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与社会中介组织的关系研究

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被人们称之为社会中介组织的新的组织形式应运而生,并迅速崛起.我国的社会中介组织还与政府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是社会转型期的一种正常现象.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深入和发展,社会中介组织将会不断发展和成熟.协调好政府与社会中介组织之间的关系以及加强政府对社会中介组织的宏观管理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成都市社会中介组织存在的问题、原因及对策研究

对社会中介组织的研究一直是公共管理领域的研究重点.本文通过对成都市社会中介组织的调研,分析了成都市社会中介组织的发展现状和特点,探究了制约成都市社会中介组织发展的原因,并提出了对策建议,希望有助于政府在该领域的决策.     

多中心治理视野下社会中介组织与政府的关系解读

政府、市场和社会三维框架下的多中心治理模式是社会中介组织兴起和发展的理论基础,其核心观点"以社会制约权力"是社会中介组织蓬勃发展的动力。社会中介组织与政府的关系,多元主义民主理论主张对抗性竞争,合作主义主张协商合作,协商竞争应是社会中介组织与政府的理性关系。社会公益供给为社会中介组织与政府共同发展提供了契合点,政府权威型和社会中介组织志愿型两种供给模式相结合,不但可以最大限度地实现社会各阶层的利益,而且能够化解各种社会矛盾,促进社会的和谐发展。     

试论政府职能转变与社会中介组织的关系

政府职能转变是政治体制改革和机构改革的一大目标和重点，而其转变的重要途径是中介组织的发展和健全。社会中介组织是政府与社会的联结纽带，是政府职能转变的载体，是政府向市场分化的职能的中介。政府职能转变是社会中介组织发展壮大的推进器。政府职能转变与社会中介组织的发展是一种互动的渐近关系。政府应加快中介组织的法制建设，明确规范政府与中介组织之间的关系，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促进中介组织的发展。     

论社会中介组织的发展与政府职能的关系

社会中介组织作为我国公民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分享着公民社会深厚的理论根基.在政府职能转变过程中,社会中介组织有效地承接了部分政府职能,在政府与市场之间发挥着桥梁纽带作用,这对于改善政府治理方式具有着积极意义.政府与社会中介组织之间张力的协调,内在地推动着我国的民主化进程.     

社区中介组织的培育

社区中介组织与社会中介组织的关系类似于社区与社会的关系。有学者称社区是小社会,但又具有与社会不同的特点。从社会角色定位看,社区中介组织与社会中介组织都是有别于政府和市场的第三部门,同属于非政府非盈利性组织,但二者在层次上是不同的。社区中介组织为我国所特有,它的存在与社区居委会有密切关系。由于社区居委会既非政府也非企业,而是处于政府与居民之间,因此,应归类于社会中介组织。然而它又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社会中介组织。它的特殊性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地域性。排除经济领域的中介组织,单说社会领域的中介组织。一般的社会…     

论我国政府在社会中介组织发展中的作用

我国社会中介组织的发展与经济体制转型和政府改革密切相关。在我国社会中介组织的兴起和初步发展中,政府发挥了直接的和决定性的推动作用。在社会中介组织发展中存在着许多亟待加以解决的问题。其原因与政府作用有关。通过清理整顿、脱钩改制,明晰和规范政府与社会中介组织之间的关系,有利于消除政府在社会中介组织发展中的消极作用。在强化社会中介组织社会性、独立性和自律性的同时,必须加强政府对社会中介组织的监督与管理。     

关于我国社区体育自治组织结构与功能的探析

从我国社区体育自治的政府管理机构、社区自治组织和社会中介组织的3个方面,探析社区体育自治的基本组织结构及功能,正确处理好政府管理机构、社会自治组织和社会体育中介组织之间关系,实现三者之间的协调发展和良性互动.     

