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史稿·曾灿传》及《魏礼传》史实考误

曾灿与魏礼俱为明末遗民,又都是清初著名文人团体“易堂九子”的成员,《清史稿》所栽二人之传中,有四处与史实不符：曾灿之招抚四营兵在顺治三年丙戌而非“岁乙酉”（顺治二年）;其父曾应遴之卒应在顺治四年丁亥,而非曾灿前往招抚四营之时;魏礼倦游而归筑“吾庐”,应在康熙五年,而非在其“年五十”（康熙十七年）之时;魏礼享年应为六十七岁,而非六十六岁。     

乾隆年间广东的农业发展高潮

<正> 在中国古代史上,广东出现过两次堪称农业发展的高潮时期.一次是明朝中后期,一次是清朝乾隆年间.后者又超过了前者,成为广东农业发展的顶盛时代.清初,广东农业之从高潮滑向低谷,使农业经济的商品化进程遭到极大的破坏.其主要原因在于从顺治到康熙初二十多年间战争和迁界对社会经济的严重破坏.以战争而论,顺治年间广东人民的抗清战火燃遍全省各地,且长达十余年,而李定国亦于顺治九年(1652年)、十年、十一年三次进入广东抗击清军.清朝军队的烧杀掳掠,使许多地方“井里萧然”.以     

四论《贞观政要》之成书时间——与谢保成先生商榷

本文是对谢保成先生关于《贞观政要》成书时间意见的商讨。笔者认为，《贞观政要》成书时间在开元九年九月至十年十月之间，着手编辑的时间的上限可以定在长安元年（公元701年），正式的编辑时间可以定在开元八年五月至十年十月之间。谢保成先生则认为，《贞观政要》“着手编录”“大约”始于开元五年（717年）；正式编录时间在开元八至九年（720-721年）。而“基本撰成”时间的下限在开元十三年（725年）；进呈玄宗的时间在开元十七年（729年）。故其意见不为笔者所同意。     

从六朝诗看中国古典诗歌结构的演进

“入题－铺写－反应”的“三部式”结构是六朝诗歌的“定准”结构，其中“铺写”是主体支撑部分；而“对仗”又是“铺写”环节中的关链要素，对仗集中于“三部式”结构中间部分所蕴含的“美学动机”则是利用其独具的工稳对称性，将意象、声律统一进结构之中，建构起一个更具多维空间形态的诗歌系统结构。     

杜甫献《三大礼赋》时间考辨

现今学术界基本认定的杜甫于唐玄宗天宝十载献《三大礼赋》,实是千年误读。实际上,杜甫是在天宝九载冬预献《三大礼赋》的,这可从杜赋文本和当时历史文献资料得到证明。关于献赋的时间,历史上有三说天宝九载冬、十载、十三载。但自从钱谦益认为“献赋自在大礼告成之日”、“十载献赋明矣”以后,则众口一词无疑义。而钱氏之说是缺乏根据的。     

论清朝对藏区法制的立法思想和立法原则

清朝统治者入关以后，面对国内尖锐、复杂的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感到旧律已不能适应统治全国的新形势。为了维持在全国范围内的统治，决定一方面暂依旧章，采用《明律》；另一方面，组织人员，创制新律。1647年（顺治4年）制定了第一部成文法典《大清津》，颁行全国。这部《大清津》，说是创制，实为《明律》的翻版，没有多少新的内容。康熙年间在藏区制定了《十三法》、《十六法》。雍正年间从“蒙古例”中摘选适用于藏区的条文，制定了《番例条款》。乾隆年间制定了《酌定西藏善后章程》十三条与《钦定章程》二十九条。乾嘉以后重修律例…     

论壮、傣风习文化的关系

壮、傣两个民族风俗文化存在着密切的关系,是明代徐霞客首先发现的。徐霞客游历至广西,于崇祯丁丑年(1637)十二月初五日在广西隆安这样写道:“土人架竹为栏,下畜牛猪,上(?)与卧处之所托焉。架高至五、六尺,以巨竹捶开,径尺余,架与壁落俱用之。(?)以方板三尺铺竹架之中,置灰(?)火,以块石支锅……”后来,他于崇祯己卯年(1639)五月初六日,在云南腾越州的日记写着:“……架竹为巢,下畜牛豕,而上托(?)卧,俨然与粤西无异。屈指自南丹去此,至今已阅十五月,乃复遇之西陲,其中数千里不见也”。     

杜诗考索

杜诗考索丘良任《九日曲江》是入蜀后诗杜甫《九日曲江》诗，仇兆鳌于题下注云：“当是天宝十二载作。盖十三年九日有寄岑参诗，十四年九日，有杨奉先诗，此诗盖在前也。”《杜诗镜铨》、《读杜心解》均编在天宝十二载。时杜甫在长安。诗云：“百年秋已半，九日意兼悲。”...     

