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生代农民工城市适应:一个文献综述

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适应问题向来是社会学研究领域的热点,而近年来传播学者的关注也给这个议题注入了许多传播要素。以传播社会学的视角,将大众传媒等传播要素介入到新生代农民工城市适应的社会学研究中去考量,并将之纳入到"从个体到社会"的全景式理论框架,结合新生代农民工群体进入城市后的生存轨迹和发展逻辑,以期由小到大地对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适应研究进行全方位、多层次的归纳和梳理。     

新生代农民工的媒介接触状况及评价——以福建沿海地区为例

文章通过对福建沿海地区四个城市新生代农民工的媒介接触状况的问卷调查与分析评价,反映他们的媒介接触动机、频率、偏好、内容等,并从新生代农民工自身、大众传媒、政府三个层面提出更好地通过大众媒介满足新生代农民工信息需求的对策建议.     

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的支持性模式实证研究——基于员工帮助计划视阈

文章从实证角度研究了员工帮助计划促进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的支持性模式的作用机制,发现员工帮助计划的四个维度对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的经济融入、社会融入、心理融入都有显著的积极作用。其中,职业规划的综合影响尤其突出,其余依次是心理资本、关怀环境和职业价值。研究显示,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是复杂的系统工程,多因素综合作用更为明显,所以促进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在发展战略和总体规划上应突出前瞻性与系统性谋划,实现人口红利向人才红利的提升,这为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的深入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启示和基础。     

新生代农民工创业绩效及影响因素分析

城市创业是新生代农民工立足城市、谋求发展的重要手段,但是新生代农民工在城市创业过程中呈现创业规模小、创业收益少、稳定性差和创业满意度低等特点。人力资本、社会资本以及城市的社会政策等因素影响着新生代农民工创业者的创业绩效,人力资本状况对创业绩效有正向影响,宏观社会资本相对于微观社会资本对创业绩效的影响更大,良好、宽松的社会政策有利于新生代农民工城市创业的发展。在新生代农民工城市创业扶助过程中,需从开发人力资本、培育社会资本以及构建良好创业政策环境等层面着手。     

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交往与精神健康——基于北京和珠三角地区调查数据的实证分析

新生代农民工群体的精神健康问题在当今社会引起了广泛关注.本研究基于北京和珠三角地区的调查数据,描述了新生代农民工精神健康状况并分析其影响因素.结果显示:新生代农民工群体精神状态欠佳;影响其精神状态的因素主要集中在社会交往层面,其中群体性交往尤为重要.研究认为,从根本上根除“流动劳动力体制”是改善新生代农民工精神健康的关键.在现有条件约束下,通过国家、企业和社区的协同努力,增加新生代农民工的自主性群体交往并进而增强其对城市的社会认同,是解决新生代农民工精神健康问题的可行途径.     

新生代农民工的身份认同及影响因素分析

新生代农民工是农民工群体中的"精英",探讨新生代农民工身份认同及影响因素,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新生代农民工身份认同处于混状态。回归分析结果表明,性别、城市生活体验、与市民的社会交往状况、与市民之间的社会差异感、城市社会生活的满意度以及是否参与当地城市社区组织,对新生代农民工的身份认同有显著性影响。     

新生代农民工生存境遇的道义社会学分析

强调安全生存和生存伦理,是道义社会学研究的核心观点。本文以新生代农民工群体的城市生存为研究对象,将城市生存的概念操作化为经济收入、社会权利、文化适应三个分析维度,分析新生代农民工群体在城市生存方面陷入的具体困境,主张从国家政府作为保护人角色层面建立保护与补偿制度,从农民工群体和市民群体互动层面建立平等与互惠机制,从雇主阶层的利益角度建立适度剥削与劳工人权建设等三个方面构建新生代农民工群体城市生存的支持体系,最终降低威胁其在城市生存的风险。     

新生代农民工流动意愿的影响因素分析

新生代农民工流动意愿分为保持流动、回乡创业、回乡务农与定居城市四类,调查显示:定居城市与回乡创业两种非农化意愿居于主导地位。无序多分类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表明:不同流动意愿受不同因素制约,居于主导地位的流动意愿受到更多因素的影响。政府可通过完善相关制度的制定与执行、发展农村与农业、提升新生代农民工素质为新生代农民工流动意愿选择构建良好的外部环境,以此满足新生代农民工的经济与非经济需要,最终实现新生代农民工流动意愿,促进人口自由流动。     

农民工自我重塑与城市适应

文章尝试糅合宏观社会因素与微观心理因素构建农民工城市适应的模型以描述、解释农民工的城市适应,在此模型之上探讨了一些阻滞农民工城市适应的因素及其影响途径。认为农民工的城市适应过程是以农民工的“自我”为中心,以“自我重塑”为途径,以“城市性”的获得为中介,以高层次的城市适应为目标的往复循环的过程。制度、政策的城乡分割,城市社会的偏见、歧视与排斥,农民工自身知识文化技术特征、特殊的观念心态三种因素从不同的途径影响农民工重塑,进而影响农民工的城市适应。     

