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丹共产党的政治角色及当代影响

苏丹共产党是阿拉伯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苏丹共产党立足本国,建构本土共产主义理论,表现出极强的独立性和苏丹特性.自诞生以来,苏丹共产党在苏丹政治舞台上的政治角色不断演变.该党曾在民族革命初期担任领导角色,在苏丹独立后则充当规约军事独裁统治、反对国内保守势力、推进苏丹民主进程的主要角色.巴希尔执政期间,苏丹共产党被日益边缘化,在苏丹内外政策决策中的影响力明显下降.自2018年苏丹变局以来,苏丹共产党虽然在规约反对派力量方面明显乏力,也无力左右苏丹的对外关系走向,但其成为动员民众力量的黏合剂,并为苏丹党派和政治运动提供了大众动员和政治倡议的模式.     

试论政治派系斗争对当代苏丹政局的影响

1989年,苏丹穆斯林兄弟会主流派--苏丹全国伊斯兰民族阵线(伊阵)在哈桑·图拉比的领导下通过军事政变上台执政.这一通过政变途径推翻世俗政权的"图拉比模式",为其他国家的伊斯兰阵营问鼎政坛提供了范例,并极大地推动了当时世界范围内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运动的发展.但近20年后的今天,"图拉比模式"却成了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执政的反面教材,苏丹伊斯兰原教旨主义阵营也因此发生了自创建以来最大的分裂.本文试图从苏丹军政权与伊阵的关系、伊阵的内部分歧等方面来探讨伊阵分裂的深层原因.     

论哈桑·图拉比与苏丹的伊斯兰化

哈桑·图拉比是近年来苏丹政坛的风云人物,其伊斯兰主义思想不仅使伊斯兰解放阵线成功执政,而且也使得苏丹迅速伊斯兰化,成为20世纪九十年代后期继伊朗之后,又一个实行伊斯兰法的中东国家.尽管巴希尔后来选择与囹拉比分道扬镳,但图拉比领导的人民大会党能否卷土重来,仍将是观察苏丹未来政局发展的重要指标.     

功能衰微与泛政治化：苏丹政党政治的演变与特点

在苏丹政坛上出现过的政党大致可以分为宗派政党、左翼政党、政治伊斯兰政党、地区政党和政权党五种类型。从政党体系的角度看,苏丹经历过多党制、一党制和政权党主导下的多党制三种政党体系。多党制是殖民时代延续下来的政党体系,体系中的主导政党是宗派政党。后两种政党体系是军队干政后建立的,这一过程涉及政党与军队的“共谋”。政党在军队干政中扮演了积极角色,主动引入军队的力量以打击政治对手或追求自己的政治目的。这在一定程度上是政党之间非制度化竞争的表现。从长期来看,军队的介入削弱了政党在政治生活中的制度化功能。自巴希尔执政以来,政党的社会基础逐渐流失,政治代表与表达功能弱化。与此同时,各类社会组织开始发挥本应由政党行使的代表和表达功能。这些组织通过非制度化方式参与政治,它们的兴起是苏丹社会泛政治化的表现。在泛政治化社会中,政党作为制度化政治参与渠道的作用受到了极大限制。     

试论政治派系斗争对当代苏丹政局的影响

1989年，苏丹穆斯林兄弟会主流派——苏丹全国伊斯兰民族阵线（伊阵）在哈桑·图拉比的领导下通过军事政变上台执政。这一通过政变途径推翻世俗政权的“图拉比模式”，为其他国家的伊斯兰阵营问鼎政坛提供了范例，并极大地推动了当时世界范围内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运动的发展。但近20年后的今天，“图拉比模式”却成了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执政的反面教材，苏丹伊斯兰原教旨主义阵营也因此发生了自创建以来最大的分裂。本文试图从苏丹军政权与伊阵的关系、伊阵的内部分歧等方面来探讨伊阵分裂的深层原因。     

阿尔及利亚的政治稳定结构探析

阿尔及利亚独立后,其政治具有高度的稳定性,统治集团内部高度团结,反对派无力对政权造成威胁,政治的稳定使其成为地区动荡中的稳定岛。阿尔及利亚实现政治稳定的核心维度包括:构建政治体系的合法性、宣传民族主义的意识形态、军政体制为稳定提供保障机制和以福利换稳定的策略等。从历史发展的视角看,当前对阿尔及利亚政治稳定构成挑战的因素主要源于威权主义整体逐渐衰退,民族主义意识形态也变得不合时宜,政治民主化的推进要求重构合法性,而经济转型的困难也会增添相应的政治风险。     

关于阿拉伯国家民主化道路的思考

在民主化进程中,阿拉伯国家并非"例外",而是滞后于世界其他地区.阿拉伯国家的民主实践呈现由弱渐强、逐步推进的趋势.但是,阿拉伯国家政治发展中的根本问题--政权产生的方式--尚没有实质性突破,面临诸多困难和挑战.阿拉伯国家的民主化道路基本上要经历一个权威政权主导下的政治自由化和有限民主化阶段.     

