因而对《尚书新义》中有关这些方面的诠释提出了严厉的批判。这种批判是以其哲学思想为基础的,其中的分歧是二人的哲学思想在经典诠释中的必然反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