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建构当代文学经典的三个维度

文学经典既是一个民族、时代的文化标高,又引导着民族、时代文学发展的方向.而文学经典的形成,除了其自身的客观价值之外,与文学史和文学接受中的对其建构是密切相关的.因此,建构中国当代文学经典,需要从三个维度的辩证统一中去把握:既充分重视文学史撰写的作用,借"重写文学史"重建文学经典,同时破除文学史对于确立文学经典的话语霸权,使文学经典返回现场,从其与当时社会的密切联系中,认识其当代性.而对当代文学经典的指认,还需要从当代社会文学生产与消费的现实关系中,从文学消费角度加以把握.     

文学史秩序·经典·权力

经典是文学史的骨架,经典化是现代中国文学史学科的重要职能;经典的形成受政治权力和知识权力的监控与规引;经典作品的释义是文学史书写的关系中轴.     

文学史书写与文学经典的互动——“重写文学史”相关问题的反思与追寻

文学研究界对现当代文学史进行了重新回顾与定位,重写文学史的提出受到了研究者的关注和肯定。反观＂重写文学史＂的实践,文学经典和文学史之间是一个互相改变、互相补充的矛盾运动过程：经典的经典性与文学史的重构、经典的有限性与文学史的自反、文学史的权利与经典的制衡。透过这一现象可以发现文学史书写本身就是作家生命体验的话语建构过程,文学史与文学经典的深层关系源于文学史对文学经典的表述和言说,即叙述构建的话语空间。     

总集与文学史权力——以《文苑英华》所采诗题为中心

在古代中国,虽然文学史之撰写及其呈现形态与现代中国颇不相同,但是,在包涵文学作品的文本整理、文学典籍的文献承递、文学知识与经典的传播等在内的一系列影响文学史运作的过程中,话语权力的渗透可以说是无处不在的,只不过其表现形式较为隐蔽,往往不为人察觉。本文将其称之为文学史权力,并以《文苑英华》一书对所采诗篇题目的处置为中心,讨论总集编纂中的文学史权力运用问题。对诗题进行类化、简化或同化,是《文苑英华》这部总集在文献使用和编纂体例上的重要特色之一,其影响及于诗歌之流传、阐释与接受,更在这一过程中展示其对个别作品的占有、支配甚至再创作的权力。     

文学之“轮”与语言之“辕”——被现代文学史叙述所遮蔽的语言之维

现代文学的发展以形成民族共同语为鹄的,而民族共同语的形成又以便于建立民族国家为最终的旨归。＂国家＂与＂语言＂的这种隐性关系,决定了现代文学史的＂文学＂与＂语言＂的关系,不是＂文学＂的发展带出＂语言＂问题的讨论,也不是＂语言＂论争和运动配合着＂文学＂的发展,作为文学史发展的零部件而随其运转。恰恰相反,语言是＂辕＂,文学是＂轮＂,驾辕的＂语言＂决定着＂文学＂之轮的方向和快慢,而国家意识形态则是挥鞭人,统率着驾辕的马。     

知识·权力·文学史--关于中国现代文学史观的再思考

呈现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中的知识谱系或关键词必然牵涉文学叙事的"权力"和它的实施步骤。文学叙事即构成了对一种权力普遍性的寻求。文学史并不是由中性材料堆垛成的一长串文学事实,而是文学叙事权力全面渗透、控制着的场域。权力诉诸文学有多种表现方式:文学社团和办刊、翻译、文学批评和论争、作家创作对读者的影响等。     

国家权力、社会权力及其关系的分析

权力是指包括国家政治权力在内的一切社会影响力.事实上只要有群体和组织生活的地方就必定产生权力现象.从国家与社会二元区分的角度可把存在于一个民族国家之中的权力区分为政治权力和社会权力两种类型.国家权力与社会权力之间具有相互依存和相互制约的关系:一方面,社会权力是政治权力的基础,政治权力是社会权力的保障,两者形质相同,存亡相依;另一方面两者又存在一定的冲突和制衡关系.一种社会形态的有序运行过程本质上表现为一元的政治权力和多元社会权力的博弈和统合过程.     

从"诗言志"的经典化过程看古代文论经典的形成

本文对“诗言志”的产生年代、经典化过程和途径进行了论述。由于“诗言志”是古代文论的“开山纲领”,因而它的经典化过程便有普遍的意义。因此,本文提出的“六途径”说,对于研究古代文论的经典化也是有意义的。本文认为,所谓文学经典,是指具有精品内质、阐释空间和持久影响的文学文本。文学经典包括文学作品经典、文学理论经典、文学批评经典和文学史经典。对于古代文论经典来说,又包括文学的经典范畴、经典命题、经典观点和经典论著。纵看,有一时之经典、一代之经典和千古之经典;横看,则有民族之经典、国家之经典和世界之经典。中国古代文论的大半壁江山都是由儒家经典所奠定的。     

消费主义与接受美学语境中的文学经典

消费社会在我国渐趋形成,消费社会的形成,将对社会文化生活带来全面而深入的影响。对文学而言,其不仅改变了文学活动的环境,而且也对文学经典确立的原则、经典化过程产生了重大影响。本文把文学作品置入消费主义图景下接受美学文学吏观这一语境中,从历时性及共时性两大维度来探讨文学经典形成的复杂机制。     