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去极端化论析

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的去极端化经历了从社会、政治改造到军事打击,再回归全领域治理的发展过程。冷战时期,这些国家致力于将当时逐渐兴起的伊斯兰极端主义团体纳入本土体制。冷战结束后,这些国家则试图对伊斯兰极端主义团体的政治化转型进程加以规范和控制。"9·11"事件后十年,随着美国反恐战争强力介入撒哈拉以南非洲,该地区的去极端化进程被片面简化为反恐。2010年以后,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重新重视军事手段以外的去极端化方案,引入一系列法律、教育和社会、经济新举措,呈现出全领域去极端化的新态势。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全领域的去极端化不排斥在明辨是非、善恶的基础上达成和解并探寻宽恕与妥协的可能,其实践已取得一定成效。     

土耳其政党制度与国家能力的建构

土耳其近百年的政党政治演变和国家能力建构有着深刻的联系.凯末尔时期,共和人民党作为国家统治的合法性工具,奠定了凯末尔个人威权统治的基础,但激进的改革难以向建立传统伊斯兰秩序的农村渗透,使政党难以吸纳边缘性社会力量,进而导致国家与社会分离.1946年,土耳其启动民主化进程,多党制的实行扩大了国内的政治参与并推动了民主化进程.脆弱的政党体制所形成的文官政府与军人政府的交替执政,使政党藉此增强了对社会力量的吸纳与整合.2002年,正义与发展党上台,在以文官为核心的政党治理体系中,国家与社会、宗教与世俗的"中心—边缘"模式关系得以弥合,政治权力体系得以重构.土耳其政党的政治再建构能力表明,政党政治的发展深刻影响着土耳其政治多元化和政治制度民主化的走向与国家能力建构.     

身份政治:苏丹河岸部落实现优势地位的历史原因与影响

苏丹尼罗河岸的贾阿林、舍基亚和栋古拉这三大阿拉伯部落,从殖民时代以来一直主宰着苏丹的政治、经济、安全等重要国家部门。他们在构建苏丹国家身份上拥有主导性,并利用身份政治的运行机制不断巩固其权力优势。苏丹河岸阿拉伯部落的早期发展优势、奴隶贸易以及英国殖民统治遗产是其塑造身份统治地位的历史条件。民族主义和伊斯兰教政治化是后殖民时代阿拉伯部落巩固身份地位的主要策略与手段。而身份政治所形成的"中央-外围"模式使非阿拉伯和非穆斯林部落不断遭受边缘化,引发持续至今且难以弥合的部落冲突。因此苏丹急需摆脱身份政治陷阱,构建基于国家统一的国民认同。     

对中国—苏丹经贸合作的再思考

2011年,阿拉伯国家发生重大社会剧变,也对苏丹造成不利影响,中苏经贸合作也因此受到波及。苏丹既面临一些问题和困难,也仍保留自己的优势和特点。苏丹拟根据新情形在资源开发和国家发展方面作出相应调整。中国也应以更积极、主动的姿态着眼于中苏经贸合作,并在石油产业、矿业开发、农林牧渔、工程承建和其他产业方面,与苏丹一起寻求更多合作机会。就中苏经贸合作现状和未来而言,总体上是挑战与机遇并存,如果能正确认识和把握现实,机遇必将大于挑战。     

政权不安全感与海湾地区冲突的根源析论

理解海湾国家的安全关切是解决地区冲突的关键。海湾地区冲突的原因既不是逊尼派与什叶派之间的相互敌对,也不是石油市场中的意识形态竞争,而在于相关国家的政权不安全感。"阿拉伯之春"发生后,海湾君主制国家的合法性话语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安全因素转变为政权转型的重要推动力量,并成为获取民众支持及构建国家新的政治基础和框架的重要工具。出于安全需求,卡塔尔、沙特和阿联酋三国领导人都采取了保卫国家、巩固政权、强化自身领导地位等一系列措施。有意与该地区保持有效接触的外部大国需要认识到海湾地区国家政权不安全感的重要影响,并推动建立泛海湾合作的地区框架,提供有助于管理安全问题的地区机制以减少地区国家的不安全感。     

当代摩洛哥维护社会稳定的国家治理实践

阿拉伯剧变使许多西亚北非国家的政权面临严峻的挑战,摩洛哥社会的稳定则被视为例外.纵观摩洛哥当代发展史可知,该国的稳定建立在其不断完善的国家治理的基础上.通过向不同的社会群体提供安全、基本服务和政治参与等方式,摩洛哥政权维护着社会的整体稳定.在营造安全环境方面,摩洛哥政权削弱伊斯兰反对派的力量、打击宗教极端主义、完善法律对公民权利的保护以及在外交层面维护集体安全;在提供基本服务和政治参与方面,摩洛哥政权向广泛的社会群体提供社会经济资源,确保政党和公民社会的政治参与,社会发展保持总体稳定的态势.当出现社会抗议时,摩洛哥政权诉诸政治经济改革和镇压等方式维护国家的整体稳定.     