政府职能转变与社会中介组织的发展

中国政府职能的转变之所以成效有限，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社会中介组织极不发达，政府行政缺乏可以授权的中介组织的有效补充，导致对政府职能的设计总是在政府内部兜圈子。社会中介组织的发展对政府职能转变的意义在于：提高社会运行质量，承担微观的社会服务和管理职能；提高公共物品的供给效率，满足社会多元化需求，制约政府权力。培育社会中介组织的对策是：明确职能，划清职责；割断社会中介组织与政府部门的利益关系；培养社会中介组织的独立性，建立统一的执业资格审批制度。     

略论入世后我国社会中介组织的建设

中国的入世首先是政府的入世,这就需要我国政府进一步转变职能。该文从探讨我国入世后政府职能转变过程中社会中介组织的作用入手,分析了目前我国中介组织的现状及存在问题,并提出了入世后我国社会中介组织如何进行建设的对策。     

论环境治理全民行动的路径

环境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环境治理全民行动关系到环境治理的成败,是坚持走群众路线和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体现。打造全民共建共治共享的环境治理格局,是建设美丽中国的关键。为此,可以从三个方面推进环境治理全民行动:第一,人民群众积极参与环境治理监督是发挥人民主体地位的一种表现,舆论监督是全民参与环境治理最集中的一种表现形式,要坚持全民环境监督路线,充分发挥新闻媒体、环保举报平台的作用;第二,群众路线既是生态文明建设的生命线,也是环境治理工作的根本路线,各类社会团体和社会组织在激发和调动广大人民群众参与环境治理、形成最广泛的环境治理战线上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要坚持以社会组织为载体的全民环境治理,发挥群团组织、环保组织、行业协会、商会等在环境治理中的作用;第三,坚持环境宣传教育与践行环保行为相融合,加强环境保护教育,加大环境公益宣传,不断提高全体公民的环保素养,使保护环境成为社会共识,引导全民积极践行环保行为,形成人人参与环境治理的良好态势。     

乡村治理变迁下的农村社会组织

回顾乡村治理结构变化的历史过程,农村社会结构以及不同治理主体间关系发生了很大变化。多中心乡村治理格局正在成为目前中国农村社会公共事务管理的主要方式。农村社会组织作为治理活动中的重要主体,在协调不同治理主体关系、实现村民利益有效表达、推动农村社区民主意识形成等方面发挥着关键性作用。由于自然嵌入农村社会结构,农村社会组织通过组织运作实现了不同治理主体的广泛参与,这与目前乡村多中心治理格局目标相得益彰。乡村治理过程显然需要组织运作机制与传统村民自治机制有机结合。因此,农村社会组织充分发挥其社会功能,并与农村党组织、村民自治组织、村民个体等治理主体相互合作协商是解决目前农村社会治理困境的主要出路。     

第三方文化:社会组织有效参与社会治理的精神支撑

作为与政府组织、企业组织相区别的社会组织即社会第三方,在社会定位重新调整和社会作用逐步提高的过程中,要想成为真正独立发挥作用的社会力量,就应该形成自己的文化。第三方文化与行政文化、企业文化相区别并可以推动社会文化新格局的形成。第三方文化是社会第三方力量的精神纽带和行为价值观,是社会组织卓然独立和有效参与社会治理的精神支撑,可以促进第三方力量从制度到精神尽快走向成熟,为第三方在社会治理中找准管理定位,将第三方培育成为社会治理的重要力量。     

社会治理新格局下的政府与社会组织关系构建

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创新社会治理,提高社会治理水平,改进社会治理方式,激发社会组织活力。这是继厘清政府与市场边界后,再次关注政府和社会关系,使政府治理和社会治理互相补充,共同发展。政府和社会组织应在彼此信任、权责明确、规范保障的前提下,构建起相互独立、合作互动、政府主导的新型关系,而要达到这样的关系需要政府对社会组织放活,社会组织同时自立自强,共创社会治理新格局。     

