宪法的本质与宪法规范的价值定位

从本质上讲,宪法体现的是一种控制权力的理念,但控制权力并不是宪法的根本目的,其根本目的是为了更好的保障公民权利.宪法规范必须以控制权力和保障权利为宗旨,合理安排好国家权力与公民权利、公民权利与公民义务和国家权力与国家权力之间的价值关系,最终通过对宪法规范的价值定位,来实现我国宪法的价值转变.     

论政府的宪法义务

从宪政理念和宪法的历史来看 ,宪法应是用来约束政府的 ,而不是用来约束公民的 ,政府是宪法义务的承担者 ;政府的宪法义务可以从公民的宪法权利、政府的宪法权力与其它宪法权力的关系、政府的宪法权力自身中找到出处 ;政府的宪法义务具有层次性、多样性和可变性的特点。     

论被追诉人辩护权的宪法保障

在“惩治犯罪与保障人权”并重的现代刑事法理念的倡导下,控制国家权力,保障公民个人的权利,用权利制约权力是平衡控辩双方地位,实现人权保障的重要途径。而将普通的被追诉人权利上升为宪法性权利,运用宪法来保障刑事被追诉人之人权,则为当今法治较为发达的国家所普遍践行。然而“无救济则无权利”,在提升权利之位阶的同时,建立和完善宪法救济机制才能真正实现权利之宪法保障。     

关于宪政理念若干问题的思考(续)

建设政治文明最重要的是要理顺公民权利与国家权力关系 ,使公民权利与国家权力协调实现 ,为此必须认真推行好代表制度和选举制度 ,使公民有效地参与国家权力。处理国家结构问题 ,应突出地贯彻自下而上组织国家权力、分层次行政、尊重历史所决定的现行行政区域、所有地区平等、地方自治、中央与地方权限公平分配等民主理念。宪政的最大特点之一 ,就是把宪法的实现寄托于宪法自身设计的规范政府的结构和运作方式 ,限定政府不得侵犯公民的权利 ,使政府对人民负责、对国家权力进行划分并有效制衡的法制上。我们应该从时代精神、现实的政治秩序建立、宪法的政治历史作用和不同的法律法制视角来全面理解宪法     

论公民基本权利的功能与实现

公民基本权利脱胎于近代自然权利,它是以防范政府权力为其根本功能的.以自然权利为内容的基本权利谱系至19世纪末20世纪初又增添了新的权利内容,即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随着资本主义的高度发展,社会中出现了拥有巨大社会性权力的法人组织,而它们虽从属于私法主体,但却有别于一般个人私法主体,它们所具有的社会性权力实际上类似于国家权力,它们实际上形成了一种"私人政府",能够支配和影响公民基本权利的实现.对于这些能够影响公民基本权利实现的私主体,仅仅运用私法手段进行调整显然无能为力,所以公民基本权利效力即达及这些"私人政府"组织,但不能延及一般私法个人.所以公民基本权利作为抵抗与防御政府的基本功能没有改变;因而,公民基本权利的实现还主要依仗宪法.通过建立宪法诉讼与宪法救济机制得以实现;其次私法法人主体侵害了基本权利的案件,对这类案件单靠私法自身体系是无法得到解决的,因为它超越了私法领域而进入了公法领域,所以这类案件还主要通过宪法得以解决.     

宪法的伦理分析

宪法产生于近现代国家调整人的个体性与国家的实体性、特殊利益与普遍利益的矛盾运动的过程之中,其根本伦理价值目标和内在普遍本质是保障和实现人权.权利的实现和权力的运行应当体现人权和人民主权的基本要求,协调和解决好权力与权利、权利与义务、职权和职责之间的关系,通过建构宪法内在的伦理体系以克服这些矛盾,使之能够彰显人类宪政文明的神圣性与尊严感,由此获得人民对宪法的内在认同.宪法的正当程序是宪法制度向宪法实践运行转化的重要实现机制.     