政治转型背景下宪法设计中的女性权利——突尼斯和埃及的比较分析

性别是理解革命和社会运动的重要视角。本文聚焦中东剧变后突尼斯与埃及的宪法设计在女性权利保障方面的明显差异,并尝试从政治力量妥协程度和女性团体动员能力两个分析维度进行解释。论文认为,突尼斯政治力量通过制度化的政党竞争以及公民组织构建的对话平台达成妥协,制宪过程纳入各派别的意识形态和利益诉求,再加上妇女团体广泛深入的政治动员,女性权利得以在宪法安排中实现巨大推进;而埃及教俗势力对抗更为激烈,在政权更迭的同时均实施单方面工具性制宪,女性团体受机会结构限制也难以施加积极影响,因此宪法设计中的女性权利条款更不稳定和彻底。探讨上述内容对于厘清性别与政治转型和制度安排的复杂关系具有经验积累和理论生产方面的重要意义。     

后穆巴拉克时代的埃及穆斯林兄弟会

穆巴拉克政权倒台后,穆斯林兄弟会成为埃及政坛最具实力的政治力量。它通过组党、组建政治联盟、引导过渡期政治安排等措施,巩固了其在政治格局中的优势地位。由于穆兄会在组织结构、经济实力等方面的优势,加之埃及世俗政治力量的式微,它旗下的自由与正义党有望在议会选举中胜出。迄今为止,穆兄会的政治议程尚不明朗,但政治现实将促使其趋于务实。穆兄会的经济政策与穆巴拉克政权相似,使其难以领导埃及实现经济转型。与此同时,穆兄会的崛起将促进阿拉伯国家伊斯兰党派走向联合,引发阿拉伯世界地缘政治结构的变动。当然,穆兄会上台也为埃及与以色列和美国的关系带来较大的负面影响。     

从苏丹个案看中国对阿外交之成长

苏丹是中国外交参与程度较深的发展中国家,中苏双边关系的发展演变不仅始终彰显着"共同发展"的主旋律,也清晰地反映了中国对阿外交的成长轨迹。在民族解放运动蓬勃发展时期,中国和苏丹的相互援助加速了全球殖民体系的瓦解,整体上推动了发展中国家的社会发展进程。在此后的全球化浪潮中,中国逐步深度参与了苏丹的经济事务,帮助苏丹实现了经济腾飞和国内持久和平。以南北矛盾和达尔富尔人道主义灾难为主要内容的苏丹危机,是中国外交参与国际事务时必须直面的挑战之一。中国外交必须重新审视与西方和发展中国家关系的基本内容和应对技巧,在深度参与中逐步走向成熟,实现外交转型和国家形象重塑。     

苏丹战后和平重建政治机会论分析

20世纪后半期,宗教—族群间的冲突逐渐成为国际政治关注的焦点,对于这些冲突产生的原因,学界也提出不少解释方法。政治机会理论为研究这一问题提供了一种有用的视角:即外部政治机会结构的变化是催生宗教矛盾升级为大规模致命性冲突的关键因素。苏丹内战正是这样一种典型的致命性宗教冲突。2005年后,苏丹各种宗教行为体的和平构建活动,正是在一个开放而变化不定的政治机会结构中进行的,但随着宗教行为体与政治环境的互动,所谓的维和活动反而加深了各教派间的隔阂,成为"以分裂换和平"的催化剂。     

伊斯兰教与中东民主化进程

"伊斯兰劫持民主"这一民主化前景影响了美国在中东推动民主的热情,这似乎印证了民主化问题上的"中东例外论".然而,伊斯兰教与民主的关系并非结构性冲突,二者对立关系的成因是西方和伊斯兰世界相互建构的共有的敌对观念.政治伊斯兰的分野和转型使不同派别对于民主的态度出现分歧,美国对政治伊斯兰党派态度的转变也有利于其民主化进程.     

阿曼协议会

阿曼的全称是阿曼苏丹国,由苏丹统治,苏丹的权力至高无上,且为世袭.长期以来,由于阿曼的社会封闭,很少受到外界影响,因而苏丹的专制统治一直延续至今.但近年来,随着阿曼社会的发展和科学技术的进步,尤其是阿曼国内石油的大量开发后,受各种外来因素的影响,传统的专治受到一定的冲击,为了巩轱自身的统治地位,苏丹一直在努力,使国内政治逐渐走上开明化,至到1991年成立了全国性的协议会.一.协议会形成过程1970年8月9日,现任阿曼苏丹卡布斯·本·赛义德废黜了其父亲的苏丹职务,接管政权,他旋即将阿曼国的原名“马斯喀特苏丹国”改为“阿曼苏丹国”,而且逐渐对政府机构实行改革,70年代初,首     

消费主义视阈下“90后”大学生的国家认同与政治认同

消费主义作为一种"去意识形态"的意识形态,通过形而下的生活方式和消费内容,不同程度地影响和削弱当代大学生的国家、民族认同与政治认同,降低民族凝聚力、向心力、整合力,并进而影响到国家统一、民族团结和政治安定。因此,必须从意识形态安全、国家软实力等方面考虑,重视消费主义对大学生的国家认同、民族认同和政治认同方面的影响,从学校教育、家庭教育、社会教育和自我教育四个方面完善和提高大学生的国家认同、民族认同与政治认同,抵御消费主义文化的消极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