矫正正义:侵权责任正当性论证的必要条件

所有调整责任和惩罚的规范都是矫正正义规范,因此侵权法规范本身就是矫正正义规范.矫正正义的道德规范是矫正正义的侵权法规范的正当性基础,矫正正义的侵权法规范如果违背了矫正正义的道德规范,就会自己使自己无效；遵守基础规范的义务和实施了侵权行为后的矫正义务之间存在原因上的连贯性；因此,可以说矫正正义是侵权责任正当性论证的必要条件,任何不以矫正正义为基础的强加侵权责任的法律规范都是不正义的.但是,矫正正义对于侵权责任的正当性论证——特别在侵权责任大小方面——并不充分,侵权责任的正当性论证还需要功利主义理论补充.     

论侵权责任首次分配规则的拓展性构建

侵权人与被侵权人并非零和博弈,此乃传统侵权法矫正正义之不足。分配正义要求侵权法对加害人给予同等关注,将侵权责任在包括被侵权人在内的当事人间进行分配。从侵权责任分配层面,我国立法仅对涉及受害人过错时的责任分配规则有初步规定,而缺乏责任人与被侵权人赔偿义务划分标准和侵权行为形态与侵权责任形态的对应性规则,更没有处理致害人不明案件责任分担的特殊规则。侵权责任首次分配规则的拓展性构建,须借鉴普通法的司法实践经验,从明确侵权责任分担规则、整合受害人过错制度、确定责任人与受害人责任划分标准和填补特殊领域规则空白等角度着手,继而将侵权损害赔偿责任在包括被侵权人在内的当事人之间根据一定标准、因素进行分配,最终实现侵权责任由矫正正义到分配正义的过渡。     

论侵权责任中正义理念的变迁——以环境侵权责任为分析视角

作为一项古老而又年轻的法律制度,侵权责任中的正义理念的演进大致遵循了形式正义、实质正义到社会正义的历程.侵权责任中的正义理念分别反映在过错责任、无过错责任和社会责任之上,我国环境侵权责任的变迁及其发展趋势很好地诠释了侵权责任中的正义理念.     

论生物安全损害赔偿责任的规则建构

生物安全损害具有高风险性、潜伏性、非对称性、利益复杂性等不同于传统损害的特点,愈发成为难以回避的现实问题。生物安全损害赔偿责任是风险社会背景下为回应生物安全损害的特殊性而出现的新型侵权责任类型,是生物安全管理中的重要内容,但其规范基础较为薄弱,需要基于生物安全法治的现实需要不断完善。分配正义与矫正正义之平衡、技术发展与风险规制之协调,为生物安全损害赔偿责任制度提供了法理层面的正当性基础。《民法典》中关于产品责任、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责任以及高度危险责任等侵权责任的规范依据可为生物安全损害赔偿责任的规则建构提供参考,国际法规范与实践、典型国家的立法及其实践亦可供借鉴。为此,应遵循责任分担原则确保赔偿责任在法律主体间的合理分担,以风险预防和合理分配为依循确立无过错责任归责原则,基于生物安全损害的特殊性明确责任的构成要件,并通过责任限制协调价值张力与冲突,进而实现生物安全损害赔偿责任的规则优化。     

论企业社会责任框架下的分配正义

企业社会责任要求企业对社会利益的维护和增进承担义务,分配正义就当然成为企业社会责任制度追求的目标之一.不同要素参与分配而导致的社会分层是作为社会分配基础形式的企业分配差距产生的基本原因,阶层间良性互动是企业社会责任框架下实现分配正义的基本要求.劳动者的基本人权保护、人力资本参与企业剩余分配以及不同劳动者之间分配调节,是实现企业社会责任框架下分配正义的基本路径.     

