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族企业治理研究述评

家族企业在我国乃至世界经济中普遍存在着,家族企业治理是影响家族企业的生存和成长的重要因素,家族企业治理问题得到了国内外学者的广泛关注.本文主要对家族企业的治理结构、家族企业的信任治理、职业经理人以及家族企业治理的经济性及其缺陷的研究成果进行梳理,这对研究家族企业治理是十分必要的.     

家族企业的公司治理模式——基于契约理论的研究

西方主流经济学以大型公众公司为研究对象建立了一套成熟有效的公司治理理论体系,而家族企业的一系列特性决定了其公司治理理论与传统的公司治理理论存在着根本性的差异。该领域至今尚未建立起一个全面系统的理论框架来解释家族企业公司治理中特殊的逻辑关系和动力机制,尤其是在中国经济社会大背景下的家族企业公司治理研究几乎处于空白。基于委托代理理论构建契约理论模型,既能够对家族企业治理模式作出深入的解析,也有利于构建新的理论思想。通过契约理论模型研究可以发现,家族委托人可以利用显性的契约治理与隐性的关系治理相融合的治理系统有效地解决企业内部的委托代理问题,两种治理机制之间具有替代性。这种双系统治理机制可以降低委托代理成本,提高代理人努力水平。研究结果进一步表明,家族代理人与职业经理人在不同工作类型下努力程度存在差异,进而证实了家族企业公司治理机制存在着独特的合理性和优越性。     

社会资本、治理结构与家族企业代理问题

传统委托代理理论对于家族企业代理问题的研究忽视了家族企业成长的动态性和代理目标的多元性,而且缺乏对家族企业外部代理问题和相关治理的关注。本文从治理范围和治理方式两个维度,将家族企业的委托代理关系分为四种类型,并提出了家族企业的社会资本治理模式。在社会资本治理模式下,家族企业应对企业内部和企业外部采取不同的委托代理安排:在企业内部,对于家族经理人员,用"价值观治理"来超越个体的"权威治理";对于非家族经理人员,通过泛家族化构建委托人与代理人之间的长期信任。在企业外部,应当通过扩展的家族企业网络来降低代理成本,提高组织的交易效率。     

中国家族企业引入现代公司治理模式的障碍分析

中国家族企业两权合一的治理模式存在变革的需要,从趋势来看,目前西方大公司流行的现代公司治理模式是其演进的理想模式.但目前中国的外部市场环境、融资环境、职业经理人市场的不完善;家族企业内部存在的业主权威、信息分享风险;以及社会诚信缺失和中国的文化环境等因素构成了中国家族企业本身难以破解的逻辑障碍.因此,在现阶段还不能全面引入这种现代公司治理模式,现代公司治理模式只能作为家族企业治理模式演进的一个目标而非现实选择.     

伦理治理与标准治理:家族企业内部治理的双重机制研究

家族企业是以家族关系为基础构建的关于企业产权的契约结合体,基于非正式制度的伦理治理和基于正式制度的标准治理是家族企业内部治理的双重机制。本文在家族企业的内部治理体系的分析框架下构建了一个双重机制模型,从激励、约束和决策等三个方面分析了伦理治理和标准治理的治理效应,指出家族企业要提高其内部治理效率,应该相机选择内部治理机制的组合模式,并采取相应的优化措施建立有效的激励机制、约束机制和决策机制。     

家族企业走向公众企业过程中的公司治理困局及其突围——以国美控制权争夺为视角

国美控制权争夺集中反映了家族企业走向公众企业过程中的公司治理困局,启迪人们重新审思公司治理的若干经典命题。依附于熟人社会、束缚于商道伦理、沉溺于关系契约构成了家族企业制度变迁与结构转型的路径依赖。克服家族企业走向公众企业过程中的公司治理难题,需要着重解决控股股东与职业经理人之间的利益冲突、规范股东大会对董事会的概括授权等问题。     