“金陵十二钗”考释

《红楼梦》是一部史书和谜书。"金陵十二钗"就是作者为确保《红楼梦》的史书性质和文学品格所采用的特殊的创作方法,即谜语手法。通过考证可知,《红楼梦》作者是在与相关的历史人物的联系中来写顺治和曹宣父子的。"金陵十二钗"正册涉及的十二个人物是清代之前能够指代和影射顺治和曹宣的十二个帝王;"金陵十二钗"副册涉及的十二个人物是顺治和曹宣以及顺治在五台山出家时清代还活着的两代十个皇子;"金陵十二钗"又副册涉及的十二个人物除顺治和曹宣外,其他十人都是随康熙去五台山的皇室成员。     

从出土材料看汉代更赋的征收机构及其征收时间问题

根据出土材料考证,汉代更赋的具体征收机构在“里”,而非乡啬夫。征收的时间为武帝时期,而非文帝十三年。     

清代的状元

科举考试中以名列第一者为元，乡试第一称解元，会试第一称会元，殿试第一称状元。状元亦称殿元、鼎元和魁甲等。中状元者号为“大魁天下”，被称为独占鳌头，它是科名中的最高荣誉。清代的会试，始于顺治三年（1646）丙戌科，终于光绪三十年（1904）甲展科，共举行112科，其中正科84科，加科2科，恩科26科。112科中，共取状元114名。这是因为顺治九年（1652）壬展科与顺治十二年（1655）乙未科为满、汉分榜，各有2名状元。清代的第一位状元是傅以渐，最后一名状元是刘春霖。在114名状元中，仅苏浙皖三省就有78名，其中江苏省籍有49名，浙江…     

《从征实录》中的四个“太夫人”

杨英《从征实录》中有四个“太夫人”,所指各有不同,试为考释如下:一‘从征实录》第九页:“永历四年(1650年)九月,藩驻中左,设坛请兵部万年英宣敕祭太夫人。”从对死者祭奠看,此“太夫人”当指郑成功生母日妇田川氏。《石井本宗族谱》、《郑氏附葬祖父墓志铭》、《台海外纪》均作翁氏。《台海外纪》卷六载:“顺治四年(1647年)二月,韩固山奉贝勒世子令,统满汉骑兵突至安平,郑芝豹、芝鹏等……弃城出泊外海,成功生母倭妇翁氏手持剑不肯去,强之再四亦不行,大兵至,翁氏毅然拔剑割腹而死。”因其母死事壮烈,郑成功在厦门建立基地不久,即奏请颁敕祭奠,并由当时在厦门的兵部万年英主祭。二《从征实录》第十页:永历四年十月,“留太夫人董氏同世子监守中左。”又第十三页:永历五年三月十四日,“虏过中左……太夫人同世藩弃其辎重,只携祖宗神主登舟。”从姓董并与世子共同留守看,此“太夫人”当指     

《清史稿·地理一》订误

笔者就清代直隶建置的变迁查阅了《清史稿·地理一》(见中华书局标点本第八册)。发现其中错误多处,现做如下校正。 1、清初直隶的总督。该书称:“清顺治初,定鼎京师,为直隶省。置总督一,曰宣大。驻山西大同,辖宣府。顺治十三年裁。”事实上。清初在直隶设有两个总督。一是宣大,一是天津。《大清世祖章皇帝实录·顺治元年》六月己未明确记载:“令故明太子太傅左都督骆养性仍以原官总督天津等处军务。”不久,骆养性因擅自迎纳南来的左懋第、陈     