从文本到实践:宪法民生权利透视

民生问题从宪法文本分析,实际上就是人权的实现与保障问题。而民生需求总是与国家义务相对应,以宪法为视角探求实践中民生纾困的原因、权力的越位与缺位无疑是重要的考量因素。因此,民生命题下的宪法实施,一方面要有效地规范政府权力,防止其异化,另一方面要通过立法、行政、司法的"三位一体",切实保障公民宪法民生权利落到实处,实现宪法保障人权的终极目的。     

再论文化产业正义:文化产业权力与权利

文化产业权力与权利是人、社会和国家权力与权利的延伸和表现形态,有着塑造人、社会、国家的功能。宪法对国家和公民文化权利的规定,建构了文化产业权力和权利的基本关系,构成了文化产业发展与文化产业权利最核心的正义关系。重建文化产业发展的公民、社会和国家的权力和权利关系,在建立和树立实现市场经济正义的同时实现文化产业正义,从而使得"文化产业正义"成为"社会的公平与正义"的正义体现,用公平、均等的文化产业权力与权利观,建构中国新文化产业正义观和新的国家文化安全观。     

论行政法权利的作用机制

行政法权利是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依据行政法所享有的权利。现代行政法主要是通过规范行政权力与公民权利的相互作用来调整社会关系的。在行政法律关系中,私人权利对行政权力的作用机制可归纳为三个方面:参与与配合、监督与制约、抗辩与申诉,通过这三种作用机制,私人权利能有效地发挥促进行政效率、启动权力监督机制、制约行政权滥用等重要作用。现代行政法应保障私人权利对行政权力的积极作用,抑制其消极作用以实现公民权利与行政权力的平衡互动。     

论宪法关系

宪法是资产阶级革命的产物。尊重人的主体性和个体性,以人的权利为出发点和归宿,是近现代宪法的真谛。所谓宪法关系,应当是指宪法规范所调整的作为权利载体的宪法关系主体与作为权力载体的宪法关系客体之间的事实关系和价值关系。在宪法关系中处于主导、支配地位的主体(公民)应该同时享有内在自由和外在自由,实现自律和他律的统一,而宪法关系客体(国家)则应该具有利益性、法定性、被动性和相对独立性。宪法关系主客体之间存在着以实践—认识为基本形式,以对立统一为基本结构的相互作用关系。主体作用于客体的主要内容是“需要”和“效益”,客体作用于主体的主要内容是“规范”和“效应”。宪法关系主客体之间既互相依存、转化,又互相制约、否定。建立以“权利—权力”模型为主客体关系的宪法关系学说,有利于进一步揭示宪法的本质,有利于改变人们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公民与国家的关系是身分关系”的旧观念,有利于突出作为市场主体的公民所应有的主体性地位。     

论公法视野下行政诉讼与宪政的良性互动

公法的最高目标就是实现宪政.在公法的视野下可以通过对立法权、行政权进行规制等多种方式实现完政,行政诉讼就是这多种方式中的一种,而且是一种较为稳妥的逐步推进的方式.行政诉讼遵循着公法的规律.保护救济公民的合法权益,监督控制着行政权的行使.从行政诉讼到宪政,按宪政的要求来推进行政诉讼,在二者之间实现良性互动式发展,这对构建公法共同体,实现对公权力的有效规制是十分有益的.     

论公民住房权的宪法保障

住房权是宪法确认的公民权利,通过考察住房权的宪法和法律规定,对住房权的含义进行了一般理论分析,在此基础上对住房权的宪法和法律保障机制进行阐释.住房权的保障主要依赖积极的国家财政政策以及政府改善民生的政治合法性理念,而这正是宪法保障公民社会权实现的重要途径.     