家族企业治理模式——一个国际比较视角的思考

美英两国在保留家族企业最终控制权的同时,有选择地将现代公司制度的优势融入家族企业,形成了比较成熟、规范的企业治理模式;家族色彩浓厚的日、德两国家族企业,以保障相关者利益的思想与人本主义的融合为基础,是一种内部监控型模式;深受儒家家族传统观念影响的韩国、台湾等新兴工业化国家或地区,则建立了以家族为代表的控股股东主权模式。比较分析三种模式的异同点,可以得出一些对我国家族企业的治理和发展有益的启示。     

信用治理：家族企业可持续发展的路径依赖

家族企业创新发展的关键就是要将家族信任扩展为社会信任。这是许多学者在如何实现家族企业可持续发展上持有的现点。但是笔者认为仅从关系与信任的角度来解释家族企业社会化困境是缺乏说服力的。本文试图从家族企业的内外部信用治理角度来探讨这一问题,认为当前最关键的是在制度层面加强家族企业的内外部信用治理,只有这样才能推进家族企业的可持续发展。     

后金融危机时期我国家族企业国际化经营绩效研究——基于控制权视角

后金融危机时期,全球经济增长放缓,贸易萎缩,企业国际化经营风险骤增。以2011—2014年中国A股市场民营企业为样本,通过实证研究探讨国际化程度对家族企业绩效的影响,结果表明:这一时期国际化程度对家族企业绩效有负向影响;从控制权程度角度进一步分析表明,家族的控制权程度与企业国际化经营绩效呈显著负相关,控制权程度比例越高,越不利于国际化经营对企业绩效的提升。这与我国家族企业目前尚处于国际化的早期阶段,治理模式、产权结构和管理经验不足有关,同时也是后金融危机时期恶劣的国际市场环境因素叠加的结果。     

家族控制的困境——基于广东中山市家族企业的实证研究

家族控制在家族企业发展过程中起到正反两个方面的作用。本文基于100份调查问卷,对家族企业的控制机制与企业绩效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检验,结果表明家族控制的负面效应高于正面效应:首先,强化家族股权的控制将有碍于家族企业的发展;其次,提高家族成员在高层管理团队中的集中度未能显著地改进企业的绩效;再次,家族企业主的授权策略有助于改进企业绩效,尤其是在大型企业,而关键岗位用自己人这一控制手段并没有显著作用;最后,家族成员对资金、采购和人事环节的控制并没有对家族企业产生显著的影响,但如果将市场业务交给熟人来控制的,则将削弱企业的市场盈利能力。     

企业家社会资本与家族企业的融合研究

现有的将社会资本分成社会金融资本、社会人力资本、社会网络资本和社会文化资本的研究,虽有启发意义,但难免有泛化之嫌。鉴于此,笔者对企业家社会资本重新作了厘定,并以非正式制度补充正式制度的视角对家族企业作了分析：企业家社会资本的正向运作有助于形成对称性信息、对称性信任,有益于泛化家族网络、家族理性,有利于降低信息成本、代理成本;家族企业所有人和经营人在运作社会资本中达成的“关系契约”可通过关系曲线加以描述：企业家社会资本与企业家个人能力、泛家族理性、对称性信息、对称性信任、制度性信任等因素正相关。     

家族企业代际传承中民办高校角色研究

未来十年是中国民营企业代际传承的高峰期,随着创业父辈们的退居幕后,第二代将陆续接班。在中国职业经理人市场不成熟的情况下,子承父业的代际传承显得尤为重要。但随着时代的变迁,家族企业家族传承面临诸多难题,特别是那些教育理念落后。家族经济条件弱的家族企业,他们的家族企业代际传承问题更值得关注。本文以民办高等教育的教学改革为背景,提出了关于中小家族企业的代际传承培养方案,值得借鉴。     