中国杰出的无神论者熊伯龙——读《无何集》札记

(一)熊伯龙,字次侯,号塞斋,晚年别号钟陵,湖北汉阳人(今汉阳县(?)山人民公社红升大队燕子咀小队)。据康熙九年王清所撰《谷诒堂全集·序》,他卒于清康熙八年(公元一六六九年),年五十三岁,推其生年应为明万历四十五年(公元一六一七年)。伯龙早慧,九岁能诗文,青年时与江汉之能文者二十有二人朝夕磨砺,结“寻社”,“声譟东南间”。顺治五年戊子由拔贡举顺天乡试,顺治六年(公元一六四九年)中榜眼,同科状元系湖北黄冈     

56都峤山

都峤山，又名南山，是广西省级风景名胜区，桂东南名山之一，以典型的丹霞地貌著称，距容县县城7公里，是全国道书所称三十六洞天的第二十洞天。山中有胜景“二洞、八峰、二十岩”。历代以寺观众多，风光奇丽而闻名于世。古时山上有九寺十三观，有著名的讲学所太极岩等，宋代著名诗人苏东坡、     

《分享美好》简介

《分享美好》（潘岳生著）于2009年5月由国防科技大学出版社出版。这部随笔集分为10篇,每一篇大致围绕生活的某一个侧面来写。第一篇“感悟平凡人生”,写作者从自己的人生经历中总结、提炼出来的人生体验。第二篇“沐浴温暖春晖”,写亲情（特别是父母之爱）和孝心。第三篇“情系良师益友”。写师生情和同学谊。第四篇“书寄校园小女”,写父爱、父教。第五篇“也说围城内外”,写婚姻、家庭。第六篇“徜徉远近山水”,写游览山水和风景名胜。第七篇“泛槎无边学海”,写读书治学。第八篇“凝眸喧嚣窗外”,写为官之道。第九篇“细诉真爱心语”,写家庭教育。第十篇“陶然闲情逸致”,写作为读书人休闲的高雅情趣。     

对《元泰定帝寿年正误》一文的几点商榷

在1988年的《蒙古史研究》第二辑中载有高文德《元泰定帝寿年正误》一文。作者认为泰定帝“寿三十六”为讹误,订正为“寿五十三”。对此提出我的看法,以请教于高文德同志。 作者认为“寿三十六”与“至元十三年十月二十九日,帝生于晋邸”的记载相抵牾,遂依据《元史》中的一些记载,提出五项论据,认为“寿三十六”应为“寿五十三”。 在第一项论据中作者说:“大德六年,晋王(泰定帝之父甘麻刺)薨,帝袭封,是为     

钞票与捐纳——一幕空对空的清末官场闹剧

清初发行过纸币，“钞尝行于顺治八年（1651年），岁造十二万八干有奇。十年而罢。”目的是筹饷，数额不大，很快就停发，对清初社会和经济领域没有带来负面的影响。之后就没有再发行过纸币，虽然期间也曾有人提议发行纸币，但都被否决：“嘉庆间，侍讲学士蔡之定请行钞。     

清代(1793年)在西藏的重要措施

公元1644年,清兵入关后,西藏即正式归入清帝国的版图。顺治四年(公元1647年),达赖五世与班禅四世即遣使至京师,向清帝献金佛念珠。顺治九年(公元1652年),达赖五世亲至北京向清帝朝贺,清廷封之为“西天大善自在佛所领天下释教普通瓦赤喇怛喇达赖喇嘛”,赐以金印玉宝,金册玉册,可见达赖喇嘛在西藏的地位是清廷所敕封的。清代初年,达赖五世圆寂以     

新文化运动现代性问题再考察——从反思“被压抑的现代性”开始

对新文化运动全盘西化的误读，一定程度遮蔽了五四学者对文化现代化的早期探索史。从一个群体、一个命题和一个错位出发，反思了全体主义思维、单一的现代性、理论的时差等观点，指出新文化运动也是一种“被压抑的现代性”；从自信、世界、问题三种主体意识出发，指出五四学者在多元的世界文明观中，以现代化为本，以中或西为用，在实质上超越了“体用之争”；作为探索结果，“选择性的现代化”是基本立场，“双重创造说”是方法论，“第三样文明”是建设目标。可将新文化运动现代性特质申发为四方面：反思性而非盲目性、内敛性而非扩张性、对话性而非对抗性、人的而非物的，返回“文化”本身再解读以获得历史镜鉴。