依法治国的宪法性思考--兼论江泽民同志十六大报告的法治精神

崇尚法治是现代社会政治文明的重要标志。十六大报告提出的依法治国思想的核心和灵魂是依宪治国。法治、宪政与政治文明三者有内在的密不可分的关系。从宪法角度讲,有中国特色的法治制度构建包括建立与国际接轨的法律规范体系、积极实现无限政府向有限政府的过渡、建立科学合理的宪法性审查制度、确立全面司法审查原则的宪法地位等方面。     

沉默权在我国宪法中的价值定位

沉默权问题不仅是诉讼法学上的问题也是宪法学上的一个问题。沉默权不仅具有宪法基本权利形式上的特征而且具有宪法基本权利实质上的特征。将沉默权作为公民的基本权利之一加以规定,符合现代社会宪法基本权利内涵及种类不断扩张的要求。不仅如此,在宪法基本权利中谋求沉默权的合法地位,既是民主和法治的基本要求,也是保障犯罪嫌疑人基本人权的要求,而且还符合宪政意义上的价值观。     

《国家赔偿法》违宪条款质疑

作为治理国家的基本手段和工具的法治,必须是善法之治。《国家赔偿法》作为我国现代社会法治进程的一项重要内容和基本制度,必须符合法治原则、宪法精神及国际法准则。然而,我国现行《国家赔偿法》的有关条款之规定却不乏违宪之处。为了保障宪法效力的至高性和权威性,维护我国法制建设的统一和尊严,实现宪政宗旨,充分而全面地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推动廉政建设,促进依法治国,《国家赔偿法》的违宪条款应予以修订。     

论宪政与宪法解释

宪法解释问题已经成为我国宪法学研究中无法回避的问题,对于如此重大的理论和现实问题,只有从民主、法治与宪政关系的高度入手,才能抓住分析和解决宪法解释问题上相关分歧的关键。     

中国宪政架构下的行政权与司法权关系之重构

宪政的基本理念在于限制权力 ,保障人权。依法治国 ,实现行政法治 ,迫切需要强化司法权对行政权监督与制约的力度。这是行政法进一步发展对宪政所提出的深刻挑战 ,也是行政权与司法权关系重构的核心问题。从中国现行宪政体制出发 ,建立中国式的司法审查制度 ,以此重构行政权与司法权之间的关系 ,方能更好地保障公民的诉权 ,实现民主政制。     

和谐社会建构中的少数民族习惯法与国家法

各民族经济发展水平和传统的差异决定了少数民族习惯法存在并实际地发挥秩序维持功能的必然性。少数民族习惯法在弥补国家法有限性的同时,又和国家法发生冲突。在国家法制统一的要求下,少数民族习惯法应受到国家法的检视和制约,其中不符合法律和行政法规基本原则的部分应受到否定。市场力量的作用以及国家法制统一的要求,决定了少数民族习惯法逐渐被国家法取代是不以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的。     

中央与地方税权划分的国际比较与借鉴

美国、日本和法国代表了当前世界上最主要的三种税权划分模式,通过对它们的比较分析,可以得出几点可供我国借鏊的经验:一是中央与地方税权的划分与国家体制相统一;二是中央与地方税权划分应在宪法和法律的层面上加以规定;三是税收基本法规的制定权集中在中央,即使是有限的地方税收立法权也将受到中央严格的法律规制;四是注重税收司法权对税收立法权、执法权的制衡;五是地方政府拥有稳定的主体税种,地方税体系成熟;六是中央政府掌握大部分税收收入,通过恰当的转移支付制度实现对地方税权的补充和制衡.     

试论新民主主义宪政思想的形成

新民主主义宪政是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民主政治建设中的伟大创举。新民主主义宪政思想是经过长期艰难探索才逐步形成的。民主联合战线的“革命的民众政权”的构想和苏维埃工农民主政权的实践 ,是中共早期对政权模式的探索 ;“人民共和国”及“民主共和国”方案的提出是新民主主义宪政思想的萌芽 ;基于新民主主义理论的新民主主义共和国政权模式构成了新民主主义宪政思想的雏形 ;抗日根据地“三三制”政权的提出和建立是新民主主义宪政思想形成的标志 ;《陕甘宁边区宪法原则》和人民政协《共同纲领》的制定是新民主主义宪政思想更臻完善的体现。新民主主义宪政思想的形成与新民主主义政权的建立和发展相因相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