中国家族企业可持续发展的路径选择

以"可持续发展"作为切入点,引用了一些国内外关于家族企业理论的研究成果,结合中国家族企业的发展现状,分析了阻碍中国家族企业可持续发展的瓶颈因素,借鉴了国外一些家族企业的发展经验,提出了中国家族企业可持续发展的路径选择。     

外部市场、家族企业及其制度演进

通过对家族企业特征的研究 ,可以揭示企业制度演进与外部市场发育之间的关系 ,外部市场 (包括商品市场、金融市场、劳动市场、经理市场 )的成长 ,对现代资本主义企业的大型化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同时 ,也正是这些外部市场的逐步完善 ,使得企业能够在大型化的情况下 ,通过规范的内部治理结构保障企业的效率     

关于家族企业的几点现实思考

家族企业作为一种企业组织形式尽管有许多缺陷 ,仍然成为现今中国绝大多数私营企业首选的经营模式。原因是多方面的 :有历史文化的影响 ,也有现实环境的限制 ,其中信用缺失、职业经理阶层不成熟等问题是造成这种现实的关键所在     

家事纠纷的特质性及其调解机制的构建

家事纠纷是发生于家庭内部并以家庭成员为争议当事人的民事纠纷,其具有的非理性因素多、隐私性强、对未成年人的危害重、社会公益性大和证据证明难度高等特质性决定了调解机制是解决家事纠纷的最优选择。家事调解包括法院外的家事调解和法院内的家事调解两个方面,故对家事调解机制的构建主要是指对家事纠纷民间调解机制、家事纠纷行政调解机制和法院附设家事调解机制加以相应的制度化和完善化。     

晋商常氏家族的义利观

山西榆次车辋常家世代习儒修身，有志四方。常家不仅注重对传统文化知识上的学习，而且体悟其中精华，形成了“知春秋大义，为学子本色”等优秀的家训、家规；以义为利本，尚义求利为主要内容的职业道德；以秉持大义，惠族济世为主要内容的社会公德以及以孝义为本、慈孝和睦为主要内容的家庭道德。     

家庭现代化理论与当代中国家庭:一个文献综述

来自于西方的家庭现代化理论在中国最近三十年的家庭研究中发挥重要作用,成为研究中国家庭变迁的基本范式和对话基础。中国家庭变迁在现代化进程中既具有一般性特征,同时也呈现出自己的独特性,传统力量对塑造中国家庭仍发挥着不可忽视的作用。观察和理解中国家庭变迁的实际过程对于丰富和完善家庭现代化理论有着积极的意义。     

Gender of the immediate manager and women's wages: The importance of managerial position

One argument for increasing female representation in management is the expectation that female managers will be particularly beneficial for female employees through, e.g., role modeling, mentoring or providing other incentives to enhance female productivity. We explore this issue by analyzing the association between women's wages and the gender of their immediate managers using Swedish matched employee-employer data from 2010. Contrary to the expected positive association, we find that wages are overall 3% lower for female employees with a female instead of male manager. However, dividing the sample by managerial position and controlling for the sorting of employees with respect to, e.g., non-cognitive traits, work tasks, family commitment and establishment gender composition, the negative association is found only for female employees working for lower-level managers, not for women with a manager at the highest rank. One possible explanation could be a difference in decision-making power if lower-level female managers have more limited resources for their subordinates compared to lower-level male managers.     

社会转型时期农村家庭关系变迁实证分析

建立和谐家庭,必须要关注家庭关系.通过对农村家庭关系模式进行实证调查,发现农村家庭关系模式正在由传统向现代转型,家庭关系中男女平等观念深入人心,夫妻之间、兄弟姐妹之间、父母与子女之间关系更为平等和睦.但仍然存在夫妻之间缺乏感情交流,父母与子女之间的平等还有较大差距等问题.因此需要多方面引导和沟通,加快农村家庭关系转型,努力建立新型和谐平等的家庭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