中美大学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关系的比较研究

中美两国大学内,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的关系存在着较大差异。通过对中美大学管理体系的比较可以看出,中国大学的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没有分开,行政权力大过学术权力。要优化中国大学学术权力和行政权力间的关系,应转变我国大学的管理思想;精简现有行政管理人员;建立健全＂委员会＂制度;保证教授的学术自治;鼓励教授适当参与行政管理;全社会也应该配合大学建立起严格的监督机制。     

如何经典，怎样存在？ ——电子媒介时代文学经典存在方式的新特点及其反思

在电子媒介时代,文学经典存在方式由神圣高雅走向交互通俗。这为文学经典在当代的传播与发展带来了新的机遇,但同时也导致了文学经典去经典化与被边缘化的隐忧。文学经典在传播与接受过程中出现交互化、影像化、碎片化特点,进一步导致了文学经典的泛审美化。这呼唤着我们明确文学经典的标准,坚持正确的文学审美原则,并充分利用电子媒介的力量,为文学经典的存在与发展带来新的可能性与阐释空间。     

中国古代文学的经典

文章借用西方文学的"正典"(canon)研究为视点,讨论中国古代文学的经典.通过对经典的形成、经典的品质、经典的类型、经典的影响等几个中心问题的梳理,该文尝试呈现古代文学经典悠久的历史、丰富的实践及其在古代文学与文学批评中的核心地位,同时从更宽广的现代学的语境与问题出发,把中国古代文学经典作为平衡传统与现代之间张力的古典资源之一.     

文学想象力刍议

文学史上的许多经典之作都可以说是想象力的产物。但想象力贫乏,却成为当下文学创作一个带有普遍性的问题。本文认为,这可以从文化传统、教育体制、时代等方面找到原因,但问题的关键还在于作家本身。另外,本文还对"散文与想象无关"这一论点提出了质疑,事实上,想象性是散文审美艺术的基本特征之一,是散文走向开放和现代化,显现艺术形式的开放性、现代性、丰富性的一个标志。人们可以在散文与想象之间找到丰富的路径。     

文学经典的批评与文学批评的经典化——以建国后十七年文学经典的批评为中心

建国后十七年，文学批评的主流意识形态话语通过掌握文学经典的解释权而取得主导地位，其具体方式是颠覆原有经典、重新确认经典、文学经典重释、原有经典强化以及确立新时代经典，筒言之，通过共时态的文学经典建构与历时性的经典评价从而实现文学批评的经典化。由于文学经典的形成受他律性因素的支配，文学批评的经典化与非经典化范围总是处于流变之中，其流变的复杂过程呈现了建国前后文学批评观念的转型态势，也预示着建国后主流批评话语的建构方向。     

论中国古典文学作品翻译中的受众意识——以德庇时英译《好逑传》为例

翻译中国古典文学作品能更好地弘扬中华民族优秀文化,增强中国文化软实力,促进东西方文化的交流与理解。但因缺乏受众意识,中国文学典籍“走出去”步履维艰。从本质上看,文学典籍翻译是一种跨文化、跨语际的信息传播,受众是影响传播过程的要素之一。译者只有具备受众意识,仔细分析受众类型与受众接受动机,才能真正有效地推动中国文学“走出去”。       

论唐代文人的忧国忧民心态

唐代文人忧国忧民思想呈现出明显的时代特质。政治清明的盛唐 ,文人积极用世 ,兼济天下 ,展示出昂扬的精神风貌 ;中唐则朝纲不振 ,国势趋衰 ,文人的作品多表现为对权贵的鞭挞以及对民瘼的同情 ;到了晚唐吟唱的则是一曲曲挽悼的哀歌。这种内容与形式的兼备 ,因而产生出历久不衰的文学精品     

改编的通俗性与文学经典的建构

改编基本上是由相对高雅的文字艺术转变为通俗的表演艺术。通过改编,文学名著可以大规模地迅速普及到一般人群。文学经典的建构主要由文学作品在知识精英和普通民众之间的互动来完成,改编是文学作品在两者间互动的一个重要形式,并由此参与了文学经典化的进程,具有重要的作用。具体而言：世代累积型经典,其经典性的孕育和生成,明显有赖于民间相关改编;文人独创型经典,改编对其经典性的确立有显著促进作用。     

我看"红色经典"

“红色经典”是“17年文学”特定的“历史情境”的必然产物 ,其“史诗”性的创作追求一方面成就了“经典” ,另一方面也带来了其缺失 ;自“红色经典”诞生起 ,其随政治波涛起伏荣辱的历史命运更是当代文学史上的代表性现象。文章认为对经典的批评要以一定的文学理想境界作为每一位批评家的“果核”和“底子” ,从而在具体的“历史情境”下分析其文学意蕴 ,确立其文学史意义 ;轻易作出武断结论的批评态度是不可取的。同时文章也提出 ,当代文学要在新世纪开拓出一片新的天空 ,如何正确对待文学维度与政治维度关系仍是一个必须跨过的堤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