城市融入进程中新生代农民工的观念变迁——基于文化接触理论视角的分析

新生代农民工是我国农民工队伍的主体,新型城镇化建设背景下,城市融入进程中,他们的乡土观念、消费观念、价值观念都发生重大变迁。与城市文化的接触是新生代农民工观念发生变迁的重要原因,具体而言,第一,城市较为发达,城市文明对新生代农民工具有强烈的吸引力;第二,新生代农民工面临良好的政策环境,这有利于他们的城市融入和观念变迁;第三,新生代农民工与城市接触相对广泛,并且他们能够自我调适,逐步适应城市社会,在此过程中,他们的观念也随之发生变迁。     

农民工的社区融入和社区支持研究

融入社区是农民工适应城市社会的有效方式和最终目标,有利于其在社会生活和心理方面融入城市社会,也有利于农民工问题的解决与社会和谐。从与社区关系和代际差别的视角看,农民工融入社区的状况存在差异,但总体上面临社区融入难的问题。这是由制度、社会和农民工自身原因共同造成的,特别需要社区的有效支持。社区支持是一个全面的概念,包含在社区建设的过程中,针对不同类型农民工建立社区、将其纳入社区管理体制和对农民工进行社区管理、社区服务、社区保障、社区参与方面的支持,最终促进农民工融入城市社会。     

农民工阶层的社会排斥研究

农民工阶层是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形成的一个特殊群体.农民工阶层主要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关系、社会保障五个方面受到城市方面的排斥.因此,消除社会排斥,保障农民工的社会权利,是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急需解决的问题.     

“福利田”的经济分析

由于农地经济功能的弱化和社会功能的强化,以保障基本生活为目的的福利田产生,与之相对的是以获取最大经济效益为目的的效率田。通过对福利田的经济分析,我们可以明确看到,福利田导致了农地的低效利用,制约了农业效益的提高,同时影响到农民工的非农化进程,阻碍了我国产业结构升级。     

试论农民工的向上流动

我国在长期的二元结构的影响下,社会出现了断裂,经济的发展受到了阻碍.农民工阶层作为城乡分隔的疏通管道,不停地传递着二元之间的信息,同时也是社会经济发展的主要力量.农民工的向上流动不仅带来了农村的富裕,而且为城市的中间阶层注入活力和营养,从而为达到"橄榄型"和谐的社会结构提供可能性.     

论构建和谐社会进程中的农民工政治参与--不可忽视的"四农问题"

农民工是我国改革开放的产物,是我国社会转型时期一个非常特殊的阶层.随着我国社会的发展,虽然其经济地位和生活水平都有了明显的改善,但其政治生活水平,尤其是其政治参与状况却并不十分乐观.拟对农民工政治参与的意义、现状与问题进行具体分析,并在此基础上提出对策思考,以期引起对农民工制度化、理性化政治参与问题的关注.     

生活方式视角的农民工融入城市：成都证据

城市化不等同于城镇数目的增加和面积的扩大,也不意味着城市化率的快速提高,城市化的实质是生活方式的城市化。以2010年对四川省成都市农民工的抽样调查为例,分析农民工生活方式的状况,指出劳动就业方式是影响农民工生活方式的主要因素。实现农民工生活方式城市化,应扫除农民市民化进程中的制度障碍,提升农民工的人力资本,积极构建和谐的社区环境。     

论赵树理创作对农民立场的自觉持守

赵树理的创作不仅以农村生活为题材,而且也以为农民代言为己任。作为现代农民作家的典范,赵树理无论是在延安时期的大众化运动中,还是在建国后“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政治语境中,都坚持自己的农民立场。在当下文学日益疏离农民立场的文化语境中,重申赵树理创作对农民立场的持守应该是有益的。     

建国前后上海工人工薪与生活状况之考察

抗战爆发前,上海工人薪金收入大多数不能维持最低生活标准;抗战爆发后,上海工人生活状况更是每况愈下;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实行“胜利加薪”,上海工人的工资收入有过短暂的上调, 但是,随着内战的爆发,上海工人又陷入了饥饿或半饥饿的生活状态。建国初,中共采取各种措施提高工人的工资水平,上海工人的生活状况较建国前有明显地改善和提高。从抗战及内战时期走过来的上海工人,对新中国建立以后的生活状况基本上是满意的,因而比较容易接受和拥护中共的政策。     

新生代农民工“内卷化”现象及其城市融入问题

目前,新生代农民工已成为中国农民工群体的主体.与老一代农民工相比,由于新生代农民工成长的文化背景不同,他们更渴望融入城市社会,但受相关制度和一些传统观念的影响,城市对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排斥现象依然存在.这种社会偏见和社会排斥现象的存在极易导致新生代农民工的“内卷化”倾向,从而影响其市民化进程.新生代农民工的“内卷化”倾向主要体现在社会交往、社会流动和社会认同三个方面,而“去内卷化”的路径应从确立城乡一体化发展理念、改革相关制度及提升新生代农民工自身的城市适应力等方面加以探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