权利应得——分配原则的正义基础

权利应得是对道德应得的反叛而指向利益。当权利与利益相联系时,利益持有的正当性就变成了以权利应得为前提的分配正义。罗尔斯"差别原则"的重大失误在于,分配正义不是权利应得的结果,而是平等要求的权力强制。权利应得的分配正义,就是从权利出发论证分配原则的合法性,因而,分配原则的正义基础也就是权利应得的实现。     

通过慈善实现正义?——“创造性资本主义”及其批判

以慈善的方式实现分配正义是一种历史悠久的观点,但在现代社会,人们已不再认为个人慈善可以保证分配正义的实现.“创造性资本主义”理论提出可以通过促进企业慈善来消除贫困、实现分配正义.有充分的理由认为,以企业慈善的方式去实现分配正义,既不具有有效性也不具有正当性.它会导致身份不正义和其它正义价值的损失,还会使富有的人通过少量的慈善而被免除大量的正义义务,反而不利于正义的实现.没有政府对正义的保证就没有真正的慈善,政府再分配制度的建设应该优先于对慈善的鼓励和强调.     

构建法律道德的正义基础

法律道德的核心在于社会正义,法律道德建设的实效在于社会正义的实现程度。社会正义的虚位会引发法律道德的荒芜,只有构建理性的分配制度和司法制度才能真正奠定社会正义的两大基础——分配正义和司法正义。通过制度建设将法律道德的要求落到实处,然后再逐渐演化为内在的自我约束,才能逐步实现真正的社会正义。     

分配正义中的政府责任:以风险与法为视角

传统意义上的分配正义通常被理解成财富分配正义,甚至等同于收入分配公平,而忽略或者较少涉及风险分配正义及其所针对的当下社会中财富占有越少者而风险承受却越大的规律性事实。处在争论中的机会公平方案和结果公平方案都只注重于财富分配正义而缺少风险分配正义的安排,且主要基于原理取向的进路研究问题和设计制度。为矫正当前因风险分配失衡所恶化的财富分配失调,具有较强分配功能的经济法和社会法,应当遵循问题取向的进路,在追求财富分配正义的同时,将风险分配正义纳入社会分配制度改革的目标,并确立风险分配正义中的政府责任。     

论个人信息网络侵权责任多元归责原则之确立基础

从侵权责任归责原则的发展历史看,技术社会形态、法哲学理论和正义观念构成其确立基础。网络社会里,由于多种技术社会形态并存发展、行为主体与权利人关系多样化、侵害后果状态和归责事由多样化、价值需求和责任形式多样化发展等要求,要实现网络中个人信息权益保护与行为自由的平衡,应当确立个人信息网络侵权责任的多元归责原则：过错责任原则、过错推定责任原则与无过错责任原则。     

论律师维护社会公平和正义的社会责任

律师作为一种社会现象,虽已有上千年的历史,但成为一种正当的社会职业,受到社会的尊重和国家的认可,不仅得以长期生存,而且获得稳步发展,则是近代资产阶级革命推翻封建专制统治,创立民主、法治国家以来的产物。律师在为当事人提供法律服务的过程中,还义不容辞地承担着维护社会公平和正义的社会责任。律师作为当今社会管理活动中的一种正当职业,其正当性基础就在于,不仅社会有需求而且国家有需要,并集中表现为它是维护社会公平和正义的一支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从追求目标来看,律师与法官、检察官虽属不同的法律职业,但在追求社会公平和正义的实现上,目标是完全一致的。     

论现代事故损害赔偿责任的客观化和社会化

在人类社会进入到现代高度风险的社会后,事故损害赔偿责任的归责原则从过错责任到无过错责任演变。与此相应,责任保险制度和社会保障制度的出现,也反应出了事故损失承担出现了社会化的趋势。这个过程实现了事故损害赔偿责任上的“自己责任”到“群体责任”转变,体现了民法背后的社会伦理观念已经从矫正正义向分配正义的过渡。     