非政府组织参与社会治理的问题与对策探究--以辽宁省为例

在社会多元化背景下,非政府组织参与社会治理的功能和作用逐渐被承认,对传统的社会管理模式造成了冲击和挑战。社会管理体制和技术的创新,允许辽宁省非政府组织通过提供综合志愿服务、保护与改善生态环境、参与维护社会公平与正义和加快基层民主进程,补充政府能力和资源的不足,取得良好的治理成果。为了确保辽宁省非政府组织继续健康发展,并积极地服务社会、参与治理,需从社会治理的制度支持和非政府组织的主体能力、人力资源管理、资金管理等方面加强建设。     

论民间组织的价值

随着当代中国政治与经济改革的推进,以空间为存在前提的民间组织大量繁育。从社会治理的角度审视,中国民间组织的大量繁育无论在法律普遍性的获得、国家与社会价值目标的整合、社会多元利益的整合、限制国家权力和公民权利的滥用、公民文化的形成等理论层面上,还是在政治稳定、经济发展、社会福利、公共管理、社会生活等实践层面上都有利于社会的治理。政府和社会理应从资金来源、自主性建设、法制建设等诸方面加强民间组织建设。     

社会组织参与基层社会治理的现实困境与路径选择

在社会治理体制创新的形势下,社会组织已成为基层社会治理不可或缺的力量,但在现实治理实践中,其功能发挥却面临诸多障碍。通过对北京市朝阳区麦子店街道的实地调查,从社会组织参与机制、参与结构、参与方式、参与领域、参与群体等方面,探究社会组织参与基层社会治理在政府层面、居民层面、自身层面遭遇的现实困境。提出社会组织需要通过政府、社区、居民转变理念,通过加强自身建设,完善参与机制,健全监督机制等一系列具体路径来实现有效参与基层社会治理。     

网络风险协同治理的社会参与

开展网络风险协同治理社会参与机理的探讨,关键是认识两个问题：一是网络风险协同治理为何需要社会参与;二是网络风险协同治理的社会参与何以能够实现。就第一方面来讲,网络风险协同治理的治理结构和功能发挥无疑都离不开社会参与。就第二方面来讲,社会中的企业、社会组织和网民个人是网络风险最广泛的承受者,但他们独自抵御网络风险的能力有限,需要聚群应对,同时,他们具有的慈善情结、自愿意识也能激发出社会贡献心理,从而产生参与网络风险协同治理的社会行为。据此,要实现网络风险协同治理,关键要明确协同治理需求,形成社会参与共识;建立协同治理体制,确立社会参与职能;完善协同治理机制,优化社会参与动员;创新协同治理组织,拓展社会参与方式。     

我国公民社会的兴起与社会治理的创新

我国公民社会建设是随着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领域一系列改革而展开的。公民个人的自我发展和道德选择、民间组织、公民社会对国家的监督制约和抗争,构成了公民社会的主要内容和问题。适应我国公民社会的兴起,必须创新社会治理,建立健全包括政府、民间组织和公众参与的新的社会治理模式。     

互联网时代农村党组织社会治理何以“取信于民”?——以“乡村振兴”样板的山联村为例

在互联网时代,信息裂变公开与守规绩效兑现是建构社会信任的充要条件。从信任建构的二维性出发,农村党组织通过提升农村社会治理能力"取信于民",可以破解"中央很好,村干部很坏"的社会怨念。"未富先污"的山联村成功转型"美丽乡村",富含农村党组织领导"乡村振兴"的社会治理经验。从山联村经验来看,互联网时代农村党组织一方面应选培具有"新能人"特性的农村党组织领导班子,健全农村党组织"上下级"关系协调的日常制度,增强农村党组织长期执政能力、先进性和纯洁性建设,夯实自身的战斗堡垒作用;另一方面,应整合信息公开的"互联网+"模式,实施"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生态治村政策,"有诺必践"兑现村民守规绩效,创新农村事务合作共治,实现互联网时代农村社会治理现代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