论分配正义与权利

分配正义是社会政治哲学的重要课题。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需要有一系列正义原则以指导人们在各种不同的决定利益分配的社会和经济安排之间进行选择, 达成有关分配份额的公平契约。作者认为,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收入和财富分配结果的社会正义原则就是效率与公平内在结合的差别原则。分配正义要求有利阶层和不利阶层间在收入和财富分配上的差别应具有双向增递式关系; 而分配结果的正义性首先必须是一种程序正义的结果, 分配的程序正义原则就是要求平等地分配各种机会, 排除自然的和社会的偶然因素对人的影响;分配正义的权利问题主要地可以归结为对资质才能的权利问题, 个人和社会对个体的资质才能双重拥有权利是分配正义的权利基础。     

论矫正正义视角下的过错责任

矫正正义与过错责任构筑了近代侵权法的主体,但在当代受到了严峻挑战.然而,矫正正义的社会基础并未消失,所失一所得公式是损害赔偿的主线,我们应继续坚持侵权法的道德性.     

我国侵权责任法的价值取向

《侵权责任法》是我国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中一部重要的民事权益保障法。该法强调权利保护理念,尊重和保障人权;强化责任承担意识,实现社会公平正义;平衡各方利益,促进社会和谐。完善我国《侵权责任法》的途径包括：完善过错责任、无过错责任归责原则体系;贯彻全部赔偿、惩罚性赔偿、限定赔偿原则。     

实现分配正义构建和谐社会

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一个人与人、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社会,是一个经济繁荣、政治文明、社会稳定、人民安居乐业的公平正义的社会,也是一个分配正义的社会,分配正义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客观要求。本文就实现分配正义的理论基础、分配正义的原则、目前分配上存在的问题及其危害和实现分配正义的途径谈一些看法。     

在分配与持有之间：执政党正义的逻辑基础

执政党的正义逻辑需要同时从分配正义和持有正义两种观念中寻找根源。在分配正义的观念中,罗尔斯强调福利平等原则,德沃金强调资源平等原则,桑德尔强调基于共同体的平等原则,麦金太尔强调历史主义的应得平等原则,沃尔泽强调基于共同体的按需分配原则。在持有正义的观念中,诺齐克和哈耶克则都强调首次分配意义上的个人持有原则。未来中国共产党正义伦理的构筑需要在分配正义和持有正义之间折衷。中国共产党应在保障公民正当财产权的基础上,通过税收制度和社会捐赠制度进行再分配。在再分配的过程中,执政党应在普遍国民福利和弱势群体福利之间寻求一种平衡。     

正义与应得

分配正义的标准是社会正义的核心问题.在现代社会,社会应按照平等分配,因为正义总意味着平等;在古代社会,社会按照应得分配,正义的本源意义即为应得.正义奖赏德性,道德应得是首义;应得以优秀之善为标准,它依赖于社会角色;共同体为应得确立实践的生活场景和社会结构.道德应得、社会角色和共同体三者共同维系了应得作为分配正义原则之内在标准的理论根据和实践基础.然而,道德应得已经消亡;惟有个人应得方具时代意义.     

大规模侵权的侵权法嵌入问题研究——以大规模侵权损害救济为中心

我国目前正处在社会转型期,大规模侵权事件频发,对大规模侵权损害的救济不仅事关受害人权益的维护,而且在一定程度上关系到公共安全和社会稳定。大规模侵权在行为形态上可划归现行法所确认的侵权,但与被侵权人单一或人数较少的侵权行为相比具有受害人众多、损害救济复杂等独特属性。在侵权法框架下处理大规模侵权损害赔偿问题,既要遵从侵权损害赔偿的一般规则,又要基于大规模侵权的特性构建相应的特殊赔偿规则,如适用"私权优先"规则、确立损害不确定情况下的特殊赔偿规则和多个侵权人赔偿责任分担规则等。     

消费者受到第三人侵权时经营者的责任

对于消费者在经营场所受到第三人侵权时,经营者是否承担安全保障责任的问题,从法律适用方面可以从当事人之间是否存在约定义务及是否存在法定义务方面考虑,不宜滥用侵权责任、消费者保护法和附随义务理论。从法的本质追求来看,也不能盲目扩大经营者的安全保障义务,对其义务的确定应符合法律的实践和社会现实,符合公平、正义的法律理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